安娜·西格斯与胡兰畦
吴晓樵
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1900～1983）是二十世纪德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她的长篇小说《第七个十字架》《死者青春常在》，蜚声于国际文坛。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安娜·西格斯还是一位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德语作家。她与我国女作家、社会活动家胡兰畦三十年代初期在柏林结下的深厚友谊和开展的文学合作活动，一更是二十世纪中德文学因缘的佳话。
安娜·西格斯早年曾在海德堡、科隆等地学习汉学，她对关于远方的中国的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博学多才、思想进步的汉学家菲利普·谢费尔（PhilippSchaeffer，1894～1943）对她影响很大。1928年，西格斯发表成名作长篇小说《圣芭芭拉渔民的起义》，获得克莱斯特奖，1934年被著名导演埃尔文·皮斯卡托在苏联搬上银幕。1928年，她加入德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工作。1930年11月，安娜·西格斯出席了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会议，中国“左联”特派萧三出席此次国际会议。胡兰畦和安娜·西格斯的文学交往，应该与西格斯学习汉学和积极参与当时德国的左翼文学运动的经历不无关联。
胡兰畦1901年生于成都，早在二十年代初她就在恽代英的影响下在四川参加了进步妇女运动。1926年她在广州参加了北伐，后来到武汉，进入中央军校女生队。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虹》中的女主人公“梅女士”就是以胡兰畦为原型创作的，向茅盾提供此创作素材的秦德君是胡的同学兼好友。1930年胡兰畦来到德国，与旅居德国的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民主人士关系密切。在柏林，她由廖承志、成仿吾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在柏林，胡兰畦见到了德国著名的女社会活动家克拉拉·蔡特金。胡兰畦在柏林的交往圈子奠定了她同德国左翼文学界建立联系的基础。她就是在这里与当时在德国文坛初露头角的安娜·西格斯结下友谊并开始文学上的合作的。
1932年，安娜·西格斯和胡兰畦合作的通讯《杨树浦的五一节》作为头篇发表在德国共产党五月一日出版的《红旗》（Die Rote Fahne）杂志上。两人合作的对话《来自我的工作作坊的小报告》发表在德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左翼阵线》上，安娜·西格斯采用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合作式的“写作作坊”的创作方式。文章报告的就是创作反映上海杨树浦的纺织女工怎样准备庆祝五一节这篇通讯诞生的具体过程。在这篇文章中，西格斯提出了“我们不是为描写而写作，而是为了通过描写，为改变而写作”的著名论点。1933年，西格斯在《红旗》上又发表了《重山》一文，也是根据“兰畦”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在西格斯193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伙伴》中出现了一对姓廖的中国兄弟，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儿子廖承志在柏林，以及他们与胡兰畦的关系，就会发现西格斯小说中的中国人物命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据1933年发表在《红旗》杂志第9期上的一则纪录，安娜·西格斯还准备和一位名叫Schü Kreng（实际上就是胡兰畦）的中国女作家创作一部反映一位中国妇女的人生和发展的长篇小说。可惜因德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使这一合作计划搁浅。否则中德文学关系史将会出现一部与茅盾的《虹》相对应的德文作品。
1933年春，因从事进步运动，胡兰畦被希特勒法西斯关进德国女牢。当时在上海，宋庆龄、鲁迅等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沪领事馆提出抗议。三个月后，胡兰畦才获释，不久被迫流亡他国。像大多数德国进步作家一样，安娜·西格斯也于这年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
出狱后，胡兰畦写了《在德国女牢中》一书，该书曾经在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连载，被译成英、德、俄、西等国文字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6年该书在上海出版，半年内重印四次。1983年，该书由成都人民出版社再版。
1941年，流亡在墨西哥的安娜·西格斯还记着胡兰畦，她在《自由德国》上发表了短篇翻译《挑夫》，载明原作者是“兰畦”作，由中文翻译。在墨西哥期间，西格斯还在《自由德国》（1944年第8期、第9期）上撰文介绍评价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一书。
1950年9、10月间，作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代表的安娜·西格斯随团访问中国，参加我国国庆盛典。她在来中国的飞机上，与研究德语文学出访归国的冯至先生相遇，他们提到胡兰畦。西格斯在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飞机越过长城。在机上遇见的戴大眼镜的，他认识兰畦。”冯至也有文字记载这次相逢（冯至：《安娜·西格斯印象》，初刊于1951年《文艺报》）。据说她在这次访问中还特地与胡兰畦见了面。顺便说一下，安娜·西格斯还为1952年德国艺术科学院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德译本撰写了后记，1952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她的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文字。同年，西格斯还写作了《关于中国戏剧的通讯》一文。
西格斯和胡兰畦当年在文学上的合作关系一直处于尘封中，成为研究界的不解之谜。这与西格斯所留文字中对胡兰畦名字的多样记载不无关联，或简略为L。，或Schtü…Yin（胡兰畦曾化名为徐茵），或Shui Kreng，或Shui…Kiang，或Lansi，无怪乎会给德国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早在1965年出版的弗·阿尔布莱希特（Friedrich Albrecht）《叙述家安娜·西格斯1926—1932》（Die Erz？hlerin Anna seghers）中就已提及西格斯与中国女作家Schü Yin（徐茵）的合作。1984年民主德国研究西格斯的著名专家弗兰克·瓦格纳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所作的《西格斯与中国》的学术报告中表示不知道这位在三十年代与西格斯合作的中国女作家是谁。1993年旅居美国的德语文学女学者克·奇·罗米奥（Christiane Zehn Romero）在其专著《安娜·西格斯传》中首次发表了一幅安娜·西格斯与一位名叫Schü Yin的中国作家的照片，但不知道她就是胡兰畦。德国女学者阿·里希特（Albrecht Richter）在其发表于1994的专门研究西格斯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博士论文《安娜·西格斯作品中的中国和“中国因素”》（China und'Chinesisches’im Werk von Anna Seghers）中，也未能发掘出胡兰畦与西格斯这段鲜为人知的中德文学因缘。
直至1994年后，德国安娜·西格斯研究界在中德学者（瓦格纳、李士勋、杜文棠）的合作下，这一文学之谜才得以解开，为世人所知。1996年，德国安娜·西格斯学会年刊《墨鱼舟》刊发了弗兰克·瓦格纳的《一个女人和她的名字》（西格斯有一部长篇小说标题为《一个男人和他的名字》，在五十年代曾由德语文学翻译家、音乐家廖尚果译为中文）、杜文棠的《谁是胡兰畦》和李士勋的《胡兰畦的最后岁月》等文，向德文世界的读者介绍胡兰畦的生平事迹以及她与西格斯的文学友谊。受瓦格纳教授的委托，旅居德国的德语文学翻译家、《第七个十字架》中文新译本的译者李士勋先生还专程赴成都，探望了病中93高龄的胡兰畦，并赠送了收有六十年前她与安娜·西格斯在柏林合影的《安娜·西格斯画传》（瓦格纳等编著，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作序）一书。李士勋返德后还在柏林的安娜·西格斯纪念馆介绍了胡兰畦，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逝世于成都。第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达八百余页的《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
朝圣牛河梁恍悟熊图腾
叶舒宪
长城内外是故乡
2006年4月6日晚，春寒料峭，我来到北京的西直门火车站，准备乘当晚夜车奔赴内蒙古的赤峰，探访红山文化遗址。
西直门火车站现在又称北京北站，只因为有了后修的西客站，原来位于城西的这个老站就让出了自己的本名。不过北站之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指明火车去向。凡是往北京以北地方去的乘车人，如去八达岭、张家口、承德、赤峰一带，多由此发车。在我的记忆中，大约四十年前的小学时代曾经从这里坐火车去八达岭长城。当时交通远不及现在这样发达，去一趟长城已经算得上出远门了。此次和我同行的是相识十多年的陈岗龙教授。记得1993年夏在张家界的比较文学年会上，他还是稚气未脱的蒙古族小伙子，如今已是北大东方学院的栋梁。他主办的蒙古文学会议邀我来交流，会后我提议一起去赤峰考察。这便是这次出行的起因。
列车隆隆向北驶去，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隐隐可见远山的轮廓，就要走出长城了。
提起长城，我眼前不禁浮现出2003年在清华召开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期间，陪同耶鲁大学的代表去八达岭游玩时的场景。几位洋人老教授登箭楼俯瞰塞外群山时，那种兴奋万分的神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不过，这些外国人或许并不了解，北京的八达岭长城作为首都郊外的旅游胜地，虽然名气很大，但并不是秦始皇汉武帝时代所造的古长城，而是几百年前新修的明代长城！秦长城和汉长城要远的多，位置在明长城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按照“长城内外是故乡”的比喻，赤峰，连同今日的辽宁沈阳，河北北部诸县市，如张家口和阳原县，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以及包头，都是在秦长城和汉长城之界内的！如此说来，我们如今要去探访的赤峰、辽西的史前红山文化区，其实也不是什么塞外，而是关内。走出明长城的旅程，会给今人造成一种假相，形成历史的错位。
赤峰，顾名思义，是红色山峰的意思。上个世纪初的日本学者在这里发现史前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在赤峰发现的红山文化时期的大C字龙，用墨绿色玉制作，又称“碧玉龙”（《赤峰古代艺术》）、“猪首龙”或“猪龙”，如今不仅赤峰市以它为城市标志，就连华夏银行也用它来作自己的符号。这件号称“中华第一龙”的珍贵文物，标志着构成中华文化传统核心的两大符号——龙文化与玉文化的合流。中华神圣象征物早在史前时代就以精美玉雕形象出现在赤峰地区，这个发现开启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从单一的中原起源观，转向多元化的、中原之外的新空间。
夜色苍茫，在一段旅程之后，前方又浮现出了一片璀璨的灯火，到滦平了。它的东面就是承德。这个以清朝皇帝避暑山庄而著称的地方，从名称上听，倒是有点儒家伦理的含义。过了滦平、承德一线再往北，人们印象中已经是古代北方戎狄的区域了。其实这里离2000年前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还很远呢。5000年前建立有熊国的黄帝族也在这一带活动过吧。《山海经》里说黄帝以玉为食，不是隐约地透露着有熊国与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以来8000年的崇玉文化传统的联系吗？赤峰地区发现史前玉雕龙，虽然对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的传统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还不能说是来自塞外异族的文化。
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1982年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个大熔炉。与各地域相比，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是长城地带这个熔炉。苏秉琦敏锐地认识到：北方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之间互动关系，是揭开中华文明起源之谜的关键。
赤峰的“中华第一龙”
4月7日清晨，列车到达赤峰，这里的早春比北京冷多了。赤峰学院的两位教授冒着寒风前来热情迎接。一位是蒙文系的系主任王其格先生，另一位是历史系的系主任、兼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峰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妥当，上午参观历史系和博物馆，下午和同学们见面交流。
由于大家对赤峰的远古文化有着共同的兴趣，初次见面就有谈不完的话题。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号称“中华第一龙”的大C字龙被发现的经过，套用《易经》中的说法，可谓“现龙在田”。王、徐两位教授栩栩如生的描述，使我仿佛身临其境。
1975年夏，辽宁考古所的孙守道、郭大顺、郭文宣三人从赤峰到克什克腾旗的野外调查中，在翁牛特旗文化馆见到这件玉龙，通高26厘米，外观雕成开口的C形椭圆环状，无爪无角无鳞，素面磨光，头像猪又似鹿，长嘴上翘，头顶至颈背扬起一长鬣，与商周战汉以下的龙造型明显有别。当时还没有关于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的系统经验，所以无法断定这玉龙的产生年代。C字龙是在1972年初，一次雨水冲刷后的山坡上暴露出来，由当地乌单镇三星他拉村一农民拣到，放在自家院子里给孩子当玩具用。后被偶然来到家中做客的文化馆人员看到，用了20元人民币采集回来。孙守道等通过文化馆找到那位农民，希望能到出土现场找寻一些线索。可惜时过境迁，那农民已经记不清三年前C形大玉龙得见天日的具体的位置了。他们不甘心，就在该山坡周围方圆一二里的地方做探察，结果除了一些碎陶片以外，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那默默无言的C字龙，空有26厘米高的纯玉身躯，还要躺在旗文化馆的库房里继续它的“潜龙勿用”的屈尊经历。
假如那年孙守道等人真的挖掘出更多的文物，限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恐怕也不会得到多么大的重视。历史性的际遇好像注定要发生在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再一次的“现龙在田”，发生在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日子——1984年8月4日。牛河梁小山坡的公路下方，在一片积石冢群中的一座石板墓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墓主胸前放置着一青一白两个玉雕龙。由于该墓群属于红山文化遗迹，玉龙的制作年代一下子提前到5000年前。这也就使孙守道等人重新给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