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测试重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考试。美国学生大概从小学三年级起，年年都参加一次这种由各种考试机构出题的考试。至于参加何种考试，由各个学校或者其上级机构，如学区领导机构等决定。
到1999年初，矿矿已参加了七种不同的考试，例如，（中心阅读考试），（斯坦福成绩测试），（心理测试），（依阿华考试），（熟练测试），（SfS高中入学分辨考试），（学科性向考试）。
其中，印件是美国大多数大学对人学的大学生要求的考试。ACT（AmericanColopTest美国大学考试）、CEEB（EnranceExaminabofor大学人学考试）是另外两个也被不少大学承认的入学考试。高中毕业生应该参加哪一个考试，主要是看你想要上的大学要求或承认的那一种考试。这些考试就有点像我们国家的“高考”，但又有诸多不同：
其一，中国的“高考”一年一次。美国的这类人学考试，每年举办很多次。而且允许一些在上面提及的考试中达到全国平均99％以上的学生提前参加SAT考试。美国这些统一标准考试的记分法与我们的“高守'有点不同。这些考试并不是记得多少分，而是在所有参加考试的人中，占百分之第几。理由是如果某种考试的总分是1000分，第一次出题深了，得800分已很难；第二次出题浅了，得900分也较容易。这样，800分和900分就没有可比的基础和参照数。这些考试采取的”百分比法“，就是将个人的总分与所有考生的分数比较占百分之”第几。99％是最高。由于矿矿参加的这些考试成绩达到了99％，因此尽管他现在还正在读初中二年级，也获得了提前参加SAT考试的资格。
SAT不采取“百分比”记分法，而是记录总分。
1999年1月23日，矿矿提前参加SAT考试这天，我们去了。又下雨又下雪的，原以为去的人不会太多，但出乎我们箴料之外，提前考SAT的小孩非常多，而且亚高孩子特别多。
美国西北大学“天赋开发中心”，对美国中西部八个州提前参加1999年1月23日举行的SA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2．5万多名中学生的成绩进行了排列和分析。矿矿的情况如下：
语言（英语）86．9％
数学97．1％
综合95．8％
这些百分比并不是成绩，而是标明你在众多“武林高手”中的“地位”。换句话说，在所有的参试者中，有86．9％的人的语言（英语）成绩低于矿矿，而矿矿的数学和综合成绩分别高于97．1％和95．8％的应试者。
这个成绩离美国第一流大学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也勉强达到一些名牌大学的录取线。在整个学区的参试者中，矿矿是第二名（第一名也是一个中国孩子）。因此获得美国西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寄来的奖状。
依据矿矿中学的五名应试者的SAT成绩，如果他们愿意的话，现在都可以上大学了。但他们没有一个愿意现在上大学的，他们都愿再当几年孩子……
其二，在中国，除了少数特殊人才不用看“高考”分数外，其余的均以“高考”成绩为录取入学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标准。但是，美国学生年年都参加各类考试中的至少一种考试，一次失手，情有可原；两次失手，也可以理解；但总不至于年年失手吧。因此，这些各种各样的考试成绩就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录取入学的考量标准。
其三，平时成绩（GPA），也是重要的参考成绩。特别是那些比较有名的学校的毕业生，平时成绩（GPA）的分量就更重。
取消“高考”、改革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的目的，是让学校拥有真正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并且能够做到开放起跑线，在终点线对学生择优汰劣，不让学生因过早达到目的而失去竞争的原动力；同时，学生们自始至终的冲刺又反过来形成对校方的持续压力。
一句话，把“传送带”式的学校交为除渣成钢的“冶炼炉”。
要不要专业对口？
1988年8月26H，（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载一位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星星”的文章，题目是（留学专业要对口》。其主要观点是留学生专业不对口，造成人才和钱财的浪费。
下面是该文的最后一段：
现在，我校跨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生（中国）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大家注意，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决不能让栋梁蛀虫。
我认为，星星的文章，不值一驳。其他的不说，单是最后一句“他们是国家的栋梁，决不能让栋梁蛀虫”，就让人哭笑不得。“蛀虫”作为名词的引申义，常指损坏国家财产以自肥的不法分子。作为动词的引申义，也多指这些不法分子的自肥行为。如果把转专业看作“蛀虫”行为，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虽然此文不值一驳，但它却可以引起我们思索一系列的问题：
什么是“对口”的含义？
为什么会出现“专业不对口”的现象？
为什么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的特别多？
为什么“专业不对口”在其他国家不成为问题？
到底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
“专业不对口”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专业对口”的中国特色
所谓“对口”的含义，根据我的理解，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口”，它指中学时的“文科”、“理科”以及大学时的“专业”。
二是“对”，它意味着从中学时就必须义无反顾地遵从家长、老师指定的学科及发展方向“一条死胡同走到底”，否则就是“不对口”。
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行“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的制度。入学时，由国家“计划”好个人的专业；毕业时，也由国家根据各人的专业，“计划”好各人的工作。从入学时的专业到毕业时的分配，环环相扣，首尾连接。然而，这种“计划”得以一环扣一环地连接起来；“专业对口”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这一环节脱钩，环环相扣的“计划”将会乱套。
在前有“计划招生”，后有“统一分配”的围墙下，学校根本无法实行“学分制”。因为“学分制”不是以计划好的时间一诸如三年专科或者四年本科——为毕业与否的标准，而是以一定的学分作为毕业与否的判断标准。学得好、学得快的，不用四年也能获得夸科生的毕业证或学士的学位证；学得差、学得慢的，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也可能还毕业不了。因此，如果实行“学分制”，就会打乱招生计划和分配计划。
过去，由国家负担学费，就更不允许任何因个人转换专业而5；起的失误或造成的损失，诸如延迟毕业，学不下去，等等。说得俗气些，由主人掏腰包请客，你当然得在指定的时间，上指定的餐馆。自由是有代价的。
现在的学校，“统一分配”变成了“双向选择”，“学分制”也开始试行，“计划招生”可能也稍有松动，但“招生计划”还在实行。尽管如此，改专业、换学校，在中国的大学还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
“专业对口”的弊端
中国的高中生在十六七岁时就面临文科、理科的分班问题。这个时期的高中生还没有完全成熟，可塑性很强，很多人甚至兴趣尚未形成、潜能还未显露，就由父、母亲或老师等过早地“划地为牢”而成为文科生或理科生。
据说，大数学家华罗庚在十六七岁时，他的数学就不怎么样。试想，如果当年华罗庚的数学才华尚未露出锋芒，就把他分到文科班，人类不就少了一个大数学家吗？
更糟糕的是，很多时候的这种分科分班，不是基于学生的发展和前途考虑问题，而是追求学校的升学率；或者从文科。理科的名额配给的角度进行分班。
在高等院校录取学生的时候，如果因为种种原因要改变某个被录取者的专业时，往往仅由录取者单方面作出决定。
阴差阳错，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要命的是，这种“对口”犹如瞄准射击，扳机一扣，一去不复返的子弹就得在不归路上燃尽生命。
这种“专业对口”的教学管理体制的弊端，可以概括如下：
一、埋没人才。国家花了不少钱，反而将不少专才送上了阴差阳错的不归路。
二、学生知识面窄，视野不宽，能力受限制。三、学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学校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难以做通的思想工作上。
改革的可行性与对策
改革僵化的“专业对口”的教学管理体制，最主要的一条措施，就是把“学分制”的市场基因注入教学体制。
至于可不可行？我们先得回到前面的两个问题：
到底有多少中国留学生“专业不对口”？
“专业不对口”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无法统计（希望有关部门能做此项工作，意义实在不浅。），但是可以肯定，数量很大！光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就“占总数一半以上”（星星的原话）。就我所知，学理工科的“转行”的不算太多，但学文科的，大多数“专业不对口”。
那么多留学生转专业，他们到底学得怎么样？
就美国的情况而言，这些人基本上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拿得起，放得下”。其中，大多数是最终学有所成。学得最好的，有相当多是这些“专业不对口”的人。
学不下去的，退学的，一般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专业不对口”的问题。
美国的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专业，并作出申请。获准后，也并不意味着从此踏上不归路。如果学生感觉不适应，可以转专业，甚至换学校。
根据（大学仅仅是开始）一书统计，美国有30％的大学生改专业，许多人还不只改一次。
其实，美国这种教学体制采用的就是华罗庚的“优选法”。人造专业，专业选人。自然淘汰法则、生存竞争原则把衡量人才的标准以及调节旋钮交给人们自己，让人们在双向选择中不断地“调焦”，直至找到各人智能的相对最佳点。
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因为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制约，基本上都能较快地调节到自己相对的最佳状态。
以我为例。我参加了一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那时，是先选专业、先填志愿才考试的。我不是那种善于考试、有考试急才的人，再加上心高气傲，志大才流，所报的志愿，与自己的考试成绩差得太远，我落选了。77级没有我的份。
当时，还在当工人的我，写了两三个电影剧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团的老师很欣赏我的”自强不息“。听说北京电影学院将招收78级的学生。其中一位老师就选了我的一个电影剧本寄给她在北京电影学院共系任副主任的姐姐。
据说，77级录取工作完成以后，中央领导发现有相当一批成绩很好的考生因为志愿填报不当，年纪大或出身不好等等原因，没有被录取，于是，发了”红头文件“允许各校录取这些心高气傲的”落第秀才“为77级的”走读生“——即自己解决食宿的学生。其实，在当时那种住宿条件下，要在某大学的附近找到一位愿意收留你又有能力收留你的亲戚，是最难的。感谢我住在广西民族学院的好心的姨妈、舅爹、表妹、表弟一家人收留了我，得以到中文系插班当一名77级的”走读生“。
我是1978年4月22日到校的，比那些正式的住宿生们晚了两个多月。其时，78级的招生工作，特别是那些电影学院等提前招生的特殊院校，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
我到校”走读“刚一个来月，就接到北京电影学院转来的招生表。如果中国的教育体制允许转专业换学校，本人也可能像张艺谋那样，拍出个把（红土地》、（白玉米）之类的玩意儿。
到美国后，虽有选修电影课程的机会，但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硕士课程选的是维拉诺瓦大学的”人的组织与管理科学“，博士课程修的是迈阿密大学的”教育管理“。”专业对口“是说不上的了，但聊以自慰的是不但博士课程拿了全A，还在读书期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美国最有名的大学的某些专业，还特别要求”专业不对口“。如，康奈尔大学的人类学博士专业，不愿收人类学硕士生。理由是同一专业的学生知识面太窄，不利于利用其他专业的知识为该专业服务。
这其中不无深刻的道理。许多边缘学科、新兴学科就是这样”杂交“产生的。君不见，鲁迅弃医从文，剖析人就特别深刻。
总之，根据在美国的留学生的经验，改革僵化的”专业对口“的教学体制是可行的，是利大于弊的。
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在改革招生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将”学分制“的市场基因注入教学制度。具体措施可以考虑以下几条：
一、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专业，并按所修学分交费。多修多交，少修少交。如果某门课不及格，还可以重修或另选。何时修足学分，何时毕业。此举不仅可鼓励能者多修课，早毕业，形成竞争，而且还可以鼓励有工作者边修课，边工作。
二、学生不仅可以选专业，而且还可以选老师。将老师的科研和教学推向竞争市场。
三、允许学生带一定的学分转学，允许学生在一定的学分范围内在不同的学校选课，以促进校际竞争和交流，鼓励不同的教学风格。
四、对一些不热门，但社会又需要的专业，国家可以多增设一些奖学金。
此项改革最可能引起的不适，是原以班组年级为基础的管理制度被打乱。但只要加强和改进校舍管理，实行”学分制“的校园应该是生动、活泼而有序的。
可以肯定，对教学制度注入”学分制“的市场基因，将会把学校引向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在中国的学校里，一方面强调”专业对口“，另一方面却是教学与社会脱节。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很值得借鉴。故在此。较详细地介绍如下。
美国的可借鉴经验
美国教育的又一个特点是想方设法开拓孩子的眼界，让他们尽早同社会接轨。
桃李不言，下自成膜。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是中国学校传统的职业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