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的指导下制定一整套具体的策略去达到一个个具体的目标。
那么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呢？教育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澄清“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里说的“人”可以是“众人”也可以是“个人”，还可以是公民。
人是由各个不同的个人组成的。而人本身又是“社会动物”。为什么人是必须组成社会的动物呢？这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特点决定的。人不组成社会，人类就无法生存。一个刚生下来的牦牛，只要在母亲身边待几个小时，就可以自己闯荡“江湖”了。一个刚出生一个星期的豪猪（箭猪），就可以“独立自主”了。但人呢？一个新生婴儿要18年后才能算独立的成年人。这就是说，人若不组成社会，人类就根本无法存在。因此，人组成社会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据此，人组成社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依此类推，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的教育，其目的也就是为了人。
如果我们把人看成教育的受体，那么教育面对的“人”就是学生。也就是现在国内讨论的“谁是教育的主体”的问题。当我们把学生看作是教育的主体的话，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依据前哈佛大学校长巴布博士的观点，高校应有八个功能。根据我上面提及的观点，似应是八个高校教育的目标：
1．提高交流能力
2．培养分析能力
3．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4．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
5．提高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能力
6．培养对个人和环境的理解能力
7．改善个人对当今世界的了解能力
8．增长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知识
这是美国流行的“开明教育”（或翻译成“自由教育”）的比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与国内现在提倡的素质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直接的目的是为了人。而应试教育与上述八个目标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对人来说，应试教育只能是临时手段，素质教育才是最终目的。
依据我们迈阿密前校长玛莱特博士的观点，“开明（自由）教育”的根本责任是为了培养“人”和“公民”。
人不得不组成社会，赖以生存，但社会与人是一对矛盾。根据阿吉利斯的“不成熟到成熟”的理论，一个健康的人都是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但仅有少数人能够达到完全成熟。那是因为组织和社会的机构体制障碍了人的成熟发展。“素质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走完这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以达到完全成熟。从这个观点看，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了人。人要改革社会、发展社会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人，即通过社会为人服务。
我国过去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教育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部分，是完全围绕社会运转的。按照阿吉利斯的观点，这不利于人在从不成熟到成熟过程中健康发展。因为，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教育体制，往往很难把学生看作知识的主人，很容易把学生当作知识的接受器；只注重教育学生在社会上“做”人——角色，忽略了教育学生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总之，教育的出发点是人，归宿也还是人。教育有为社会服务的责任，但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要计算器还是计算技？
在美国留学，什么专业最吃香？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
在美国学生当中，MBA（商业管理）是最吃香的专业。因此，许多中国留学生也往那里钻。毕业后，到跨国公司应聘，然后派驻中国，自嘲为“假洋鬼子”，本乡本土的“还乡团”。但人学时，竞争对手多是美国学生，不太容易拿到资助。
机械、数学、物理等专业，美国本土的学生非常之少，就读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外国留学生。由于竞争对手中美国本上学生太少，资助相对要好拿些。
其他一些专业，如教育、英语、音乐、美术，等等，中国留学生太少，录取相对容易。但这些专业的资助名额也少，获得奖学金的机会也小些。
我是那类以读书为目的、死读书的留学生。就像“文革”后，头一两批上山下乡的“插队青年”那样，是真心诚意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当然，“文革”前就去的那批，像邢燕子、董加耕“之流”，到我们去时，他们都已“土”得掉渣了。在我们以后去的那些“插青”就不像话啦。有什么“带队干部”看着，还于偷鸡摸狗的事，闹得贫下中农鸡犬不宁。也不知谁“再教育”谁呢！“洋插队”也有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现在越来越多的“托（福）派”考生，在国内就把行情摸得个七七八八了，许多人以读书为手段，以找工作为目的。能从国内直接“插”进美国佬的热门专业的，就“奇袭白虎团”，一路高歌了。不能直插“敌人心脏”的，就搞“曲线救国”，迂回包抄：能过什么专业就先进什么专业，来美国读它个一年半载后，再想办法转到毕业后容易找工作的专业去。
在中国留学生中，电脑专业是最吃香的专业之一。有从国内就直插“敌人心脏”的“杨伟才尖刀排”，更多的是“抗日救国军”那种曲线绕弯的。先在其他专业读它个一年半载再转电脑专业的，有之；已经获得其他专业的硕士学位，再转电脑专业的，有之；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来读电脑专业的，亦有之。近三年来，在美国某大学里，获博士学位后又去读电脑专业硕士学位的，已不下五位。
据我所知，在美国某公司的11人的电脑部门中，就有五位是中国人和印度人。
美国人喜欢读MBA（商业管理）的特别多，但喜欢跟数字打交道的特别少。所以，数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电脑相关专业）等等专业，让美国人望而却步。
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学生，要上美国大学读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必须要考'IDEFL（国内俗称托福），即TestOfEedishasah仲叩的编写。但要在美国研究生院读研究生课程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一律要考GRE，即Grad－uateRetxirQExanunatdri的缩写。GRE分普通考试和分科考试两种。
从1977年10月起，GRE的普通考试含三个部分：Veral（语文）、Quantitathe（数学）、Analytical（分析）。第二部分数学，包含三种内容：分离数量、资料解释、数量比较。听起来很恐怖，实际上呢？第一种内容只需要基本的数学常识，就能应付下来。第二种内容要求考生解释某些图表。第三种内容要求考生比较算术、代数、几何的数量。一般来说，代数的深度不超过高一或高二的程度，几何也只是简单的面积计算，或直觉图形、空间的计算，等等。但就是这样，也难倒了千千万万的美国人。许多中国考生都能在数学这一部分拿到满分。对中国考生来说，这么容易的数学，简直等于送分！但对于美国考生来说，这许多中国考生能拿数学部分的满分，简直是不可思议！
在一般美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印度人或者其他亚洲人特别能跟数字打交道。在我们居住的整个学区中，约有2000到3000名八年级的学生，与矿矿一道跳级到高中上数学课的有八个人。他们每天由高中的校车接去上一节数学课，再由校车送回各自的初中上常规课。这八个人中，有两个中国孩子，一个印度孩子，共三个亚洲人，占了一小半。
中国孩子都要会背九九表，而美国孩子不把精力放在这里，他们倒宁愿用计算器，省时省工。许多美国人认为，背九九表是死功夫，是计算器的功能，是由人掌握的计算器去完成的工作。人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记九九表，就算是背下了九九表，上了两位数的乘除法，一般人还不是得用笔算。用笔算与用计算器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恐怕是使用计算器更便捷、准确。背了九九表，你能背开方平方表吗？我们读中学的时代，还没有计算器，每人拿一份开方表之类的东西，需要用时就查表。后来发展到计算尺，有问题就拉尺子。就算真能背开平方，还有3次方、4次方……最后还不是得用计算器？！而且死背这些东西，不利于孩子创造性的培养和发挥。
中国孩子和亚洲孩子为能跳级到高中上数学而骄傲，许多美国孩子和家长并不太以为然，他们认为那是记忆的死功夫。培养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儿子最佩服亨利先生，他是矿矿的天赋教育计划的老师（关于天赋教育，请读有关章节）。亨利先生思想开明、学识渊博、眼光敏锐、仗义执言，在那帮既聪明又捣蛋的孩子中，深得人心！只要是亨利说的，他们没有不做的。简直有点英雄崇拜的意味。
西方人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完美的。亨利先生在班上公开承认，他的左半脑管数学那部分有点点“短路”，因此读书时数学成绩很不好……
他这一说，矿矿就有点不知所措了，原来数学不好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照样可以像亨利一样受人尊敬。
我跟儿子说了很多道理，但似乎作用不大。儿子整天亨利长亨利短的，让我想起鸦片战争后，有人提出过“以夷制夷”的策略。虽然儿子不是“夷”，但他的那种“夷”的行为方式和'咦“的思维方式，看来还得”夷“式治一治，甚至”制“制。
我让矿矿去找亨利淡一下。亨利非常欣赏矿矿，他也没说什么大道理，据说就说了那么一句话，矿矿又像往常一样以数学的超前为荣了。
有一天，我兜着圈子想套亨利那句话。
“矿矿，在你们学校，你最佩服哪位老师？”
儿子不愿只列一位老师，于是享利排第一位，下面还有数学老师、英语老师……
“亨利老师有没有不值得你佩服的地方？”
“没有！”
“他的数学不是不怎么样吗？”
“有的人数学好，变得很古板，数理逻辑思维压制了形象思维。好在他数学不好，不然亨利就不是亨利了！”
“那你的数理逻辑思维是不是压制了你的形象思维呢？”
儿子不无得意地说：“亨利说，'矿，你左右两边脑子都好使，我只用一边，你用两边，将来你一定比我有出息！”'
看亨利这份君子的坦荡荡，这个四两拨千斤的巧妙，难怪有威镇群“顽”的魄力！
矿矿的数学老师，是个话不多、但句句点到精要的人。
亨利后来让矿矿去挑战数学老师：“教那么深的代数有没有必要？毕业以后有多少人还记得住？有几个人又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用得着？”
数学老师笑笑：“这是亨利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不善撒谎的儿子支支吾吾：“……”
数学老师摇摇头：“亨利这家伙！我教了几十年书，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让我好好想想。”
一连几天过去了，数学老师变得更“数学”——沉默寡言了。
矿矿终于有点沉不住气，把这个问题带到家里的饭桌上来。
这个问题乍一听，还不太好答。
80年代初，国内大学开始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按规定，教授们评定职称需要检测外语水平。于是，有的突击“学”外语，有的请人帮翻译……
那批大学老师们，许多是在50年代或60年代读大学时学过外语的，到评职称时才“用”得上，几十年了，没有使用的机会和环境，能不丢失吗？我来美国有11年了，汉语用得少，突然接到一个讲汉语的电话，有时还会词不达意，想选一个适当的汉语词汇，却老是“出”的英语。我可是说了30多年的汉语才来美国的呀，仅10来年就丢生了。那些老教授们仅仅学了100来个学时的外语，丢几十年不用，能不五花八门吗？
由此，我突发奇想，如果当时要考查老教授们的不是外语，而是他们高中时学过的数学，又会怎么样呢？当然，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奇想”很荒唐无聊！为什么荒唐无聊呢？因为那些高中的数学对不教相关学科的教授们来说，是用不着的。于是，我们的问题就不远万里，时空交错，与亨利的问题不谋而合了：“教那么深的代数有没有必要？毕业以后有多少人还记得住？有几个人又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用得着？”
其实，另一个极类似的问题早就困扰过我。
在国内，我听到许多人问：“学了又忘，忘了又学，学外语有什么用？”
在美国，是别人问我：“学了也记不得，学汉语（外语）有什么用？”
在家里，现在是我自己问自己：“看儿子学汉语那个痛苦状，要不要让他坚持学汉语？”
我们在家里是坚持和儿子说中文的，但由于他已经是用英语进行思维，说汉语时就得把脑子里的英文思维翻译成汉语，这样说起来就不痛快。特别是读和写，因为没有使用的环境和机会，学了又忘，忘了又学，很是痛苦。
儿子还有个说汉语的环境，对于那些没有说汉语的环境的美国学生，要记那些个唱歌似的四个声调，卷舌不卷舌，前鼻音后鼻音，那才真正让人知道什么叫“痛苦”！就是那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一年以后，也和那些最糟糕的学生差不多，只能洋泾浜似的问一声“您好”或“再见”。
1997年4月17日，辛辛那提大学科莱蒙特学院邀请我去给国际商业计划系的学生讲课，大题目是“教育和国际化”，分给我以及另一位迈阿密大学商学院教授的小题目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我在设计自己的讲课的过程中，悟出了一些道理。我这节课的思路和设计如下：
引导学生一起做以下比较：
美国日本
领土相当于25个日本美国的lA15
人口相当于2个日本美国的IQ
资源非常丰富极端贫乏
战争100多年本土元战争“二战”中几近摧毁
这个时候，我再让学生比较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生们嚷开了：日本经济已经强大到侵入美国，雇佣美国的劳力，用美国的资源，生产日本的产品，去占领美国市场；并且购买了美国大量的国债；连洛克菲勒中心也买去了一半……
然后，我让学生们去思考“Why”——为什么在各项对比中，日本处于绝对劣势，但经济却如此强劲？根本原因在哪里？
学生们陷入沉思……
接着，我拿中国与美国作比较：
在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