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恶的，没有品性的，比我在军队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而他们竟对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样。他们使我憎厌。”《忏悔录》，全集卷十九。
他和他们分离了。但他在若干时期内还保存着如他们一样的对于艺术的功利观念。“在我们和疯人院间，”他说，“绝无分别。即在那时，我已模糊地猜度过，但和一切疯人一样，我把每个人都认为是疯子，除了我。”（同前）他的骄傲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酬报丰富的宗教；它能为你挣得“女人，金钱，荣誉……”“我曾是这个宗教中的要人之一。我享有舒服而极有利益的地位……”为要完全献身给它，他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像他那种性格的人不能长久闭上眼睛的。他相信，愿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名辞有些意义”。到外国旅行了一次——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国，瑞士，德国——这个信念亦为之动摇了。参看这时期，他给他年轻的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娅姑母的信，那么可爱，充满着青年的蓬勃之气。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执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对于进步的迷信亦是空虚的……”“当我看到头从人身上分离了滚到篮中去的时候，在我生命的全力上，我懂得现有的维持公共治安的理论，没有一条足以证明这种行为的合理。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据着若干理论，认为这是必需的，我，我总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可以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忏悔录》。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看见寓居施魏策尔霍夫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这幕情景使他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写于卢塞恩地方），全集卷五上写出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者的幻想，和那些“在善与恶的领域中唱着幻想的高调的人”的轻蔑。
“为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些幻想的认识却毁灭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而谁将和我确言何谓自由，何谓奴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那里善与恶才不互存并立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回到俄罗斯，到他的本乡亚斯纳亚，他重新留意农人运动。从瑞士直接回到俄罗斯时，他发现“在俄国的生活是一桩永久的痛苦！薄霸谝帐酢⑹栌胗岩甑氖澜缒谟幸桓鐾斜又呛玫摹Ｔ诖耍挥幸桓鋈烁械交搪摇夜露雷牛缭诖敌ィ煌饷嫣炱虾灰磺卸际窃嗟模铱闪刈嘧疟炊喾业囊磺挥梦叶辰┑氖种福腋卸亓骼幔换蛘呶叶磷拧兑晾翘亍罚蛘呶一孟胱拍腥恕⑴耍液退且黄鹕睿晃以谥缴下彝浚蛉缦衷谡庋蚁胱徘装娜恕保ㄖ卵抢降吕ね卸固╂羰椋话宋迤吣臧嗽率巳眨┱獠⒎鞘撬杂诿裰谝衙挥惺裁椿孟搿Ｋ吹溃骸懊裰诘男勒咄饺荒敲此担裰诨蛐砣肥且话愫萌说募牛蝗欢牵辉谟顾住⒖杀傻姆矫妫ハ嗤沤幔槐硎境鋈死嗵煨灾械娜醯阌氩腥獭！薄赌樟舳喾蚯淄跞占恰贰？
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人的个人意识，而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意识。因为这里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学校，可不知道教授什么。为学习起见，自一八六○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欧洲。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奥尔巴赫（在德国德累斯顿），他是第一个感应他去作民众教育的人；在基辛根结识福禄培尔；在伦敦结识赫尔岑，在比京结识普鲁东，似乎给他许多感应。
他研究各种不同的教育论。不必说他把这些学说一齐摒斥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学校于他显得可笑的——如报纸，博物院，图书馆，街道，生活，一切为他称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强迫的学校是他认为不祥的，愚蠢的；故当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时，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即是自然的学校。尤其在一八六一——六二年间。自由是他的原则。他不答应一般特殊阶级，“享有特权的自由社会”，把他的学问和错误，强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众学习。他没有这种权利。这种强迫教育的方法，在大学里，从来不能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人，而产生了堕落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毫无目的地从旧环境中驱逐出来的人——少年时代已经骄傲惯了，此刻在社会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只能变成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教育与修养》。参看《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卷二。应当由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不在乎“一般知识分子强令他们学习的读与写的艺术”，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理由：他有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试着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满足这些需求！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家的理论，托尔斯泰试着要在亚斯纳亚作一番实验，他在那里不像是他的学生们的老师更似他们的同学。托尔斯泰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杂志中发表他的理论（一八六二年），全集卷十三。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为人间的精神。一八六一年被任为克拉皮夫纳区域的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与政府滥施威权之下成为民众保护人。
但不应当相信这社会活动已使他满足而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他继续受着种种敌对的情欲支配。虽然他竭力接近民众，他仍爱，永远爱社交，他有这种需求。有时，享乐的欲望侵扰他；有时，一种好动的性情刺激他。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险去猎熊。他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甚至他会受他瞧不起的圣彼得堡文坛的影响。从这些歧途中出来，他为了厌恶，陷于精神狂乱。这时期的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艺术上与精神上的犹疑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一八五六年）全集卷四倾向于典雅、夸大、浮华的表现，在托尔斯泰的全体作品中不相称的。一八五七年在法国第戎写的《阿尔贝》全集卷五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惯有的深刻与确切。《记数人日记》（一八五六年）同前更动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憎恶。他的化身，涅赫留多夫亲王，在一个下流的区处自杀了：“他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高超的感应；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为了什么剧烈的情欲，只是为了缺乏意志。”
死已临头也不能使他改变：
“同样奇特的矛盾，同样的犹豫，同样的思想上的轻佻…。。。〃死……这时代，它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的心魂。在《三个死者》（一八五八——五九）中，全集卷六。已可预见《伊万·伊里奇之死》一书中对于死的阴沉的分析，死者的孤独，对于生人的怨恨，他的绝望的问句：“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妇，痨病的老御者，斫断的桦树——确有他们的伟大；肖像刻划得颇为逼真，形象也相当动人，虽然这作品的结构很松懈，而桦树之死亦缺少加增托尔斯泰写景的美点的确切的诗意。在大体上，我们不知他究竟是致力于为艺术的艺术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艺术。
托尔斯泰自己亦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文学鉴赏人协会的招待席上，他的演辞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演辞的题目是：《论文学中艺术成分优于一切暂时的思潮》。倒是该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这个纯艺术的文学的代表”致敬之后，提出社会的与道德的艺术和他抗辩。他提出托尔斯泰自己的作品《三个死者》作为抗辩的根据。
一年之后，一八六○年九月十九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在耶尔地方患肺病死了，托尔斯泰的另一个兄弟德米特里已于一八五六年患肺病而死了，一八五六、一八六二、一八七一诸年，托尔斯泰自以为亦染着了。他是，如他于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所写的，“气质强而体质弱”的人，他老是患着牙痛，喉痛，眼痛，骨节痛。一八五二年在高加索时，他“至少每星期二天必须留在室内”。一八五四年，疾病使他在从锡利斯特拉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途中耽搁了几次。一八五六年，他在故乡患肺病甚重。一八六二年，为了恐怕肺痨之故，他赴萨马拉地方疗养。自一八七○年后，他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他和费特的通信中充满了这些关于疾病的事情。这种健康时时受损的情景，令人懂得他对于死的憧憬。以后，他讲起他的病，好似他的最好的友人一般：“当一个人病时，似乎在一个平坦的山坡上往下走，在某处，障着一层极轻微的布幕：在幕的一面是生，那一面是死。在精神的价值上，病的状态比健全的状态是优越得多了，不要和我谈起那些没患过病的人们！他们是可怕的，尤其是女子！一个身体强壮的女子，这是一头真正犷野的兽类！”（与布瓦耶的谈话，见一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时报》）这噩耗使托尔斯泰大为震惊，以至“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弃艺术：“真理是残酷的……无疑的，只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说出真理的欲愿，人们便努力要知道而说出。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惟一的东西。这是我将实行的惟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艺术。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一八六○年十月十七日致费特书。
然而，不到六个月之后，他在《波利库什卡》一八六一年写于比京布鲁塞尔一书当中重复回到“美丽的谎言”，这或竟是，除了他对于金钱和金钱的万恶能力的诅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纯粹为着艺术而写的作品；且亦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责备它的，只有它过于富丽的观察，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太丰盛的材料，和诙谐的开端与太严肃的转纽间的过于强烈、微嫌残酷的对照。同时代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一篇简单的游记，名字叫做《雪的苦闷》（一八五六年），描写他个人的回忆，具有一种极美的诗的印象，简直是音乐般的。其中的背景，一部分又为托尔斯泰移用在《主与仆》（一八九五年）一书中。
八
这个过渡时期内，托尔斯泰的天才在摸索，在怀疑自己，似乎在不耐烦起来，“没有强烈的情欲，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如《记数人日记》中的涅赫留多夫亲王一般，可是在这时期中产生了他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精纯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一八五九年）。全集卷五。这是爱情的奇迹。
许多年来，他已经和别尔斯一家友善。他轮流地爱过她们母女四个。童时，在一个嫉妒的争执中，他把他的游戏的伴侣，——未来的别尔斯夫人，那时只有九岁，从阳台上推下，以致她在长久的时期内成为跛足。后来他终于确切地爱上了第二个女郎。但他不敢承认。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还是一个孩子：她只十七岁；他已经三十余岁：自以为是一个老人，已没有权利把他衰惫的、污损的生活和一个无邪少女的生活结合了。他隐忍了三年。参看《夫妇间的幸福》中谢尔盖的倾诉：“假定一位先生Ａ，一个相当地生活过了的老人，一个女子Ｂ，年轻的，既不认识男子亦不认识人生。由于种种家庭的环境，他如爱女儿一般地爱她，想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她……”以后，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讲述他怎样对索菲娅·别尔斯宣露他的爱情和她怎样回答他的经过，——两个人用一块铅粉，在一张桌子上描划他们所不敢说的言辞的第一个字母。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一般，他的极端的坦白，使他把《日记》给与他的未婚妻浏览，使她完全明了他过去的一切可羞的事；亦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一样，索菲娅为之感到一种极端的痛苦。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们结婚了。
但以前的三年中，在写《夫妇间的幸福》时，这婚姻在诗人思想上已经完成了。在这部作品中，也许他还加入若干回忆；一八五六年他在亚斯纳亚写过一部爱情小说没有完成，其中描写一个和他十分不同的少女，十分轻佻与浮华的，为他终于放弃了的，虽然他们互相真诚地爱恋。在这三年内，他在生活中早已体验到：爱情尚在不知不觉间的那些不可磨灭的日子，爱情已经发露了的那些醉人的日子，期待中的神圣幽密的情语吐露的那时间，为了“一去不回的幸福”而流泪的时间，还有新婚时的得意，爱情的自私，“无尽的、无故的欢乐”；接着是厌倦，模模糊糊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结合着的灵魂慢慢地分解了，远离了，更有对于少妇含有危险性的世俗的迷醉，——如卖弄风情，嫉妒，无可挽救的误会——于是爱情掩幕了，丧失了；终于，心的秋天来了，温柔的、凄凉的景况，重现的爱情的面目变得苍白无色，衰老了，因了流泪，皱痕，各种经历的回忆；互相损伤的追悔、虚度的岁月而更凄恻动人；——以后便是晚间的宁静与清明，从爱情转到友谊，从热情的传奇生活转到慈祥的母爱的这个庄严的阶段……应当临到的一切，一切，托尔斯泰都已预先梦想到，体味到。而且为要把这一切生活得更透彻起见，他便在爱人身上实验。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惟一的一次，——小说的故事在一个妇人心中展演，而且由她口述。何等的微妙！笼罩着贞洁之网的心灵的美……这一次，托尔斯泰的分析放弃了他微嫌强烈的光彩，它不复热烈地固执着要暴露真理。内心生活的秘密不是倾吐出来而惟令人窥测得到。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形式与思想获得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具有一部拉辛式作品的完美。
婚姻，为托尔斯泰已深切地预感到它的甜蜜与骚乱的，确是他的救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