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辏�46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的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后来赴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4月初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香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公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虽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霸王项羽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4月中离汉赴沪，22日南巡抵福州，25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27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6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6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复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形成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知音太少，弦断无人听，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复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 ；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 ；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未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氏（Henry George；1839~1897）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 ，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1912年4月4日其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于1966年台湾版《国父全书》，第496页；其他随行者，如胡秘书、汪外办、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颇为自信地开出自以为会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10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 。不用说中山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生不渝的。
第二部分革命尚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1998年，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几十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学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任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话说回来，在1912年6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6月14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中，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当今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30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袁氏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然而却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大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 power） 转成有限制的权力（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缠死的。
第二部分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6月15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徴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高八斗而飞扬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附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什么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了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位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试问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与康熙、雍正、乾隆等，哪一位是虚君？相反，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之出现，几乎都是一字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的皇帝向来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之类的亲民之官和巡抚、总督之类的地方官。因此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厉害，权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还由衷崇拜呢！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如果是才气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朝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势弄权，由宰相晋升做假皇帝，然后篡位做真皇帝了。像姬旦（周公）、萧何、曹参、魏徵、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见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 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若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若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什么制衡关系。国外的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分，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学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的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有之。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约束他自己的行为，以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灾异是自然现象，劝神宗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富弼列传》，卷三百一十三）。富宰相上书万言，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连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肯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委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熊氏在就借外债一事与六国银行团交涉时，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唐氏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接着就失踪了。说到此，有必要交待一下王芝祥事件。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但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径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学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
话说回来，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毫无法治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在中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哪会有影子呢？
大略言之，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为首的革命派斗争中，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政府之内，可说是被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22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如果想卷土重来，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寄望于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第二部分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都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都在为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而紧张地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