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 第21部分

　　这首诗最能看出，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在这首诗中，他是绝对肯定中国历史上第一号大暴君和大独裁者，来为他自己的行为辩护。他竟然把中国史家诅咒了两千多年的「焚书、坑儒」，说成是「事业」。在不同的场合里，毛也曾一再自炫，秦始皇「坑儒」，只坑了四百六十几个「儒生」，他所坑的高低级知识分子，实在是百千万倍于秦始皇，相形之下，秦始皇实在是小儿科。

　　再者这首诗写于他扶植四人帮至最高潮的「十大」期间；也是四人帮承旨发动「批林、批孔、批周运动」，把矛头指向「一代大儒」的周恩来的牌底。毛特地写这首政治诗，来为此一「批周夺权」的运动造势，是昭然若揭的。因此从四人帮的角度看来，一旦周公被逼让位，总理由春桥继任，毛主席自会顺水推舟也。加以主席也身罹痼疾，余日无多，旦夕身亡，则人民中国就是「武后」的天下了。这显然便是毛夫人一伙的如意算盘。因此四人帮在十大以后的活动，就更为猖獗了。

　　在上篇我们曾略叙「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和它的前因后果，一言以蔽之，它底「前因」便是毛刘两主席的权力斗争。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二人之间，也有思想问题的隔阂（毛是个疯狂的极左派，刘则是个比较务实的社会主义者）；但是思想的问题，他二人是可以用理智来协调的。只有权力斗争，才会弄得非你死我活不可。毛泽东显然是有感于自己的大权旁落，非要向刘少奇把政权党权，全部夺回来不可。这分明就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这个结论，不特是海外隔洋观火的历史家和政论家，几乎完全一致的看法，纵是在大陆上，身历其境者的认知，也是大同小异的。文革后不久，一位「毛主席的小同乡」，湘潭籍的省级高干，就曾向返湘探亲的我的朋友任先民、何庆华夫妻教授自豪地说：「我们湖南两位主席斗一斗，中国人民死了几十万。」【见何庆华着，「红星下的故国」，页二四六。】其实这不是某一省的高级干部的看法，全国各省人民的意见，几乎无不皆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刘是服输的。他曾向毛告饶乞命，请求老同学、老同志、老同乡、老朋友高抬贵手，饶他一条命，好让他「返乡务农」，但毛氏非杀之，甚至非残杀之不可。绝不心慈手软也。可是关于毛对刘的残酷杀害，到目前为止，大陆上的官私史家，很多都还把这一笔血债，上在「林四」的账上，而不及于毛，这分明是为尊者讳。他们何以如此呢？其原因盖有二端。第一是，大家现在都还在靠毛的遗产吃饭，不能不饮水思源。第二便是，三千年来，「天皇圣明，臣罪当诛」，这个崇拜权威的「酱缸文化」还在继续作邪。在我国史上，帝王专制时代，「海瑞骂皇帝」，三千年来，只此一人也。因此一般史学家，纵在转型末期，思想上硬是出不了「三峡」。我们说，毛泽东的政权是「帝王专制传统的回光返照」；如今改革开放又已二十年了，中国历史哲学的发展，仍然未能完全脱离其老窠臼也。但是，朋友，稍安毋躁，一个崭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已近在眼前，那才是真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这也是个任谁也逆转不了的历史上的「必然」啊。中年以下的读者，自会目睹之也。

　　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呢？那就是「林四」助纣为虐者，恶有恶报，与纣同诛也。不过林彪元帅之惨死，与贺龙元帅与彭德怀元帅之惨死，有异同乎？曰，其死者一也；其「惨」者，亦无殊也。然在今日大陆上官私史家（包括我的老友「文革十年史」的作者严家其、高皋伉俪）笔下，则有君子小人，圣贤禽鲁之别，何也？贺彭两元帅之惨死，死于冤狱，死于奸臣秦桧之手，故国人悲之。而林元帅，则是助村为虐，指鹿为马的赵高也、李斯也；恶贯满盈，死有余辜，故国人恨之也。可是，朋友，您如置身于巫山之巅，俯看三峡中之孤篷危舟，他们同是被暴君船长，投入激流险摊之受害者也。被投落水之方式，虽各有不同，而受害则一也。形势比人强，圣贤禽兽之别；君子小人之辨，史家落笔，能毋三思？

　　「四人帮」只是几个黄门佞幸

　　至于「四人帮」的作用，在今日人民政权的历史纪录上，虽然是被过分的强调了。其实他（她）们（在中国传统史学上）只是一个好权、无知而泼辣的皇妃、才人、美人，窜升皇后，伙同三个黄门佞幸，被她底爱人皇帝，蓄为鹰犬，纵容他们去咬人伤人罢了（事实上江青也是以此自况的），但是他们「狗仗人势」伤人太多，一旦老皇晏驾，他们就必然成为过街老鼠了。其实归根究柢，鹰犬有罪，罪在朕躬也。把这小窝鹰犬，扩大成政治上一大夺权的「帮派」，强调他们的罪恶，以之作替罪羔羊，好为他们的王人公的恶行开脱，就不是春秋之笔了。

　　记得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公在大陆上「崩逝」之时（「崩逝」一词是前一年蒋公在台湾死亡时，国民党所使用的名称，今姑借用之，亦是帝制传统「回光返照」之一例也），有一位川籍教授电话告我曰：「今后中国将是『女主当权』了。」我曾断然的说「绝不可能」。彼询其故。余答曰，搞历史的人只能根据既往的史例，对现实政治，作抽象的推测；不能学预言家作具体的论断也。数周之后，余又接教授来电说，你这个「铁嘴」说对了，江青被抓起来了。其实我当时对「毛泽东的老婆」前途的看法，只是觉得她和「袁世凯的儿子」一样，二人都没有继承大位的「历史条件」罢了。「袁太子」的故事，吾固熟知之矣。至于「江皇后」的下场，吾则但知其不会有好结果而已。想不到她夫人武后未做成，却做了杨贵妃也。他袁江二人，一男一女，前一个谬为个人的野心而害了爸爸；后一个则为丈夫刻意的栽培所误，捞过了界，而害了自己。袁克定，这个纨袴子，在历史上算老几？不足论也。江青这个坏婆娘，又何足道哉？因此笔者在上篇论文革的拙稿里，就只谈到林彪一家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为止。为节省篇幅，原拟把「四人帮」的故事，一笔带过，就不再多提了。

　　可是事后细思之（也有读者好友们建议），这点篇幅省不得。毛泽东的死亡，和四人帮的覆灭，还是应该扼要的说一说才好。朋友们的理由（也是笔者自己的想法），认为毛泽东的死亡是中国历史上「告别帝制五千年」的一个「句点」。历时两百年的制度转型底、二次方程式曲线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个　Byebye　的故事怎能不郑重的提一提呢？再者，从读者的观点来看，大家也希望多知道一点，新旧时代交替底关键时刻的历史嘛。言之有理，笔者就决定把「小平中兴」底故事，拖一拖，先来谈谈这个帝制的「终点」；和今后千百年「民治」的起点。这个「终点」和「起点」，都决定于毛公的最后一口气。现在且让我们看看，他这划时代的一口气是怎样断掉的。

　　「老帅座谈会」和远交近攻

　　可是事隔十一年之后，就阴阳倒转了。在中共九大前夕（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苏珍宝岛一战，人民解放军战士，手挥有求必应的「小红书」（林彪编印发行至数亿册的袖珍小书「毛主席语录」），虽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英勇抵抗，然终不敌苏军之现代化炮火；守土烈士与珍宝全岛一同化为焦土。更不得了的是，随后俄帝百万大军压境，数千里边疆守军皆进入「一级战备」，中苏大战迫在眉睫。更可怕的则是，克里姆林宫竟然秘密计划（曾在不同阶层，引诱美国共同行动），并公开声明，要「根治」对华问题。这时纵是最长于「斗争」的毛主席，除掉搞点农民起义的土办法，深挖洞，广积粮之外，也束手无策。他老人家在内外交煎之下，外弛内紧，纵然吃了十倍于常人的美制安眠药，也不能安眠。（据李志绥医生的报导，毛公此时吃安眠药的份量，高于常人十倍，一般人吃之会丧命的。）自救之道，显然是联络友邦，来牵制苏联，无奈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指导之下，人民中国此时在国际上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面积远小于台湾，人口略多于台北市），是真正的攻守同盟的朋友。然远水不救近火也。

　　这时那深谙国际形势的陈前外长，和周总理，真急烂肝肠。他二人深知，对付此北极大熊，只有运用我们祖宗的老办法，来他个「以夷制夷」、「远交近攻」。目前只有联合美帝，才能对付俄帝。而美帝精明，固早知中国有此需要，十年以来，就曾不断运用各种方式，伸出触角，向毛主席示好，希望能在北京讨个娇娇滴滴，做文成公王，同中国「和亲」，而毛主席不屑一顾也。为此也夜不能眠的陈毅元帅，就曾一再叹息地说，「美国人可以登上月球，可是却接近不了中国」，是何等的可惜。而毛公忙于斗彭、斗刘、斗林……；却无动于衷也，奈何。

　　珍宝岛以后，周总理显然认为中国自我孤立的政策，不能再拖了，再拖会出回天无术底大纰漏。但是周也知道，他底国务院绝不能越俎代庖，来替毛主席制订「革命外交路线」。你若勉强为之，就必然产生反效果。甚至有「里通外国」的杀身之祸（彭德怀就有这项罪名），因此那最善于利用人事关系的周恩来，显然是运用了他不世出的「内交」天才，转弯抹角地，挖掘了毛主席的智慧，终于炮制出一计所谓「四老帅外交座谈会」来襄赞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研讨外交的新方案来。此四老帅为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时年七十二，聂七十，陈、徐均六十八）。这四位老帅都是在文革初期，一九六七年所谓「二月逆流」以来一直被迫靠边站的开国元勋。如今在苏联大军压境的紧急关头，被毛主席重新起用来商讨国家大事。

　　毛主席要他们讨论的主题是：「苏修美帝，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战争是否真的就要到来了？」毛要他们坦白讨论，不带条条框框，真言无隐，四老帅奉命，乃从一九六九年六月七日开始，在中南海武成殿「座谈」，四人不带手稿，没有提纲，随意侃侃而谈。另由熊向晖、姚广两后辈作助手。从六月七日至七月十日，四老帅座谈六次共十九小时，历时一月有奇，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由陈毅定稿，写出一项对中国命运有决定性作用的有关外交政策的重要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此后这项座谈又延长至三月之久，总算在关键时刻，替人民中国制出了一份「在毛主席指导之下的革命外交的总路线」。这条路线既然由陈毅「定稿」，其主要内容自然是，在美苏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利用美苏矛盾，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四老帅一致认为应付苏联是燃眉之急，祸在肘腋；而美帝远在天边为患不大，加以百余年来美国侵华未占寸土，不像俄帝侵华一占便是数十百万平方公里，而至今野心未戢，以故四老帅一致主张与美国恢复邦交，以抵制苏联对中国所构成的边患。在此项历时三月的研讨会中，国务院与外交部均未插手也。夫如是，始能显出，新的革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也。

　　正因为此一新路线之建立，始有尼克松之访华，与「上海公报」之出现，自此苏联对华「根本解决」之方案，始彻底破产。人民中国始安如盘石。呜呼，周公这一着安邦定国，内说昏君、外御强寇的好棋，真叫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周公自已隐姓埋名，而扶危救倾者，实为「古大臣」所不能及，令今之读史者，不能不击节三叹也。

　　余小子不肖，流落海外二十余年，竟能及身受惠于文革未期返国探亲，与思子成疾之老母，见其最后一面也。关于「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笔者于拙著前篇，亦尝论及之，不再赘。【参见拙著「晚清七十年」，台湾版，卷一；或王尔敏着「晚清商约外交」，页ⅩⅤⅤ】

　　【笔者附注：关于此次北京外交政策之剧变，国内史家都归功于毛主席，我辈小民，身受其惠。佛语说：「施者比受者有福。」饮水思源，不应对真正施者的周恩来总理，作「曲笔」之记也。此次中国外交政策之能彻底扭转，「四老帅座谈会」实是关键，而四老帅全是以周公马首是瞻的老班底，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亦与周完全一致。他们对毛早期之「一边倒」，和后来的两面开弓，都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四人，都没有个人野心，公忠体国的背景都十分清白，为多疑的毛氏信任得过之人。在此中苏交恶，千钧一发之际，毛公只会搞「深挖洞」，把中国大陆挖得遍体鳞伤（此亦为笔者所目击而叹息不已者）。在毛四顾茫然之时，周能不露形迹，微妙地促成此「老帅座谈会」而扭转时局，内交实难于外交也。笔者不学曾遍查中外史料，和尼克松、季辛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诸人之回忆录，固知毛泽东在这次国际牌局中，主动甚少也。因为一九六九年是中国极左派的高潮期，聪明的毛主席，绝不会暗中作两面派，试图「勾结美帝」也。只是国际局势太紧张，林四都扬言不惜对苏修一战，而毛则色厉内荏，虽有意搞以夷制夷，他也要让老周来建议。如果搞出个「里通外国」的结果，则砍老周的头；如果搞得成绩斐然，产生了正面结果，则应该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如果周恩来搞联美帝抗苏修，能达此化境，则主席对总理就言听计从了，而老周就有此本领，能达到主席的心理要求，这就是「古大臣」所谓「承旨」是也。有关「老帅座谈会」简明的二手史料。读者可参阅：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一九九七年，北京经济日报社出版，卷上，页六七四ff，本书编者就把全部功劳归诸毛主席，这显然也就是周总理之原意也。】

　　中美解冻的负面影响

　　这一「老帅座谈会」，和随之顺流而下的骨牌效应，不特在中国外交上发生划时代的影响；它对中国内政也有其正负两面扭转乾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