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三十年[美]唐徳刚- 第16部分

　　【笔者附注】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氏显然自觉这一「运动只搞了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就可以结束了，见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北京（？）出版，页六五八，毛在其它接见外宾场合，也曾提过有关六个月结束文革的估计。

　　古人说，天子一怒，会流血千里，伏尸百万，这就是文革的结果。殊不知，匹夫也可一怒。他仁兄一怒，只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可得到相同的效果。这就是林彪后来所说的，「丘八搞不过秀才」，但是搞个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所以他父子、夫妻，就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来解决相同的问题了。此是后话，下节再说。

　　把两千万字缩成两万字的文革简史

　　总之，十年文革实在是人民中国五十年史中，最乱最糟、是非不明，但也是最多彩多姿、有血有肉的、留下史料最多的一段。文革十年中，在祖国一片腥风血雨，烟雾迷蒙之际，我辈避秦海外，而留在大陆的家人骨肉，都消息全无，生死不明。在一种无能为力底悲伤的情绪之下，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追踪大陆上的消息，想知道点究竟。就以笔者个人来说吧，身为图书馆员，对两岸浩如烟海的官方出版品，如数家珍，不必提了，单是红卫兵的出版品（像「新北大」、「井岗山」、「东方红」、「财贸红旗」、「何其毒也」、「斗瞿战报」等等），十年之间，就细读过五百余种。总字数，应在两千万以上吧。在蒋毛二公几乎同时死亡以后，两岸言禁大开。有深度有系统的专著，更是潮涌而出，有读书癖好的人，跟踪拜读，又已二十个年头了。

　　就以老友严家其、高皋伉俪合作的巨着「文革十年史」（一九八九年十月，香港万年青图书中心增订版，分上下两册）中，其故事就比水浒传还要热闹。我也把它当成水浒传，零零星星的读了不知多少遍。其它的「伤痕文学」就不必谈了。读了数千万字的史料，最后自己问问自己，文革是怎么回事呢？仍难免一片茫然。本篇就想把读过的史料，试为浓缩成数千字，向历史课室里的学生，讨论会（Seminars）中的同行，和茶余酒后、关心国事的同胞，来谈谈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就教于高明。

　　毛亲校三遍的「海瑞罢官」剧评

　　显然是经过数年实际观察和思考，毛泽东终于一九六五年初决定发动一个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在文革初期他只授意江青、柯庆施、林彪、张春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候补书记）、姚文元（「解放」杂志编委）一伙，在上海发动，他自己只在幕后指挥，暂不露面。他发动的方式就是叫姚文元主稿，写一篇书评，来批判北京副市长，名史学家吴晗所编的剧本「海瑞罢官」，说吴晗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要替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其实海瑞这个名字，没几个中国人知道也。那原是数年之前，毛氏在厕上读「明史」才发现的，觉得他是和包公一样，正直的「清官」，因而号召干部和人民学习海瑞。圣旨一出，天下从风，吴晗就承旨，写了这个剧本，由京戏名伶马连良唱了起来，一时全国轰动，好评如潮，弄得另一名伶周信芳（麒麟童），也踵起效尤，自编自唱了一番。这原是「庐山会议」以前的事，「海瑞罢官」的剧本，原来也只是一本承旨文人所写的「马屁书」，与彭德怀的罢官没屁关系。可是它此次却雀屏中选，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第一炮的炮靶。当姚文元奉命撰写此一剧评时，曾九易其稿，历时半年以上，十度派专机密呈毛公「御览」【见「文革十年史」】；毛也承认他对姚氏原稿，亲自修改了三遍，可见其用心之深之苦也。
　
　
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简述（下）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根据后来政治局势的发展，写历史的人，就不难把毛氏发动此一运动的来龙去脉，从头说个明白了。毛的原始计划显然是先把这一运动，披上一层「文化」的外衣，揪出个既是史家，又是文艺家，也是党员官僚的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来祭旗，以发动这个「文化革命运动」。从吴晗再扩大至所谓「三家村」（与吴长期合作的名作家「三家村札记」作者，「人民日报」总编邓拓，和「前线杂志」总编廖沫沙）；依次蔓延至其它党内外所有的走白专路线的学术权威，再升级鼓励各大中学革命师生，向各学校、各单位的领导和「当权派」夺权、造窝里反，来他个天下大乱，并乘机拿下陆定一把持的中央宣传部、和周扬的中央文化部，以及两部属下的报章杂志和广播电台，以统一宣传口径，让国内外听不到一点杂声。

　　毛的第二步，显然是夺取那个被彭真所盘据的、「针插不进，水滴不透」的北京市委（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北京市长），和北京地区的一切媒体，尤其是受市委控制，由邓拓总编的「人民日报」和广播电台。掌握好了北京这个根本重地，然后再循党的既定程序，通过政治局和人民大会，来把刘少奇隔离审查，如此，这个运动只要搞五个月，或「两个五个月，也许还要多一点」，就可以恢复秩序，达到四海归毛，天下太平了。这样，毛主席也就可以只做个总设计师，和总策划人，永远在幕后指挥，用不着揭开帐幕，抛头露面，自已来赤膊上阵了。

　　想不到，可能也是想象中事吧，姚文元这篇书评，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之后，反应冷淡，纵是毛用党中央的名义，推动全国报刊加以转载北京的「人民日报」和华南各大媒体，则认为它立论太左，不得人心，而加以杯葛。这显然是因为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市委，和杨尚昆掌握中的广东省委，初不知此一新运动是由毛主席躲在背后，亲自发动的，并且要雷厉风行的。他们显然误认为，这只是若干极左派，柯庆施，康生者流恃毛之宠，而兴风作浪，他们也可以在必要时说服主席，而加以抵制也。这主要的原因是，毛此次所搞的，是绝对的「阴谋」，而非「阳谋」。他搞「绝对保密」的结果，连极度敏感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对毛的这着新棋，毫无所知。党内其它高干和全国朝野，对此也没丝毫的心理准备。才有华北华南一致杯葛的情况出现。毛如一开始便披挂上马，谁又敢对他作正面抵抗呢？因此这一尴尬局面，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再者，在姚文发表之后，主席只装作同情，只表示有意发动一个文化革命运动，来加以推广之时，他还是按照党的旧体制，组织了一个「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谓「五人小组」），作为指导机构。提名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并指定彭真为组长。这个杂糅左右派于一炉的「五人小组」，竟使彭真毫无感觉，这是「引蛇出洞」的旧戏重演，也是他自己罢官、审查、坐牢的第一步。相反的，作为五人小组的组长，彭真竟认真的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在该小组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或「二月提纲」。根据这项提纲，五人小组乃把这个「文化运动」的范围，完全局限于「文化」领域中去，并认定「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罢官，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样，他就保护了吴晗，也把政治问题，给完全撇开了。

　　可是彭真这一无意的、公开的反毛安排，却激怒了暗中有意去彭的毛泽东。他终于揭开帐幕，丢掉假面具，走向前台，自己就赤膊上阵了。毛氏这一计从幕后走上幕前，为时虽短，却程序复杂。我们只能删繁就简，长话短说，那就是毛为对付彭真的杯葛，终于在四五两月，连续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五月十六日，经他自己「八次修改」之后，才抛出的一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誓师词，所谓「五？一六通知」是也。

　　【笔者附注】「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在一九六六年都是全世界媒体上的大新闻。而全世界的所谓「中国问题专家」，都苦于无法知其全文，正好有个原在北京学习的日共党员，他在北京街头花了两分钱人民币，买了一份铅印本的「二月提纲」，当他返日路过香港时，发现国际媒体和美国特工，都想抢购此一文件。谁知这位日本共产党原来是个走资派，他乃提高价钱，和购者讨价还价，最后据说被一美国人以两千美元高价构去。那位老美可能以更高价格，转手出让，亦未可知也。

　　呱呱坠地的四人帮和极左派

　　在这项「五？一六通知」里，和由此而演变出来底政治新形势，简单的说来，便是一、彻底废除「二月提纲」，并把这个「反革命」文件，订出「十大罪状」，昭示全党，二、解散原「五人小组」，另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上直接听命于政治局常委，对下则直接指导文革（包括后来的红卫兵）底一切活动。并指派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组员则有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他们不用说了，都是当时中国，甚或当时世界上，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了。新小组成立未及两月，江青便再度窜升，代陈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后来再从上海工总司招揽一个王洪文，就形成了以她为首的「四人帮」了。

　　江青，这位主席枕边人，在一九六六年初本已受林彪「委托」，负责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文艺工作，穿上了军衣。如今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就文武兼资的进入党政军的最高阶层，襄赞主席爱人，来从事全党全军的改造运动了。从此领导个世界驰名的「四人帮」，权倾朝野，一帆风顺，直到主席躺入玻璃棺材，她才被捉进牢里去。

　　就当四人帮呱呱坠地，极左派日上东山之时，彭真这位「混进党内三十年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这时公开送给他的帽子），自然就相对滑坡了。为处理彭真事件，还是毛主席的话，说得最清楚。毛说：

　　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见「批判彭真」（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载「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四一。〕

　　北京市委被撤换之后，彭真不久便锒铛入狱，一坐十二年，到江青也入狱了，他老人家才恢复自由。与彭同其命运被斗臭斗垮的，有所谓「彭、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大反革命，也就无须一一交代了。

　　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的全盘清洗

　　文革初期，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之下，除人事安排向极左发展之外，意蒂牢结自然更是左上加左了。毛氏认为中共「进城」之后，把旧时代旧社会中的旧知识分子「全部包下来」的政策，是个绝大的错误。其结果不但是新中国的文教机关被旧知识分子把持了，其它党政军财外诸单位，没一个不是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有的（像彭真包庇的吴晗）已经当了新政权的领导；有的「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像「玉皇大帝」刘少奇），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有机会，他们就要专无产阶级的政。所以毛氏要在全国全党，党政军财外，中央地方各单位来个总清洗。

　　清洗的办法恕我们搞历史的替他老人家综括叙述一下，抓住中央，则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竿到底。中央有人搞鬼，大权旁落了（这是林彪讽谏毛主席的话），那就「号召地方来攻击他们」。党政军财外，各单位，各山头，当权派，土皇帝，阎王爷出毛病了，那就发动各该单位之内的有野心，胆大肯闹事的小鬼，造窝里反，向他们争权。对付朝野上下，赫鲁晓夫以次，一般的当权派和反动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则发动在学校读书的小鬼，「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见毛主席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对撤工作组的指示」，载上引「思想万岁」，页六四五。】在另外不同场合，毛也一再提到，要全国学校，停课六个月，让学生「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并鼓动他们打倒一切权威，树立新权威，毛自问自答：「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见同上页六三七，三月二十日，毛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及上引严家其书，卷一，页二六。】

　　学生要闹事，军警一概不许干涉，放手让他们闹去，打砸抢，又怎样？只有他们才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陈伯达奉命于五月三十一日代替吴冷西，接管「人民日报」之后的第二天该报的通栏大标题）。只有通过大乱，才能求大治。学生造反愈乱愈好。毛主席有解放军四百万；武装和便衣特务，不计其数。他老人家可以随时的拨乱反正，有什么可怕呢？

　　不过话说回头，毛公对中国的高知，还是有点顾虑的。上篇我们曾提到过，一九五六年的鸣放期间，毛曾想利用高知，来帮助他整风清党，结果弄成了全国高知联合反党的尴尬局面。这次他老人家吃一堑长一智，再不敢利用高知，连大学生也不敢轻动。因此他搞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原是从中学开始的。搞出经验了，红卫兵才渐渐上了大学的。

　　果然，在五一六之后，红卫兵就在北京的几个中学，先从清华，北大附中来起，蔓延至北京全城几十个中学里，中学生数十万人中，迅速的出现了。

　　主席的红卫兵，太后的义和团

　　「红卫兵」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怪胎，吾人虽著书百万言，也是说不完的了。笔者在个人论史的拙著中，曾有论述清末「义和团」的长篇。在该书中，我曾反复强调慈禧太后的「义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