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想，遇到的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温馨气氛。”在上海，这些中国人充满期待，以为俄国人会资助一个流亡政府。“现在变得显而易见——再清楚不过——经费问题可不像上海的宣传容易让人相信的那么简单。我不知道我们还会遇到什么，”瑞娜说，“但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
上帝知道造成的这一切。这是一个黑暗时代。这是布尔什维克篝火在斯大林恐怖寒夜降临之时的最后一次猛烈的燃烧。在斯大林造成的一场失败的革命中幸免于难的瑞娜、希恩和中国流亡者，亲眼看到了一位伟大人物的消亡。有传言说托洛茨基已经被捕；瑞娜在希恩到来的那天，曾看到托洛茨基在靠近戏剧广场的一个窗户前，试图向人群发表演讲，但看到他的声音被淹没下去。传言在这座欢庆城市的一片混乱中蔓延：加米涅夫被流放，托洛茨基被捕，越飞因自我矛盾而开枪自杀（真的），共产国际重组，苏维埃议会休会。希恩在《个人历史》中声称，他承受着疯狂一般蔓延的情绪。“内心充斥着令人不安的黑暗和恐惧的情绪，想拯救一个最为重要的人的生命的愿望，令人为之感到颤抖，我的想像力捕捉着在莫斯科蔓延的所有坏消息，将之归结为正在增长着的恐怖，我认为这是中心问题。”
流亡苏联的经历与体验，无疑影响了宋庆龄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态度。当然，作为一位非共产党人士，她不会、也没有必要卷入到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党派之争中，但从相关回忆中可以看出，她的思想与感情的天平，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偏向托洛茨基派的。斯诺便这样说过：“她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党的路线。有一次当我对托洛茨基提出一些批评时，她忽然微笑着走到她的书架旁，取出托洛茨基新出的《革命被出卖了》一书，她把书递给我说：‘这里有许多真理，读一读吧。’”
4
最有代表性的则是宋庆龄与美国记者Harold Isaacs（中文名字：伊罗生）的友谊。
1931年，在上海的美国青年伊罗生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并受史沫特莱的影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下和宋庆龄的帮助下，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他在刊物广告中说：“《中国论坛》提供正在被忽视、被歪曲、被压制的消息和评论！”在揭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报道“左联”五烈士遇难、左翼作家创作诸方面，《中国论坛》做了大量工作，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伊罗生与鲁迅关系也十分密切，在鲁迅指导下，他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计划在美国翻译出版，并已由鲁迅写序。后来，1934年，由于伊罗生不同意在《中国论坛》上发表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发生矛盾，《中国论坛》也随即失去了相应的经费资助。在这种情况下，伊罗生与妻子离开上海。在北京，伊罗生与中国的重要托派领袖刘仁静关系密切，由刘担任他的翻译。随后，伊罗生夫妇前往欧洲，在挪威拜访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并由托洛茨基为伊罗生的专著《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作序。可以说，伊罗生尽管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却相当深地卷入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斗争之中。从他的态度和经历来看，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把他视为不可原谅的托派分子，也是顺理成章的。
但宋庆龄与伊罗生却有着密切友谊。是她积极支持伊罗生创办《中国论坛》，吸引伊罗生参加她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伊罗生在上海结婚时，宋庆龄还亲自赠送礼物。伊罗生后来在回忆录中甚至这么说：“我二十一岁，正处在渴望引导、容易受到感染影响的年龄；她大约四十岁，作为一个女人、一个人，也正是最具感染力的时候。因为她的美丽、她的勇气、她在正义事业中的领袖形象，我就像一位心灵纯洁的年轻骑士一样爱她。”
当伊罗生最终与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关系破裂，决定离开上海时，他前去与宋庆龄告别。
我最后一次到莫里哀路二十九号去看她，与她告别。她又一次听我解释我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行动，以及为什么我和她一起做的工作到此结束。如过去一样，她难过而关切地听我叙说。当我在门口与她分手时，她最后的话是提醒我要小心。我想她说的是要小心国民党的暗杀。但她说不是，她要说的是我们的共产党朋友。我迟疑地看着她。“不错。”孙夫人重复说，“注意安全。你不了解这些人。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宋庆龄的这段话，显然表明当时她对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中共地下组织有一定反感与忧虑，虽然在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斗争中她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
抗战期间，伊罗生曾作为记者再度来到中国，在重庆与宋庆龄重逢。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曾被视为托派同情者的伊罗生，一直未能有机会重访中国。这一状况的改变是在“文革”结束之后，邀请他访问的仍是宋庆龄。经过一番周折，伊罗生1980年来到中国，与宋庆龄等一些当年的老朋友重逢。回国后，1985年他出版了《重访中国》（Re _Encounters in China）一书，着重介绍了他的一些老朋友宋庆龄、刘尊棋、丁玲等在“文革”中的遭遇和近况。在《宋庆龄》一章中，伊罗生回忆了他与宋庆龄在三十年代的友谊，还记录了他在半个世纪之后与宋庆龄最后见面的情景。
岁月沧桑，人都已老去，伊罗生见到宋庆龄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他仍然如同最初在上海一样亲切地叫宋庆龄“Suzie”，这是宋庆龄的外国朋友们对她的称呼。伊罗生写道：
我听见有别的客人来到了接待室。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在我们谈话时客气地在一旁站着。既然这是我和她谈话的惟一机会，我感到有话要对她说。我说，据我所知，自上海以来的这些年里，我们当年努力解决的人类发展的诸多问题在各种政权手里均未得到解决。强权政治所有的那些政治问题还是不断被提出，而且寻找答案的机会也不断失去。“但是我要对你说，Suzie，”我突然插上一句，“从上海起一直到现在，我始终对你充满爱意。”宋庆龄用一种我不明白的表情看着我。她微闭双眼，用温柔而略哑的声音说：“我不胜荣幸。”
伊罗生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向他所敬重、热爱的伟大女性表达最真诚的情感。一年后，1981年5月，宋庆龄与世长辞。她的故事融进历史，她的人格之美丽也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想像中。
1930…1935年第22节 在古城呐喊（1）
沿着上海外滩，走过外白渡桥，可看见一座砖木结构的英国式建筑，它是由外国侨民在上海修建的饭店之一。它便是著名的礼查饭店，现在叫浦江饭店。
一位名叫海伦•；福斯特的漂亮的美国姑娘1931年8月走进这里时，这个饭店已经在美国非常有名。海伦称它是“美国在东方的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旅馆”。1900年曾经为《纽约先驱报》报道义和团运动的美国记者密勒，在这里创办了上海最著名的英文周刊《密勒氏评论报》。
海伦乘坐的“林肯总统号”客轮停在黄浦江边。她将前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出任总领事克宁翰的社交秘书。她随身带来了高尔夫球杆和网球拍，行李箱里还装着有皱褶和银白色花边的湖蓝色晚礼服，以及一双长统靴。
她随身还带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贴着从美国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中国的一些报道。她很喜欢这些文章，甚至背下了里面的段落，她更佩服它们的作者。
这些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一个在中国崭露头角、风华正茂的美国青年，一个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到中国来出任社交秘书，并非海伦的最终目的。她想见到斯诺，并且也想像他一样向美国人民，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她深信自己有能力超过他。
来到中国的当天，她便与斯诺联系，斯诺安排在沙利文咖啡馆与她见面。沙利文咖啡馆位于今天的南京东路223号（原建筑于八十年代拆除，今为华东电管局大楼），是当年在上海的外国人喜欢光顾的地方，斯诺与宋庆龄的第一次见面，也由史沫特莱安排在这里。
斯诺一见到海伦便爱上了她，几个月的追求后，海伦决定嫁给他，她也暂时放弃了最初要赶超斯诺的想法。海伦•；福斯特成了海伦•；福斯特•；斯诺。斯诺还为海伦起了一个笔名：尼姆•；韦尔斯。后来她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都用了这个名字。
在给父亲的信中，斯诺第一次提到海伦，他称她是“可爱的女孩”。他说：“她很想成为亚洲的女皇，于是穿上旱冰鞋来到亚洲。她是个狂热而莽撞的姑娘，但总是乐观快活，兴致勃勃，而且她非常聪明。”
海伦希望他们的婚礼仪式能赶在圣诞节那天中午在东京举行。海伦赞赏东京美丽而干净。斯诺满足了海伦的愿望。他们乘坐日本轮船前往东京，开始了蜜月旅行。他们的结婚仪式如期在圣诞节这天的中午，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里举行。为他们主持仪式的使馆官员，是与斯诺在上海曾经同住过一个房间的朋友埃利森——后来的驻日大使。
斯诺和海伦共同的未来，从这里开始起步。他们将共同创造影响世界的事业。
新婚之后，他们于1933年1月从上海搬到了北京。谁能想到，这对特意赶到东京举办婚礼的美国夫妻，很快在北京成了主张抗日、反对投降的中国大学生们可以信赖的朋友。而且，1935年北京大学生们的“一二•；九”大游行，是在他们家中酝酿、策划；是他们将学生们的要求和主张传播出去，斯诺还第一次用他的电影摄影机拍摄下学生演讲、游行的历史镜头。
2
和上海相比，不少外国人更喜欢古老北京的安适、悠闲。他们喜欢这里的城墙，喜欢遍布城里城外的王府、园林和皇宫废墟。当南京成为新的首都之后，这里被改名为北平，但大多数外交使团仍然愿意把大使馆设在北京的东交民巷。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也还是愿意称这里是北京而不是北平。
斯诺夫妇也走进了这种生活。在北京定居后不久，斯诺在给父亲的信中曾这样说过：“我认为，北平仍然是北京，不管南京那帮家伙管它叫什么。”
斯诺爱赛马，海伦喜欢跳舞。他们到北京饭店的楼顶，出席这里经常举办的外国人舞会。海伦喜欢跳华尔兹舞。她让斯诺陪他到舞会平台去，她不让他跳，而是让他在一旁欣赏她的美丽舞姿。
1934年初，出任燕京大学董事会主席的银行家吉米，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海甸修建了一座房子，答应租给斯诺夫妇住。这座房子靠近颐和园，在斯诺夫妇看来，那里是具有历史感的地方。斯诺高兴地写信告诉姐姐：“我们有一英亩地的花园，种着果树、蔬菜、常青树、葡萄树。”“院子里有游泳池，我们有自己的供水系统，这是房主安装的。”他们有电灯，两个浴室。“在院角我有一个书房，在窗户前我能看到颐和园，那曾经是供皇帝游玩的禁地。我能看到西山落日，柳树映衬着天空，在城市外面，蓝天清澄。真让人无法安心工作。”
住在这里，更重要的当然不是每天可以欣赏颐和园的落日，而是靠近燕京大学校园，使他们有了更多接近中国学生的机会。斯诺在新闻系任教，海伦去学哲学，俩人还一同到清华大学听中国哲学教授冯友兰的课。斯诺还在一个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翻译鲁迅的小说，海伦则研究燕京大学的学生作家萧乾、杨刚的小说，萧、杨二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的著名记者。
燕京大学美丽的校园让不少人陶醉。从伦敦来到燕京大学学习中文的新西兰人贝特兰，认为这里是他所知道的“最美丽的大学环境之一”。“这些漂亮的姑娘们，穿着色彩斑斓的开衩的旗袍，在运动场上端庄地骑着自行车，小伙子们则穿着美国校园式样的运动衣和套衫。”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的贝特兰，后来成为斯诺夫妇的好朋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记者身份出现在西安事变的现场。
但当时的北京并不平静。美丽的燕京大学校园里，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怀念故乡的歌声，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同情中国命运的异邦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斯诺能理解这些流亡者的心情。1931年沈阳爆发“九一八”事件后，他曾奔赴东北采访，亲身感受过失去家园的中国人的痛苦。
日子一天天过去，东北学生思念沦陷故乡的心情越来越重。北京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日本企图侵吞华北进而占领中国的野心一天天显露出来。
1935年6月10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河北省、北京、天津完全处在日本控制之下。11月26日，国民政府迫于日本压力，决定撤消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人暗中策划的所谓“华北自治”，就要变为严酷的现实。
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美国人费正清，此时也住在北京。他和斯诺夫妇是朋友，常常互访，还一起在北京饭店的屋顶花园跳舞。他亲身感受到了1935年下半年北京城里日益弥漫的紧张气氛：
1935年末，北京到处流传日本人要来进攻的消息。狡猾的日本军队采取了精神困扰的战术。一小队日军在一名骑着高大战马的下级军官的率领下，经常从北京的胡同耀武扬威地通过。日本军队在北京正南面铁路联轨站丰台进行进攻性的野外演习。他们利用中国傀儡政府控制京津地区，筹备建立所谓伪满属下的“华北国”。国家危若累卵，偌大的华北已放不下一张课桌。
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严重关头，从英美回国的一代学人在北京的各大学里均处于中流砥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