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第三十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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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第三十辑)-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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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戏上了省电视台,各级嘉奖,大家羡慕。严肃自然牛气得很,出门进屋身后跟着大
帮文学青年,俨然又是当年资江古城那帮泥水匠木匠铁匠煎烧饼的跟着“寻根”的文人
瞎跑的景象。
    严肃省里获了奖,母亲带着陈谨去小镇庆贺。那时天色已晚,严肃从窗子里一眼望
见,似乎有些吃惊。当时他很忙,两间木板房里人挤人,满屋乌烟瘴气。严肃因为忙,
生活又无规律,一张刀条脸更窄了,印堂有点发暗,头发老长、发枯。母亲看一眼儿子,
眼泪就来了:“来看看你,不该来呀!”
    人刚坐稳,门外就有人喊看电视,一屋的人又一齐往楼上跑,踩得一架木板楼梯吱
咔咔乱叫。原来是看省台播出的文艺调演实况,说是严肃上了两个节目并接受了记者采
访。大家紧盯着镇上惟一的那台18英寸黑白电视机看究竟,但终究没看清什么,荧屏上
始终只是闪闪烁烁一块黑白条纹布。后来严肃干脆指着条纹布反复讲解,指名道姓说出
一些文艺界名流,这是某某某,那是某某某,大家依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脸上笑笑的。
这时严肃也讲解得不耐烦了,一巴掌拍在电视机上。咯鳖电视!马书记忙解释,不能怪
电视,山区信号不强。严肃又是一巴掌,咯鳖信号!只听大家一片声嚷看见了看见了,
就在这一骂一拍之间,只见严肃那张刀条脸忽然在荧屏上一闪,啪地一下又一闪。
    陈谨顿时觉得很痛快,大哥居然当着书记的面用长沙话骂电视,而且那张刀条脸在
电视里连闪了两次。于是也站起来,试着骂了句:“咯鳖电视!”不料大家惊异地望着
他,把他吓得一缩,颈根都红了。
    电视完了,严肃一转身突然说:“电视都看不好,还搞什么四化建设,山区的面貌
不改变行吗?”听了这话,马书记一声不响地走了。
    从此,严肃突然情绪低落,神情忧郁,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整天黑着张脸在小镇
的街巷里走来走去。后来就索性一把锁将自己反锁在房中。食堂厨子以为他又去哪里深
入生活去了,问也不问就停了他的餐。陈谨想,那时大哥一定受了什么刺激。据后来一
些人回忆,严肃曾就自己的编制及工资向马书记提了要求,严肃问马书记,每月29元的
工资能养活四口之家吗?
    马书记反问严肃你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吗?然后两人互相幽默了一阵就不欢而散
了。其间,他妻子也去镇上吵过两次,闹得很凶。严肃情绪越来越差,动不动骂人。文
学青年桂傻水说,大家都不愿到他那里去玩了。桂傻水还说,有一次发现严肃大热天穿
件棉衣脸色寡白独坐房中,他说他怕冷。
    但是马书记和严肃很快和好如初,因为第三天,严肃就兴高采烈带队下乡巡回演出
去了。下乡三天,严肃病倒途中,有一份材料这样说明了严肃当时病倒的情况:为配合
党的中心工作,他夜以继日写了几个小戏,又立即主动带队下乡巡回演出,在该镇到某
村沿途演出途中忽遇大雨,无处躲避,加之几天几夜的过度劳思,冒雨回家时,未及进
屋便突然病倒,不省人事……

    严肃病后,大家以他为戒。后来风向一转,一夜之间满街的文学青年都变成了经理,
古城再没有人发誓要当作家,仿佛一旦承认自己仍然爱好文学,便会被人当作白痴,或
者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像说他母亲婚前当过婊子一样。
    病后的严肃,被人戏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朋友远离而去,他又回到了母亲怀抱
仿佛回到了童年。奇怪的是他的整个精神面貌渐次呈现出儿童的纯真状态:
    听妈妈的话,脾气出奇地好,偶尔背着母亲搞搞写作也仿佛儿童的恶作剧,一旦母
亲发现立刻承认错误。一切好恶也以母亲的标准为标准。他最担心母亲弃他而去。朋友
散了,妻子离了,母亲再走,就剩他一个人了。母亲有事,半天没回家,他就拄着拐杖
四处打听。但是他始终意识模糊,智力明显下降。
    比方吃饭时你问他:“好吃吗?”
    “好吃!”
    “吃饱了吗?”
    “吃饱了!”
    “还吃吗?”
    “还吃!”
    “……吃饱了就算了,干吗还吃?!”
    严肃回答不上,便哈哈哈一阵傻笑,哈哈哈哈哈……就这样一路滔滔笑下去。母亲
火了:“这话不好笑!”“是的,不好笑,哈哈哈。”母亲一声断喝:“不准笑,我看
你哭都哭不赢,还笑!”母亲眼泪来了。严肃一怔,静了几秒钟:“是的,不准笑,哭
都哭不赢,还笑,不笑了……哈哈哈……”
    在这个家里,这种比哭还难受的笑声是很多的。
    每当严肃的笑声一放开,便要笑得整座楼都颤抖,一直要笑得你浑身发麻,一直要
笑得他七十岁的母亲嚎啕大哭。
    严肃清醒的时候又跟人讲三国水浒。但母亲又不愿意儿子清醒,因为严肃一清醒就
容易激动,一激动就要背着母亲翻箱倒柜,找资料,寻旧作,铺稿纸,关门,他要写小
说。由于他的手握不住笔,写作时不是笔掉在地上就是打泼了墨水。稿纸上也是字叠字
缺胳膊少腿一塌糊涂,就像仙娘降神时在沙盘上划出的字,想怎么认就怎么认,怎么认
也认不出。
    后来母亲发现严肃的床底下,枕头底,棉帽夹层里,三门柜后面,到处都是从垃圾
堆里或熟人手里搜集来的“创作材料”——一叠发黄的族谱、几页摘抄的天气预报、一
则外国消息、几句名人格言。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了,母亲满头大汗抄老鼠窝一样,一件
不剩地将“材料”搜出来,毫不留情。搜查完毕,忽然发现他手里紧紧攥着个纸团,抢
下一看,是一团十年前的旧报纸。
    母亲威胁道,你再搞创作,我就把你撂到街上去!
    从此,严肃果然安静了许多。
    然而,孙女要读书,儿子要吃药要吃营养,家中日见窘迫。陈谨提出工资全部交公。
母亲说,你还没结婚,工资自己存起,你也不小了,找个合适的成个家。陈谨对母亲说,
向大哥单位要一点吧,大哥是因公。母亲说,不能总麻烦单位,你大哥住院花了单位两
万多,再说我也是三十年教龄的人民教师,莫拿话给人家讲。我年轻时学了你外婆一手
好坛子菜,你去帮妈买担萝卜回来,我们做酸萝卜卖。
    自那以后,古城中学门口多了一个酸萝卜摊子。说是摊子,其实不过是硕大的粗篾
提篮,那提篮大得如婴儿的摇篮,篮子里装两个亮瓶。太阳下两个亮瓶红通通晃眼。旁
边坐着个白发老太婆灰扑扑欲睡非睡。夜晚,那座城堡似的居民楼二楼一盏昏暗的灯光
总亮到深夜,咚咚切萝卜的声音格外响,传得很远。
    严肃总坐在楼下的小竹椅上,夏天一把旧蒲扇,冬天身穿两件烂棉衣。母亲只要出
门,就把门锁了,免得他偷偷进屋搞创作。
    就这样,十余年过去了。古城中学门前那个酸萝卜摊摆过了春夏秋冬,硬撑着这个
风雨飘摇的家庭渡过了急流险滩。终于有一天,就在三百里外的孙女儿严小琼师范毕业
即将离校的那天,这位坚强的母亲,慈祥的祖母倒下了。她的生命就像熬尽了油的灯一
样,噗噗几下,晃了几晃就熄灭了。她倒在烈日当空的校园里,那个摇篮似的粗篾提篮
掉在地上,竹篮里两只亮瓶掉在水泥地上,红红的辣椒酸水流了一地,像绽开两朵殷红
的花。
    母亲死后的某一天,远在五十里外那家小小饮食店炸油条的陈谨忽然心身不宁,神
情恍惚。陈谨凝视着那口滚烫的油锅,心里翻江倒海似的涌动,重重幻影呈现眼前:大
哥拄着拐杖,颤巍巍迈动双脚,拼命地要扑向古塔,身后是血泼似的残阳;一个苍老的
声音突然响起“酸萝卜哦,酸萝卜……”陈谨顿觉胸口一堵,情感的激流在全身鼓荡。
他拼命奔回自己的房里,倒在床上放声痛哭起来。
    父亲死了,大哥废了,母亲也死了。陈谨从昏睡中醒来,窗外已是满天星斗,是啊,
如今他几乎是孤身一人了,他还能回去吗,那是他的家吗,那是一个怎样的家啊!想着
想着陈谨突然拉亮电灯,神差鬼使地拿起了笔,顺手就写下去。他又看到了已故的父亲,
年轻漂亮的母亲。母亲仿佛是一轮红日,大哥是一盘朝着红日痴痴转动的向日葵。
    第三天黎明,当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陈谨大吃一惊。他怔怔地坐在那里,他被
自己的举动吓呆了,他抬头望了一眼窗外,忽然看见了母亲祈求的泪眼:谨儿,我只要
你们身体好,我们家里不要作家了,不要作家了哇……陈谨心里一紧,不禁唤道:“原
谅我,妈妈。”这时,他忽觉眼前灵光一闪,翻过桌上的那叠文稿,端端正正写上两个
字:严肃。然后,舒心地长叹一声:愿母亲保佑你,大哥!

    几经周折,陈谨终于调回了古城。
    一天傍晚,古城居民区那栋城堡似的楼房二楼那户人家突然收到一个奇怪的邮件,
打开一看是几本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大型文学杂志。翻开杂志,两个黑体大字的标题赫然
醒目——《母亲》。署名:严肃。
    严小琼惊叫起来:“爸爸,这里有篇你的小说,快来看啊!”
    随着女儿的惊叫,严肃一下子从座椅上站起来,站得笔直,居然手不颤脚不抖,抬
脚就往外走。不一会,一个声音就传遍了街坊邻舍,“我重登文坛呐!重登文坛呐!”
    这天晚上,古城的人们看到三个人穿过那座八孔廊桥,走过沿河街往古塔方向去。
人们惊奇地发现,严肃在前面起劲地走,没拄拐杖,只是颈根还是那样伸长着前倾着。
    第二天,陈谨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听大哥说:“陈谨,我那篇小说……哈哈哈,是
我写的?我……什么时候写的呀?不对,是你写的,肯定是你帮我写的!”
    陈谨大吃一惊,怔了怔,猛扑过去高声叫道:“大哥,你好啦!”
    然而严肃并没有好。他的病时好时坏一切如常。奇怪的是,他从此再不说重登文坛,
也不往古塔方向去了,而且走路越来越费劲,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有时刚走到巷子
口就害怕地返回了。
    后来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栋楼了,整天坐在楼下的小竹椅上,呆呆地看行人。他
的双脚明显地萎缩了,像晒干的葵花杆。
    一位年轻的母亲拉着她三岁的小男孩,经常从楼下走过。经过严肃的跟前,小男孩
问:“妈妈,那是谁呀?”
    母亲说:“那是一个作家。”
    男孩说:“他怎么老是坐在那里,不站起来呀?”
    母亲说:“他瘫痪了,站不起来了。”
    男孩说:“妈妈,那我长大了不要当作家!”
    母亲笑笑,小声嗔道:“傻孩子,别瞎说!”

    (此文原载于《当代》2000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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