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机票放进短裤口袋里和丽莎走出旅行社。假如上了飞机有人查旅客名单的话，这个拼写错误也许还真能帮上忙一一电脑读不出来。
航班第二天上午出发，我们便消磨时间。再次返回饭店时已是第四次穿过小镇了。我们坐在一个有凉亭的花园里，那儿有个经过高度氯化物处理的游泳池，交通车辆的喧闹被隔离在花园之外。我们各自尽力集中精神读自己的书。我又被书中的汤姆·克兰士吸引住了，把每页都重读了一遍，忘了身处何地。丽莎也很专心地看那本《暴露》，还不时地翻着书页。
“我饿了。”我说，“我想买个小面包，你要吗？”
“谢谢。”她说。
我走到门厅外的小商店里买了两个小面包。柜台上也卖《婆罗洲邮报》，但我不希望看见自己成为报纸上头条消息——不过事实的确是这样，上面写着“尼克·李森，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失踪了……”幸运的是报上没刊登照片。
“我还是饿。”我说，坐也坐不住，“你想散步吗？”
我们又沿着可达金乃巴罗的街道走了出去。这次我们消磨时间的方法是沿着小镇的海岸线走下去。崎岖的海滩上布满了废弃物。我们发现有一个市场，便走近了那些摊位，看了看出售的干鱼头，又笑着对卖榴莲水果的老妇人说：“不买，谢谢。”她想让我们买些水果，但那种味道很不好闻，而且饭店里不许客人带进这种东西。后来在另一个摊位上，我们为了买、些芒果和摊贩讨价还价。嚼着这种水果，我们沿着那条路往下走去，把籽丢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又抄近路走上一片看起来很廉价的临时酒吧，也许只有船开来才会有人光顾。天黑下来了，时间也近五点了。汽车前灯的亮光刺穿飞扬的尘上令我们想到这里的空气很脏，不过在阳光下看起来好一些。在一家购物大厦旁边我们发现了一处麦当劳速食店，便要了一杯咖啡。
面对食物，我们谁也不想吃。后来又往下走，过了一些被垃圾围绕的窝棚房屋，看见许多鸡、猫、狗、老鼠在一堆可可皮里乱窜。一群群小孩挤在敞开的门口盯着我们看。
“该回去了。”我说，“今天不错，现在已经七点了。”
我们穿过黑暗而且污浊的空气返回凯悦饭店。我算是活动好了腿脚。
那天晚上我们相拥入睡，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抓起来，只觉得警察随时会出现在门口，觉得从现在起到飞机旅行结束前我肯定会被逮捕。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我们在吉隆坡留下了痕迹、我甚至从饭店里给巴林银行发了传真。警方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很小，只有一个国际机场，那就是吉隆坡机场，有几次航班从可达金乃巴罗飞往汶莱或新加坡，在这儿设立防线并不难。所有海关人员都在留意“LEESON（李森）”一词，我们肯定会落网，从上星期五以来，他们调动所有移民点行动起来。我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已是凌晨三点了，我尽量把呼吸放慢，想和丽莎呼吸的节奏协调起来。我不知道她是否是睡着了还是像我一样装睡，害怕弄醒对方。我没有和她低语，怕万一她真睡了弄醒她。我躺在那里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想弄清楚她是否真的睡着了。
我尽力想像着伦敦那边正在发生什么事，而且巴林银行的破产又真正意味什么。我不知道罗恩·贝克尔和彼得·诺里斯正忙些什么，而西蒙·琼斯是否又给自己找了一个好藉口呢？我记起来星期五是分红日，却不清楚那天是否分了红利。世界各地的人都在找我，当我和丽莎躺在房间里时，成批的亚洲警察在四下搜寻我们的下落，他们肯定正查记录以及饭店帐单和飞机票船票。他们就和当初的查帐人员一样，但他们最终会找到我的。我也许真的隐瞒了一些数字，但却隐瞒不了自己。
他们追不到这家饭店，因为我们付的是现金，不过也许他们可以在香格里拉饭店拿到那张绿色登记卡，也可以从汶莱皇家旅行社把机票拿走。他们一定知道我计划什么时候走，并做好准备在机场找我，但目前我和丽莎躺在这里却很安全，我紧闭双眼想把整个世界拒之门外。但我也明白只要自己一行动就会被逮捕。
看见丽莎正在穿一条厚牛仔裤，我问她：“你穿这个干什么？”
“法兰克福一定很冷。”她说，“现在是二月，那儿肯定会结冰。”
“别冒这个险了。”我穿上短裤和T恤衫说。
在机场，我们递上机票便拿到了登机卡。我们的行李也全部直接空运到法兰克福。我看着行李顺着传送带消失在远处，心里生起了羡慕之意，它们的旅行真简便；顺着传送带进去，被人拿起来又放下，也许会被人乱扔，但总会顺利到达法兰克福。旁边一个门是通往新加坡航班飞机的通道人口，那边有许多开心的西方人，也许他们是银行家和交易员，或许有些人会认出我来。我背过身去慢慢走近了海关办公室，我担心在这里被人抓祝护照检查官员穿了一身褐色制服，两边是黄色肩章，衬衫口袋上有一个徽章。看着他给队伍前面的人护照上盖章，我觉得他会发现我。他会看见桌上护照里的名字和照片，把名字记下来，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当地人会为他欢呼，或许他会得到奖金，至少他的妻子会很高兴，并觉得自豪。丽莎走在我前面，那位官员给她的护照盖上章，一眼也没多看。我把护照递给他。他看了我一眼，我害怕极了，甚至还倒退了一步。他只要再看我一眼就有可能逮捕我。他会怎么做呢？打口哨还是按一下桌子下面的电钮？但最后他给我的护照盖上章又随手合上递给了我。我走调——光线机边时，丽莎也在那里，我觉得轻飘飘的。
“上帝呀！我希望我们坐船走，”我说，“也许那样我可以跳下甲板游回去。”
“有了鲨鱼怎么办？”
“我们可以扔给它一些汉堡，”我笑着说，“但我现在得转机，看来逃不出这里了。”
“一切会好的。”丽莎也笑了。
我们排队登上了小型飞机，直到舱门关闭我才承认我们真的要离开马来西亚了。飞机发动了，直冲云霄，我往下看，发现了一队渔船分散在下面的海水上。刚开始的那会儿，我还可以看见海上一大片地方，在早晨阳光下像洒了一层碎银片一样泛着光，但后来飞机上行、周围只剩下云了。
汶莱机场播放的每家电视台都在讨论巴林银行的破产。
我、罗恩·贝克尔、彼得·诺里斯、彼得·巴林的照片不时地出现。最重要的是：我，那个“痞子交易员”，自从上星期四出现之后便失踪了，人们只知道“他”飞往吉隆坡。我坐在转机室里的一个角落听着记者们对着麦克风评论这件事，并对最新局势加以分析。我把头埋进一份报纸，避免被人发现。坐在那儿又回想了一下，觉得警察并没有查到香格里拉饭店。尽管当时付帐填了一张绿色卡片，但并未输入任何人的电脑。
“丽莎。”我小声说，“那个家伙正盯着我。”
“不，他没看你。”
“不，他在看我。”
“那是因为你戴了一顶棒球帽，他正在看帽子上的字呢。”
“我们要在这儿待八个小时吧？”
“对呀。”
“那可不可以登记一间房子，那样我们可以去里面躲一躲。”
丽莎起身去看这里有没有短时休息室。过了一会儿，她拿回一个钥匙。
“房间在这边儿。”
我们沿着水泥台阶往下走，进了一间四方小屋。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浴室，没有窗户，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话。昨天我们还在远方的可达金乃已罗走动，今天就到这里来了。虽说这不是伦敦或巴黎，但至少是逃脱了，我也自由了。昨天还可以在那条满是大小车辆的破马路上选择往左走还是往右走，选择是否买榴莲水果，我可以对卖水果的妇人笑着说：“不要。”也可以买一些，但现在还得待在这个地下室里。我们从可达金乃巴罗的海关——出来，就进入了一个官方系统。我知道自己会被挡住去路，我和丽莎会分开。
丽莎和我一起躺在床上，禁不住哭了。她没有向我提任何问题，只是在我怀里抽泣着，我也和她一起哭了。我紧紧地抱着她。知道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快过去了。当时交易大厅里所有的疯狂看起来那么不真实，现在却要毁掉我拥有的现实了，这个现实就是我和丽莎的爱。我对巴林银行的破产根本不在乎，也不想再在八八八八八错误帐户上去弥补什么，我也不关心布伦达转帐给我的那些钱，也不在乎西蒙·琼斯帮我隐瞒了那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损失。他们可以把那些从我身边带走，夺走我所有的钱，但当他们要带走丽莎时，我吓得要命。
“我们本来应该坐船走，”我哭着说，“船上没有CNN电视，也不会有成堆的报纸，那样也许可以使我自由。”
“不，他们没有跟到这里来，”丽莎说，“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跟踪到这儿。”
“但我们却得在这儿等上八个小时，那正好是一个工作日。这次航班在法兰克福着陆时已经是星期四了。”
“听我说，我们必须离开亚洲，”丽莎说，“如果当初坐船走，我们早就被困在印尼的什么地方了。我们要是在那儿被人抓住了，上帝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你能去买些饼干吗？”我对丽莎说，“再看一下报纸上说了些什么？”
丽莎带回来一份《先驱论坛报》。我的照片刊登在头版。我没办法看那些文章，只看了一下“尼克·李森”和“六亿英镑的损失”。我想给别人打个电话看看外边又发生了什么事。我突然有一个疯狂的念头，要给布伦达·格伦哥打个电话，让她再转帐一些资金，我也想再嚼一些口香糖。我不能再让丽莎出去了，如果我们去不了法兰克福或伦敦，如果我们被拆散了，我就一定得习惯不能随时拿起电话，不能随时吃糖。
几个小时之后，丽莎出去看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表。她发现外边并没有什么特殊安全措施，没有警察检查护照，只有一些空姐值班。最后一次登机广播后，她叫我上去。
“好吧，我想我们能上飞机了。”
我们离开了那个房间，把登机卡给空姐看，但她几乎没怎么看。我们走过通道便登上了飞机：走出地下室又进入了另一个细长又满是座位的“管道”。我们挤进机舱后部，我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上。飞机上每个人都在看报，每份报纸上都印有我的照片。
“要报纸吗？先生。”
“不，谢谢。”我支吾着说，一边把脸转过去，又把棒球帽拉低了。
“把帽子拿开，”丽莎小声说，“说话也要平静些，你这样子像手指头受伤一样，太突出了！”
我把毯子拉过来，盖到脸上，侧身而坐，几乎半身伏在毯子下。飞机抵达曼谷时，我们又排队走出飞机去转机室。我一屁股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等到登机通知广播。我不会再去曼谷的希尔顿饭店，因为警察会把我抓走。我们最先回到飞机上，也没发现有警察跟过来。后来，其他乘客也陆续回来，一手拿着登机卡一边沿着通道寻找座位。飞机一声轰鸣冲上天空，丽莎用力捏了一下我的手。我们终于离开曼谷，离开亚洲了。
“只剩下一关了。”
“对呀，但那儿是阿布德哈贝，他们是不是把犯人的手砍掉呢？”
“不，别说傻话。”丽莎说，“他们会用石头把犯人砸死。”
我们尽力地想入睡，不再说话了。我太疲倦了，也害怕告诉丽莎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她也从没问起我。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坐飞机是从伦敦返回新加坡的那次。
“回来很高兴吧？”丽莎问我，“我们终于又到这里。”
在阿布德哈贝我们又得下飞机，不知道当时是几点了。我们往西飞行了十个小时，现在应是子夜时分了。我们脸色苍白神情疲倦。我们先在阿布德哈贝的免税商店转了一会儿，又喝了一杯水。阿拉伯文的报纸可能也连篇报导了巴林银行的事，但我看不懂，而且。最庆幸的是，报纸上没有照片。有一份《先驱论坛报》也是旧的，和汶莱的那期一样。广播通知我们的航班既将起飞时，另一个通道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航班也要飞回新加坡了。
“丽莎，你看！”我叫道。
“新加坡航空公司。”
“可能飞机上满是巴林银行的人，他们正去新加坡调查这事呢！”
我们又退回来，在候机室最偏的地方等着，直到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才出去。我们迅速挤过那些排队登机的人返回飞机。
当飞机最后一次飞起穿过夜空奔向法兰克福时，我仍然不清楚我们坐上这次航班是幸运还是不幸。
“他们会在法兰克福抓到我们吗？”我低声问丽莎说。
“也许会的——也许他们会把我们一下送回伦敦去。”
“他们不会直接把我们送回新加坡吧？”
“不会，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我们是否要在法兰克福找个律师？或者该不该让一位律师在希思罗机场等我们呢？”
“不，不用了，如果我们真能走那么远，那就让爸妈来接我们，他们可以把事情全办好。”
“警方一定知道我们在这次航班上。”我说，“他们已经忙了一天，也知道咱们在马来西亚，他们会把所有飞出马来西亚的航班都检查一遍。”
“也许那个姓名拼写错误救了我们一命。”
“飞机仍旧在黑暗中飞行，丽莎睡着了，她的头发垂在我肩头。我醒着，想借着灯光再看看那本书。我是整个飞机上唯一醒着的乘客，我小心翼翼地在夜空中穿行。全世界的人都在找我，只有我一人知道巴林银行破产的秘密，我坐在43A号座位上，没人注意，也没人知晓。也许只有远方无声的电脑知道这件事了，此刻它们可能正静静地筛选所有乘飞机离开马来西亚的人及他们的目的地。
“像往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