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实际上是这样想的：这小伙子可能不错，我说我要看一看。你看，我没看走眼，金超。我现在还在想，当初我决定调你是对的……我不是说远道的和尚会念经，我是看中一个人的品位和能力。这两年你干得不错。我想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要是有四五个你和林平、夏昕、郑九一这样的人，事情就好办多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必须发展，中心下一步的发展，主要是要靠你们这样的人材，有了人材，没有做不了的事情……事情要大家来做，我想了，以后还要物色几个人才，一个单位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人才……”
金超注意到吴运韬关于要再物色几个人材的话，但是他没有深想。
“我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虽然是一个事业单位，但我们从事的工作，我们肩负的责任，是通过企业行为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必须将行政管理方式改变为企业管理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利润产出作为每一个部门，作为我们整个单位第一位的目标。我以前说过，东方文化出版中心不是养官的地方。我们要淡化官本位观念，不能把处长、副处长当官来做。这样，我们就要有我们的用人标准，标准就是：看谁可以促进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效益和发展？”
吴运韬的谈话方式发生了微妙变化，能够给平平常常的话题赋予深刻意义，并且用组织得很好的书面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谈话方式会扩大谈话者的心理距离，金超一时还有些不适应，不知道该怎样应答。他不会组织书面语言，同时他也不知道该怎样把握和已经成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第一把手的吴运韬的交往状态。他脸上带着恭顺的笑容，听吴运韬说下去。毫无疑问，吴运韬仍然把金超当作和别人不一样的朋友。从京西宾馆回来，金超就把吴运韬的话转述给了师林平。
师林平把吴运韬说要再物色一些人才这件事看得很严重。
这个好不容易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生活中谋到尊严的人，像一种被称之为獴的小动物一样，不时直立起身子，转动着小小的脑袋，警觉地观察周围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
他认为这件事很危险。
金超超脱一些，虽然他也和师林平一样不希望有什么新的因素掺进来改变来之不易的格局，他还不至于夜不成寐。他开始竭尽全力抓编辑室的工作。
王莹琪大张旗鼓地调到另一家出版社去了，临走的时候，这个从来都把自己看作贵族的人物，用最通俗的市井语言咒骂吴运韬排斥异己，说吴运韬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经营成了他家的自留地……但是，没有人应她。她装得很洒脱，但是离开的时候，她是孤寂的，没有人送行，没有人给她哪怕一句安慰，所有人都为生存把良知抵押给了魔鬼，变得冰冷而沉默。
据说王莹琪离开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前后给邱小康写过一封信，全面反映吴运韬的问题，但是，谁也无法确切知道王莹琪是不是写了这封信，无法知道这封信在邱小康那里起没起作用，起了什么作用？
金超在向吴运韬转述这个传言的时候，吴运韬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你听谁说的？”
“很多人这样说，”金超看着吴运韬严厉的目光，心里有些胆怯。
尽管吴运韬嘴上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吧！”但金超看出吴运韬内心非常不安，他询问了很多关于传言的细节。
后来因为工作太忙，金超也就把这件事放到脑后去了。
不存在和原任领导的合作问题，金超能够放开手脚进行工作了。他待人真诚，不怕吃苦，编辑室的同志都很支持他的工作，所以，时间不长，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苗头。
金超兴致勃勃地走在上班的路上。
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城市显得白光光的。太阳一出来，一千万人就一齐出动，像是被某种神奇力量推动着，搅扰在一起，世界发出无法辨析的雄浑的声浪。这种声浪冲击的不是你的耳膜，而是你的心灵，它使你烦躁不安，想向什么人发火，想和什么人打一架，想做一件让人惊愕的事情。但是金超的心情很好。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人心情很好，有的人心情不好。
夏昕和郑九一的心情也都很好。
杜一鸣的结局对夏昕造成很大的心理影响，他现在只求认认真真做好出版工作，从工作成绩中寻找满足感，对于中心其他事情一概不闻不问，甚至于和他认为有些品位的人也不过多交往，决然超脱于任何纷争之外。他蔑视那些不遗余力让自己和别人都活得不舒服的人，他自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比他们优越。不管别人怎样评价他，认为他清高，他不改变自己。这 是他惟一能够坚守的东西。现在他坚守住了这些东西，他心情很好。
郑九一目前还不具备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个讲究实际的人严格按照设定的路线接近目标：他孤身一人闯荡北京，有了一个可爱的妻子，妻子已经怀孕，目前没有住房，还和岳父岳母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心性高傲的他和岳母关系紧张……目前他什么也不需要，惟一需要的是金钱。他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才主动要求从机关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尽管他在机关也已经找到了捞外快的方法。这些方法在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继续有效，编辑室主任的职务又给他创造了新的条件。他当然有理由心情不错。
吴运韬没有感觉到王莹琪写了那封信，没感觉到那封信在起什么作用，就把王莹琪带给他的烦恼放到心灵里一个小小的角落，在最初是邱小康，然后是廖济舟、夏乃尊、徐罘坐过的宽大的办公室里翻阅着金超、夏昕、师林平、郑九一负责的部门出于各自角度和目标形成的生产力成果的报表，寻找即将达到他自己设定的目标的喜悦。
苏北到北京联系调动工作正是酷暑时节，异常闷热。他来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看到办公室主任沈然正在指挥几个小伙子从一楼往地下室搬样书，小伙子们累得汗流浃背。沈然打量着苏北，说：“我们主任到Z部开会去了。”苏北问什么时候回来，沈然看看手表，说快了，她让他等一等。苏北跟上她来到三楼，这里有一间会客室，摆着一些桌椅，一只落地电扇轻柔地吹着。苏北在那儿只坐了几分钟，沈然就弄清了苏北的意图。“那你就先在这里等一等。”
“好好好，你去忙。”沈然到二楼去了。
接近中午吴运韬才回来，刚刚打开办公室门，沈然就跟进来了。
“老吴，有一个人找你。”
“谁？”
“好像是过去在K省洛泉地区插队的北京知青，可能想到咱们单位来工作。”
“哦，”吴运韬淡淡地应道。
徐罘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他，说是有一个人想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介绍了一下这个人的情况。吴运韬听说是北京人，心里有些不爽快，就连徐罘都感觉出来了，说：“这个人在K省已经呆了很多年。”徐罘还说，苏北成熟老到，处事沉稳，是K省某出版社大型文学双月刊《西北文学》的主编。
吴运韬用开玩笑的口吻对下台的一把手说：“老徐你说调就调，我听你的。”
徐罘说：“别别别，还是按照正常程序。不管怎样，你先见一下，感觉一下……我认为这个人是不错的，相对于那些成立于五十年代的老社，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毕竟是一个刚刚涉足出版业的单位，苏北有管理经验，自己就是作家，在出版这一块，他会有很多长处……你知道，我一直在考虑引进专门人才问题……”
吴运韬在心里笑道：“但是你一个人也没有引进来。”
“那就让他来吧，我见一下。”吴运韬对沈然说。
吴运韬坐到办公桌后面的高背皮面转椅上。
吴运韬主持工作以后，沈然每天让人为吴运韬收拾整理办公室，享受和徐罘一样的待遇，办公室很整洁。虽然外面暑气逼人，但是屋子里因为安装了空调，显得十分清爽，窗台上两盆花青翠欲滴，挂满了鼓胀的蓓蕾。新买的天坛牌文件柜闪着幽暗的色泽。宽大的写字台上，堆满了报表、书籍和同业朋友寄来的邮件。
沈然把苏北带来了。“这是我们吴主任，”沈然介绍说，“老吴，这是苏北。”吴运韬站起来和苏北握手。
吴运韬打量苏北。
这是一个个子高高的有些消瘦的中年人，长相气质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仅仅是人海中普普通通的角色。吴运韬注意到苏北细眯的眼睛里有一种羞涩的神情，他在尽力做出笑容，但是却不知道说些什么，这是不善交际的人才会有的情形。
吴运韬很意外也很新奇。
沈然为苏北沏一杯茶放到茶几上，对吴运韬说：“老吴我走了。”
沈然也和苏北点点头。苏北慌乱地站起来表示感谢。
吴运韬脸上带着微笑，看着苏北。
“请坐请坐。”
苏北坐在沙发边缘上，不知道应当等吴运韬发问还是由他自己说明意图。
“我听我们的徐罘主任说，您想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是吗？”
“是是是，”苏北搓着手，“我在K省搞刊物，我想调到北京来工作。”苏北从黑色的公文夹里取出几页纸，恭恭敬敬地递给吴运韬。
这是用针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业务自传。
吴运韬将身子稍稍向后仰着，眼睛和纸之间隔着很大的距离，读那份业务自传。他很快改变了姿势，显出专注的神情，读完以后，把业务自传平放到桌上。
“我知道你，”吴运韬亲切地说，“我刚刚读了你的一篇文章，”他想那篇文章的题目，却又一时想不起来。“写得非常好，当时我就想：这位作者对胡杨一定很了解，非常了解……”
苏北不好意思地说：“您过奖了。”
“哦……”吴运韬没想到会被打断，怔了一下，“但是你的确写得很好……你想调到北京来工作，是吗？”
“是。我是北京人，一九六八年插队，我在K省呆了二十五年，一开始在洛泉地区插队，后来在那里上大学。再后来参加工作，到省城当编辑……离开北京快二十五年了……”
吴运韬发现苏北不善言谈。不善言谈却做着大型文学双月刊的主编，吴运韬感觉这不是一般角色。
“是啊是啊，你应当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乡啊，再者，北京的天地毕竟宽广一些。”吴运韬拿起业务自传，“我知道《西北文学》，刊物很有影响，能够主编这样一份刊物，你的工作能力，当然不用怀疑。你已经搞十几年编辑出版工作，这非常好。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虽然不叫出版社，但是主要业务现在已经是图书出版，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大显身手……这非常好。从业务自传上看，你自己也写小说———我好像对你的小说有一点儿印象……”
“我写小说用的是笔名。”苏北挥挥手，不想谈这个话题。
苏北很少炫耀式地和人谈个人创作。在业务自传写上这些内容，无非想给自己增加一些被接受的因素。
“你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和作家们都有交往吧？”
“我搞刊物工作，和作家的交往机会多一些。”
“这是很宝贵的资源。K省是文学大省，那里重量级的作家太多……”吴运韬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胡杨还好吗？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写东西？”
“他还在写。”
“他应当写。读者都在期盼他的下一部作品。你知道吧？我喜欢胡杨的作品，尤其是《国色》，就像你在文章中说的，他写出了那个城市的灵魂……那里的人物，就是我小时候经见过的人物……”
“您是……”
“哦，忘了告诉你，我也是K省人……”
“真的？”苏北流露出孩子气的兴奋，“用K省人的说法，您我应当算老乡了！”
吴运韬没有应答苏北的这句话，接着说：“我知道胡杨前一段时间为《国色》承受了很大压力……我们这里总是这样，把纯粹的艺术问题政治化。人们对胡杨那部作品的批评显然是过头了，不应当那样。即使作品真的有问题，也应当平等地讨论，不能一棍子打死……听说这部作品在国外得了奖？你看你看，这样就不好了。”
苏北看着吴运韬，想弄明白他说的“不好了”指的是在国外获奖不好还是因为在国外获奖证明了我们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不好。苏北理解为后者。他对吴运韬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对于有文学见解的人，他总是很敬重。
“胡杨知道你想到北京来工作吧？”
“他知道。”
“哦……你为什么要离开K省？”
“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苏北不想做更多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我爱人认为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会更好一些……”
“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她的调动问题解决了吗？”
苏北回答说：“她在K省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当老师，已经先于我联系好了中国文化大学，还是搞教学。”
“那太好了。”
“孩子的问题，北京市政府有政策，知青子女户口可以落在北京，所以我女儿的户口前几年就落在了我父亲的户口本上……”
“哦……”吴运韬说，“你是怎么认识徐罘的？”
“我不认识徐罘，”苏北笑了，“是这样，我和爱人到中国文化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接待我们的一位领导正好也是曾经在K省洛泉地区插队的知青，他很热心，当时就为我的工作张罗，打了好几个电话。我是第二天接到那位领导的电话，让我来找您的……您说的徐罘是……”
“你碰到了很多好人，”吴运韬笑着说，“徐罘是咱们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原来的主任，现在退居二线了。他热心推荐你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吴运韬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是这样，苏北。就我个人来说，欢迎你到东方文化出版中心来工作。这件事，我们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两位副主任到云南开会去了，要等几天才回来。你打算在北京呆一些日子吗？”
“我想尽快回去。”
“不要紧，你回去也行，回去等我们的消息。”
“我知道调北京很难，这事还要您多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