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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宋子文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领会。也是那一年的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
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
晚笠。贵阳叩。
其实，当时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是日益恶化。后来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同年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又报告说：“汉卿先生创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的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说来祸不单行。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的一家在张学良患病期间，其长子在伦敦也患了精神疾病。当时于凤至致函国民党政府驻英国大使顾维钧给以照顾，而顾维钧竟不复电。
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
汉卿长公子马丁，入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张学良长子赴美医治。顾维钧称：
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机任务，可专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治，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也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商量后，决定马丁生病一事暂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
汉卿长子，入伦敦神经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知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瞥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
当时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拜过姐妹的于风至极为怜悯。而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的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大概总有些不安吧。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里就不得而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结果，当年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的“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以及答应“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等条件，最后完全成了空话。
当年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实际上，后来杨虎城将军的结局比张学良更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虎城将军见面，且表示期望杨自动去看他，不要提是蒋要见；并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李志刚将此番话转达给杨虎城，杨虎城听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讲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是“命令”，于是同意与蒋见面。
同年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晋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企图麻痹杨虎城。
接着，蒋介石又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可以说这才是蒋介石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他是企图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进而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罪恶目的。
其实，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的，只好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但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未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以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当时为了敦促杨虎城出国，在蒋介石授意下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的维持纪律的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宋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于是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他在上海西爱成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并在宋子文帮助下办理了出国手续。
同年6月29日，杨虎城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出国。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并向杨虎城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后，宋子文于同年7月10日和11日，接连自上海致电杨虎城。其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又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考虑，回电宋子文说：“两电均敬悉。日寇近迫，国将不国。恶耗传来，五中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蒋介石）。”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抗敌。
1937年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抵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杨将军稍缓返国。”看完宋子文的电报，当时杨虎城沉默了，且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7月16日专电南京政府，再次请求准予中止考察，返国杀敌。另外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宋子文能在旁促成。
于是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不料蒋的态度却十分生硬。
最后，杨虎城终于在宋的允许下，回到香港。当即宋子文前往看望了杨虎城，并交给他一张从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说蒋要他在长沙待命。同时杨亦收到戴笠的电报，约杨先至长沙一同赴赣。
而当杨好不容易赶到南昌时，戴笠告诉他：“委员长刚走，要你到武汉相见。”杨虎城信以为真，又赶到了武汉。不料闻说蒋委员长此时又到了南昌，并再次要他去南昌面见。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压根就不想见杨虎城，而故意布置的一种包藏了祸心的阴谋。
后来不久，杨虎城便被长期监禁起来，先后由长沙后转移到益阳、贵州息烽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就当中国大陆解放前夕，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的军统特务于中美合作所内秘密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杨虎城的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夫妇及儿子。而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则在长期的折磨后于1947年逝世。
第十三章 国难当头
1．宋家兄妹在抗战之初
当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停止了内战。并且国共双方发现，他们实际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对待侵略者的问题上。当时双方还默认，其他问题可以留等日本侵略问题解决后，再行解决。
如果现在回想一下“西安事变”后的几个月中，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态度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尽管当时南京政府表面上似乎还在大肆攻击红军，但背地里却答应了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条件；而共产党也同意改变红军的名称，于是抗日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红军同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当时，汪精卫曾说，中国的未来纲领就是收复失地。而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亦被派常驻南京，且国民党的一位领导人也奉命常驻西安。就这样，当年发生在陕西的“未遂兵变”消弥了10年的内战。而此前已向中国开了第一枪的日本侵略者，彼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东京从情感上顽固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而当日本人看到邻国中国越来越靠近那些危险思想发展地的俄国时，不由得感到恐惧：一旦最后的内战一经消除，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无比。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日本报界虽没有直言，但从报纸不断呼吁政府反共的叫嚣中，却可略见一斑。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会久远了，这一点当时日本人明白；蒋介石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宣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然而，当此中国的“两双铁拳”紧紧握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的关头，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仍未停止其侵略扩张的步伐。
当时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和日本。他们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动向。
可以说，日本觊觎中国的领土由来已久。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它就像一个战争狂人，继续又向中国华北及其沿海一线不停地侵扰蚕食着。等到1937年7至8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先在北京西郊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继而又把战火烧到东面沿海，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并疯狂地叫嚣3个月内要灭亡中国！
于是，在日本这个战争疯子面前，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终于觉醒并且奋起了。由此，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战幕随之也拉开了。
1937年8月13日，黎明时分，日军突然开始了对大上海的狂轰滥炸。
几十架日本飞机突然从黄浦江畔窜人上海市区，当时就见这些飞机鬼怪般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与此同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巡洋舰也一齐开炮。顷刻之间，繁华的上海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大上海的天空，顿成一片燃烧的天空。
上海是南京政府的屏障，一但失守将意味着什么？当时人们心里十分清楚。于是，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支援前线。
人们勇敢的呼喊声压倒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人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河里。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块砸成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但日本侵略军更加疯狂了。
一时，从日军巡洋舰“出云”和“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人就往下撂炸弹，见工事就往下扫机枪。顿时，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并四下蔓延着；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着……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空军，因而也没有制空权，致使众多的上海军民无处藏身一般，惨遭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上海抗战呼唤着中国空军的到来。
航空委员会的办公厅设在古木参天的孝陵卫的一幢别墅里。此刻，古色古香的别墅里，圆形的会议桌上，放着一叠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桌子周围坐着主抓空军工作的要员，他们的眼睑因熬夜而显得浮肿。房间里充满了烟味，连主持会议的空军总指挥周至柔都有些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拉开黑色的防空窗帘，推开了一扇窗户。他发现，东方已现微微曙光。
由于国防落后，中国空军在30年代初期方才筹建，从黄埔军校六期学员中挑选了一小批人在南京成立航空班，并在军政部下面设置了航空署。直到抗战爆发前一年，才成立了航空委员会。
当时，若不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自愿献身于航空事业，并四处奔走，呼吁各国援助飞机和航空设备，中国的航空事业还不知要落后多少年。这些事情，都是到会者有目共睹的。眼下，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虽说在航空委员会注册的各种杂牌飞机有500架，但由于作战频繁，其实真正可供作战的当时尚不足百架，许多飞机早已毁坏却未注销。因此，每次航空委员会例会，大家都一筹莫展，拿不出一个切实的方案来。在目前，空军只能零星地派一些飞机去上海作战，勉强能解前方的燃眉之急。
如今又是这样，讨论了大半夜，在座者却一筹莫展。主持会议的周至柔一想到天亮后宋美龄就要听汇报，便如坐针毡一般。他不得不点名叫下属发言了。
“邦初，”周至柔招呼说：“你是航空界的元老，对空军的状况了如指掌。我猜想你对目前这种局面会有些新的想法的。”
“你要我直说出来吗？”当时任空军副总指挥兼侦察机司令的毛邦初疲惫不堪，用干涩的嗓音问道。
周至柔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那好！”毛邦初挺起腰板，用手指弹去桌面上的烟灰：“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个仗不好打，今天损失3架飞机，明天损失5架，总有一天咱们那点飞机都得报销。倘若近期内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我看这个空军总指挥部就得关门大吉。”
“还要糟些哩，”参谋长张有谷插话说：“你们不妨设想一下，等抗战结束，民众知道飞机都在我们手里玩光了，航空委员会的大门前还不闹翻天？我看咱们还是预先准备证词吧，到时好上法庭开脱罪责。”
周至柔沉下脸：“诸位，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绝对服从。上峰叫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我会把问题向宋秘书长汇报的，但今天还是研讨一下援沪的作战方案吧。”
“得啦，饶了我们吧。”毛邦初从桌旁站起来，替自己换了一杯热茶，不无烦躁地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