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落下万世骂名到时候子孙后代恐怕都不得作人了。更何况，他戴笠当年对宋庆龄心中也是敬重有加的。
但蒋介石长吁短叹，却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很快，根据戴笠理解的意思，沈醉制定了用“车祸”加害宋庆龄的新方案。
当时由杜月笙提供了装有装甲的特种汽车。
戴笠的要求是，要让宋庆龄受重伤，最好是脑震荡，并且从此神智不清，或者变成植物人也成，以便蒋介石控制利用她的声望。但是决不能危及她的生命，这需要确保万无一失。
当时沈醉在上海南郊军营里作了多次模拟试验，他发现只能从宋庆龄乘车的尾部撞击，而且要在她的车子低速或停止时，才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撞击者却可能丧命。即使不死，也会被法国警察抓起审讯。为防止其他特务为保命而出差错，沈醉自告奋勇亲自驾驶并且表示，即便死了为党国尽忠心甘情愿；如果不死，他也不会供出这个阴谋牵连别人。
戴笠对沈醉大加赞扬并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请沈醉吃饭。席间戴笠连连给沈醉敬酒：“党国有你这样的忠臣，真是幸事！你放心去干！此事办好了就除了委员长的最大心病，你就是党国第一功臣！万一你要被法国佬抓起来，我保证把你弄出来；而且从此你的老母和其他家人都会受到最优厚的待遇！”
随即他们查看了地形，并选定了动手的路口。沈醉在宋庆龄外出时，几次驾汽车悄悄尾追在后，进行预演。只是他没有让速度快起来，没有真的往上撞就是了。
待戴笠把详细实施方案报给蒋介石后，这次蒋介石很满意，着实夸奖了戴笠一番。
但何时实施呢？蒋介石仍然有些踌躇。
宋庆龄当时不屈不挠的斗争的确使蒋介石恨之入骨，可一看到宋庆龄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享有的崇高威望，蒋介石又十分害怕，生怕触动宋庆龄后引起更大危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三十六计中的“旁敲侧击”。
于是蒋介石在宋庆龄身边人中，选了民保盟总干事杨杏佛作为他第一个下手的对象。
杨杏佛个子瘦高，浑身充满活力，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后接受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劝告，赴美留学，专攻科学技术。杨当年崇高的思想和翩翩的风度，曾赢得许多在美的漂亮女学生的好感。宋庆龄就是那时与杨杏佛相识的。后来杨杏佛回国后，再次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任葬事筹备处总于事。北伐时期，杨杏佛在上海配合周恩来策动第三次上海武装暴动，胜利后被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常委。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就一直开展反蒋斗争杨杏佛参加过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代表宋庆龄四处奔波救出许多同志，并且是民保盟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当年人们曾说，邓演达是宋庆龄的左膀、杨杏佛是宋庆龄的右臂。
蒋介石指示戴笠向杨杏佛下手时，戴笠很高兴，这不比让他直接向宋庆龄下手顾忌那么多。
戴笠经过一番侦察，初定在杨杏佛经常骑马经过的上海西郊大西路一带派枪手狙击。待向蒋介石一汇报，不料老蒋却不同意：“不行！在政府管辖的地盘上动手，事后这案子怎么破？你倒是省事了，把麻烦都推给了我，叫我对外怎么交待？还有，这一次是‘杀杨儆宋’，离宋活动的地方那么远，能起到‘儆宋’的作用么？所以，一定要在宋居住的法租界动手，离她越近越好！既能吓住她，完事后我还不必负破案之责。你也好洗刷么！”
于是戴笠重新布置，把暗杀地点选在法租界内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附近，时机是杨杏佛前往宋庆龄寓所的途中。具体执行交给了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
那天6名特务携高精度狙击步枪，潜伏在杨杏佛经常出入的路上。杨杏佛此时虽已经察觉，但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当时他准备用自己的血去唤起更多的人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警醒，去换取人民的光明前途。
同时杨杏佛把面临的危险也告诉了宋庆龄，请她保重自己。宋庆龄则一再叮嘱杨注意安全，当时他们只为对方着想，对自己却想得很少。
此真所谓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带儿子小佛从中央研究院出来，没走多远，丧心病狂的特务就朝他们乘坐的汽车开枪了。杨杏佛知道自己不能幸免，极力用身体护住儿子。所以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幸免于难。而杨杏佛连中数枪，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0岁。他的司机也同时遇害。
当天听到杨杏佛的噩耗后，宋庆龄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蒋介石桌上暗杀她的计划、制造车祸致她重残的阴谋，当时她并不知道。原来她总以为，蒋介石即使要动手，也得捏造个名目，把人先抓起来，那样总还有个营救的余地。她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人模狗样地执政多年以后，竟然还会使出当年上海滩流氓的无耻伎俩，进行如此卑劣的暗杀！宋庆龄满腔悲愤，写下了一篇战斗檄文：
为杨拴被害而发表的声明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的面目。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给他们带来应得的惩罚。
1933年6月20日下午，杨杏佛的人殓式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宋庆龄通知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前往参加。这将是该同盟对敌人白色恐怖的一次示威特务们借杨杏佛的死继续威胁其他成员，他们故意泄露出新的暗杀名单，上面赫然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他们以为这些人将不敢露面，那样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宋庆龄的勇气由于她外表的纤弱和美丽而更加倍地显现出来。她把下午的倾盆大雨看作天公为杨先生哭洒的泪水，把疯狂乱舞的逆风看作反动派向革命者发出的淫威。那天她顶风冒雨，准时出现在殡仪馆门口。
面对一袭素衣、臂挽黑纱、神情肃穆的孙夫人，原准备在那里捣乱的特务们顿时被震慑得缩起了脖子，他们不敢正视宋庆龄那一双因哀伤而显得美丽、因悲愤而现出威严的大眼睛。
一身正气的何香凝来了，铁骨锌挣的鲁迅来了，无所畏惧的胡愈之、沈钩儒、李四光和茅盾来了……那天的人殓式由于宋庆龄的出席而提高了规格，也由于宋庆龄的出席震慑了特务而相对平安了，整个仪式显得庄严隆重。
人殓式结束后，一大群记者围住了宋庆龄，请她发表谈话。宋庆龄以激昂的语气指出，尽管现在围着她的人中，就有冒充记者的特务，但是她并不害怕。她说，我昨天已经发表一篇声明，我已经向全世界公告，这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我不会被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所吓倒，我将继续坚持斗争。
鲁迅也当场表示，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但是同盟执行委员中当时亦名声不小的林语堂，那一天却没有来。这位以漂亮的散文著称的才子，大概是完全被敌人的子弹吓倒了。他说，“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与其掉脑袋，还不如作顺民”。后来林语堂甚至要求同盟从此停止工作，以免同盟的其他会员都被暗杀。
千古艰难惟一死，生死关头辨勇懦。
在当时有的人被死亡吓倒、忍辱偷生的时候，宋庆龄以她的实际行动，塑造了自己不避刀丛剑树、笑傲千古艰难的刚烈女性形象，从而赢得了万民敬仰和百代流芳。
6．毛泽东曾致函宋子文
当年，在国共两党严峻对立的日子里。
1936年8月14日，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和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突然收到一封寄自远方的来信。而寄这封来信者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动员数十万大军追剿的所谓“匪首”毛泽东。
这不是一封平常的来信，应该说此信亦是宋子文久盼的。当即宋子文激动异常地拆阅展读，就见信中写道：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结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颁公绥。
毛泽东
1936年8月14日
按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空气来讲，谁要接到共产党的来信，不杀头也要被清除，甚者祸及全家。可是，宋子文接到此信后却神色不变，且似乎多了一层喜色。只是他没敢将毛泽东的来信在手中多留，而是马上交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再说蒋介石也并没有翻脸，而亦是喜形于色。原来，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呢。
日本侵略者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仍不停步地向中国进攻，其狼子野心即企图独占中国。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者在倾其全力“围剿”长征中的工农红军时，仍然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2月，蒋介石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中日有提携之必要，”“中国人民不但无排日之行为与思想，且亦无排日之必要。”但是，当时一个全副武装的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事实，却不可能不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意愿相反。这样一来，在中国便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
1935年底在北平，抗议日本入侵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就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区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且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了对华北的侵吞。它的第一个步骤是通过1935年6月的何梅协定（指国民党在北平的军事长官何应钦和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之间的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它的第二个步骤则是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当年10月间，日本在中国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关东军代表名义，向驻守平津和冀察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将军提出要求：通电设立华北自治政府，将南京任命的华北官员一概罢免。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甚至以最后通碟的姿态，限令宋哲元在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取河北，六个师的兵力取山东。这时，日军向华北大举调兵。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动下，国民党政府河北省蓟密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北平近郊的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旋即又于是年12月18日，在北平成立了由宋哲元任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开始实行华北特殊化。当时的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已危在旦夕。
当时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此反应自然最为强烈，而且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于是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党组织遭到较大破坏时，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在北平还留下30多个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来到北平，建立了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当群众抗日情绪日趋高昂时，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当时，清华、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于是城内一二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包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到新华门前请愿。由于请愿没有结果，他们把请愿改为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增加到3000人。此对军警突然用水枪向学生喷射，并挥舞皮鞭、枪柄和木棍从两侧夹击过来。结果，游行队伍被打散了。学生中有40多人受伤。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举行全市总罢课。就这样，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使中国人民不仅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而且看到了自身的力量，看到只有把国内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才能有效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就此增强了中国人民奋起救亡的信心和决心。当时，由“一二·九”运动掀起的风暴迅速波及全国：从当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并发出通电及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当年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并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后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与此同时，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学者也发表文章，主张抗日、主张全国合作。一时间，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此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日的态度，自“华北事变”后也在发生变化。当年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本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然而日本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