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把圣·日耳曼或枫丹白露的屋子，跟庞贝依或赫叩雷尼阿姆的屋子做个比较罢；这是两个美丽的内地城镇，当时在罗马郊外的地位与用途，正如今日圣·日耳曼和枫丹白露之于巴黎。你们计算一下，现在一所过得去的住屋包括些什么：先是用软砂石盖的二层或三层的大建筑，里头有玻璃窗，有糊壁纸，有花绸，有百叶窗，有二重或三重窗帘，有壁炉架，有地毯，有床，有椅子，有各种家具，有无数的小古董，无数的实用品与奢侈品。再想象一下墙壁单薄的庞贝依的屋子：中央一个小天井，有个滴滴答答的喷泉，天井四周十来个小房间，画着一些精致的画，摆着一些小小的铜像；这是一个轻巧的栖身之处。给人晚上歇宿，白天睡中觉，一边歇凉一边欣赏优美的线条，和谐的色彩；按照当地的气候，再没有别的需要。在希腊的盛世，室内配备还要简单得多。小窃挖得进去的墙壁只刷白粉，在伯里克理斯的时代〔五世纪〕，壁上还没有图画；室内不过是一张床，几条毯子，一只箱子，几个漂亮的有图画的水瓶，一盏简陋的灯，墙上挂几件兵器；小小的屋子还不一定有楼，但对于一个雅典的贵族已经足够。他老在外边过活，在露天，在廊下，在广场上，在练身场上；而给他过公共生活的公共建筑也和私宅一样朴素。那决不是高楼大厦，象我们的立法议会〔法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国会名称〕或者伦敦的韦斯敏斯德，内部有许多装修，有成排的席位，有灯火，有图书馆，有饮食部，有各个部门，各种服务；希腊的议会只是一个空旷的广场，叫做尼克斯，几级石砌的台阶便是演说家的讲坛。此刻我们正在建造一所歌剧院，我们需要一个宽大的门面，四五座大楼，各种的休息室，客厅，走道，一个宽敞的剧场，一个极大的舞台，一个巨型的顶楼安放布景，无数大大小小的房间安置演员和管理人员；我们花到四千万〔法郎〕，场子里有二千座位。在希腊，一个剧场可以容纳三万到五万观众，造价比我们的便宜二十倍，因为一切都由自然界包办：在山腰上凿一个圆的梯形看台，下面在圆周的中央筑一个台，立一座有雕塑装饰的大墙，象奥朗日的那样，反射演员的声音；太阳就是剧场的灯光，远处的布景不是一片闪闪发亮的海，便是躺在阳光之下的一带山脉。他们用俭省的办法取得豪华的效果，供应娱乐的方式象办正事一样的完善，这都是我们花了大量金钱而得不到的。
再看人事方面的组织。一个现代的国家包括三四千万人，散处在纵横千余里的领土之内。它比古代的城邦更巩固；但另一方面，它也复杂得多。要当一个差事必须是一个专门的人；因此行政工作也象别的职业一样成为专门的了。大多数人只能每隔许多时候用选举方式参与国家大事。平日他们住在内地，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和明确的见解，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盲目的情感，遇到要决定战争，和平，或捐税的时候，只能让一般比他们知识丰富而由他们派往京城去当代表的人处理。——关于宗教，司法，陆军，海军的问题，也同样由人代庖。这些公事每一项都有一批专门的人；必须经过长期的学习才能在其中当个角色，大多数的公民都不能胜任。我们完全不参与这些事情；我们有代表，或者出于他们自己选择，或是由国家选择，代我们去打仗，航海，审判，祈祷。事实上我们也不得不如此：职务太复杂了，不能临时由一个生手去执行；教士要进过神学院，法官要进过法学院，军官要进过军校，军营或军舰，公务员要经过考试和办公室的实习。——相反，一个象希腊城邦那样小的国家，普通人能担任一切公共职务；社会并不分成官吏和平民，没有退休的布尔乔亚，只有始终在活动的公民。雅典人对于有关公众利益的事都亲自决定；五六千公民在广场上听人演说，当场表决；广场便是菜市，大家在这儿售卖自己出产的油和橄榄，也在这儿制定法律，决定法令：领土不过等于现代的一个城郊，乡下人比城里人多走的路也很有限。讨论的事情并不超过他的智力，只关涉到一个教区的利益，因为城邦只有一个城。应当如何对付美加拉或者科林斯，他不难判断：只消凭个人的经验和日常的印象就行；他毋须做一个职业政治家，熟悉地理，历史，统附等等。同样，他在自己家中就是教士，每隔多少时候还当本部族或本部落的祭司；因为他的宗教是保姆嘴里讲的美丽的故事，仪式是他从小就会的舞蹈或唱歌，还有是穿了某种衣服当主席，吃一顿饭。——此外，他也在法院中当审判，审理民事，刑事，宗教的案子：逢到自己有诉讼就亲自出庭辩护。一个南方人，一个希腊人，天生头脑灵活，能说会道：当时法律条文还没有那么多，没有积成一部法典和一大堆头绪纷繁的东西；他大体都知道：法官可以背给他听，而且习惯容许他凭着本能，常识，情绪，性子说话，至少同严格的法学和根据法理的论证同样有效。——倘若他有钱，他就做演出的主办人。你们已经看到希腊的剧场不象我们的复杂，而且雅典人素来爱排练舞蹈，歌唱，戏剧。——不论贪富，人人都是军人；战争的技术还简单，还没有战争的机器，民团就是陆军。在罗马人未来之前，这是最优秀的军队。要培养精锐的士兵，有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都由普通教育完成了，不用特殊训练，不用办新兵操演班，不用军营中的纪律和练习。一方面，他们要每个士兵都是出色的斗士，身体要极强壮，极柔软，极灵活，会攻击，招架，奔跑。这些都由练身场担任了，练身场是青年人的学校，他们连续几年，整天在里面搏斗，跳跃，奔跑，掷铁饼，有系统的锻炼所有的肢体和肌肉。另一方面，他们要士兵能整然有序的走路，奔驰，做各种活动。应付这些，他们的舞蹈就足够了：所有全民的和宗教的赛会，都教儿童和青年如何集合，如何变换队形。斯巴达的公共舞蹈队和军队奉同一个神为祖师。在这样的风俗习惯培养之下，公民一开始就能毫无困难的成为军人。——当水手也不需要更多的学习。当时的战舰不过是一条航行近海的船，至多装二百人，无论到哪里都不大会望不见陆地。在一个既有海口，又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城邦之内，没有一个人不会操纵这样的船。我们的水手和海军军官要十年的学习和实习，才能熟悉气候的征兆，风向的变化，位置与方向，一切的技术，一切的零件；希腊却没有一个人不是事先就会或一学就会的。——古代生活的这些特点都出于同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前例而简单的文明；都归结到同一个后果，就是非常平衡而简单的心灵，没有一组才能与倾向是损害了另一些才能与倾向而发展的，心灵没有居于主要地位，不曾因为发挥了任何特殊作用而变质。现在我们分做受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内地人和巴黎人，并且有多少种阶级，职业，手艺，就有多少种不同的人；人到处关在自己制造的小笼子里，被一大堆需要所包围。希腊人没有经过这么多的加工，没有变得这样专门，离开原始状态没有这样远，他所活动的政治范围更适应人的机能，四周的风俗更有利于保持动物的本能：他和自然的生活更接近，少受过度的文明奴役，所以更近于本色的人。
二
这些仅仅是铸造个人的环境和外界的模子。现在让我们深入个人的内心，接触他的思想和感情；希腊人和我们在这方面的距离更可观。在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养成思想感情的总不外乎两种教育：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两者都向同一方面发生作用，当时是要思想感情保持单纯，现在要思想感情趋于复杂。——近代人是基督徒，而基督教是宗教上第二次长的芽，和本能抵触的。那好比一阵剧烈的抽搐，破坏了心灵的原始状态。基督教宣称世界万恶，人心败坏；在基督教产生的时代，这是事实。所以基督教认为人应当换一条路走。现世的生活是放逐；我们应当把眼睛转向天上。人性本恶，所以应当压制一切天生的倾向，折磨肉体。感官的经验和学者的推理都是不够的，虚妄的；应当把启示，信仰，神的点拔作为指路的明灯。应当用赎罪，舍弃。默想来发展我们的心灵，使眼前的生活成为热烈的期待，求解脱的期待，时时刻刻放弃我们的意志，永远皈依上帝，对他抱着至高无上的爱；那末偶尔可以得到一些酬报，能出神入定，看到极乐世界的幻影。一千四百年之间，理想的模范是隐士与修士。要估量这样一种思想的威力，要知道这思想改变人类的机能与习惯到什么程度，只消读一遍伟大的基督教诗歌和伟大的异教诗歌，读一遍《神曲》，再读一遍《奥德赛》与《伊利亚特》。——但丁看到一个幻象，他走出我们这个渺小的暂时的世界，进入永恒的国土。他看到刑罚，赎罪，幸福［地狱，炼狱，天堂＇。剧烈的痛苦和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他心惊胆战：凡是执法者与刽子手逞着狂怒与奇巧的幻想所能发明的酷刑，但丁都看到了，感觉到了，为之魂飞魄散。然后他升到光明中去，身体失去了重量，往上飞翔，一个通体放光的女子〔俾阿特利斯〕堆着笑容，他不由自主的受她吸引；听见灵魂化为飘飘荡荡的歌声与音乐，看到人的心灵变为一朵巨大的玫瑰，鲜艳的光彩便是天上的德性与威力：神圣的言语，神学的真理，在太空发出隙亮的声音。理智在灼热的高空象蜡一般熔化了，象征与幻景互相交错，掩盖，终于达到一个神秘的令人眩惑的境界；而整个诗篇，包括地狱的和天堂的部分，就是一个从噩梦开始而以极乐告终的梦境。——可是荷马给我们看到的景色不知要自然多少，健全多少！他讲到特洛亚特，伊萨卡岛和希腊的各处海岸；我们至今还能追寻那种景色，认出山脉的形状，海水的颜色，飞涌的泉水，海鸟栖宿的扁柏与榛树；荷马的蓝本是稳定而具体的自然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觉得处处脚踏实地，站在现实之上。他的作品是历史文献；写的是他同时人的生活习惯；奥林泼斯山上的神明不过是一个希腊人的家庭。我们毋须勉强自己，毋须鼓起狂热的心情，就能发觉自己心中也有他所表现的情感；想象出他描写的世界，包括战争，旅行．宴会，公开的演说，私个的谈话，一切现实生活的情景，友谊，父母子女的爱，夫妇的爱，追求光荣，需要行动，忽而发怒，忽而息怒。对迎神赛会的爱好，生活的兴致，以及纯朴的人的一切情绪，一切欲望。诗人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看得见的范日之内，那是人的经验在每一代身上都能重新看到的；他不越出这个范围；现世对他已经足够，也只有现世是重要的：“他世界”只是幽魂所住的渺茫的地方。于里斯在阿台斯〔地狱之神〕那儿遇到阿喀琉斯，祝贺他在亡魂中仍然是领袖，阿喀琉斯回答说：“光荣的于里斯，不要和我谈到死。我宁可做个农夫，替一个没有遗产而过苦日子的人当差，那比在从古以来所有的死人中间当头儿还强得多。你还是和我谈谈我光荣的儿子吧，告诉我，他在战场上是不是第一个英雄好汉。”——可见他进了坟墓仍旧在关心现世的生活。“于是飞毛腿阿喀琉斯的幽魂退隐了，在野水仙日里迈着大步走开，非常高兴，因为我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出了名，勇敢得很。”——在希腊文明的各个时代都出现同样的情感，不过稍有出入而已。他们的世界是阳光普照的世界：临死的人的希望与安慰，无非是他的儿子，他的荣誉，他的坟墓，他的乡土，能够在阳光之下继续存在。棱伦对克雷萨斯（自命为最幸福的国王）说：“我认识的最幸福的人莫过于雅典的丹罗斯；因为他的城邦兴旺，儿子又美又有德行，他们也有了孩子，能守住家业，而他自己还活着：他这样兴旺的过了一辈子，结局也很光荣。雅典人和邻居埃留西斯人打仗，他出来效力，在赶走敌人的时候死了：雅典人在他倒下去的地方为他举行国葬，把他大大表扬了一番。”在柏拉国的时代，希波阿斯提到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说：“不论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人生最大的福气莫如在希腊人中享有财富，健康，声望，活到老年，把父母体体面面的送终，然后由子孙用同样体面的排场把自己送进坟墓。”哲学家长篇大论的提到“他世界”的时候，那个世界也并不可怕，并不无边无际，既不与现世相去天壤，也不象现世这样确凿无疑，既没有无穷的刑罚，也没有无穷的快乐，既不象一个可怕的深渊，也不象荣耀所归的天国。苏格拉底对审判他的人说：“死不外乎两种情形：或者是化为乌有，一切感觉都没有了；或者象人家说的，死是一种转变，是灵魂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过程。假如死后一无所觉，好象睡着一般，连梦都没有，那未死真是件妙事。因为在我看来，倘若有人在他的许多夜中举出这么一夜，睡得那么深沉，连梦都没有的一夜，再想到在一生的日日夜夜之间，有过哪一天哪一夜比这个无梦之夜更美好更甜蜜的，那他一定很容易得出结论；我这么说不但是以普通人而论，便是对波斯王也一样。所以倘若死是这样的，我认为死真是上算得很；因为死后全部的时间只等于一夜功夫。一—假如死是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过程，而假如真象人家说的，那个地方所有的死者都住在一起，那未，诸位审判员，我们还能设想比死更大的乐事么？倘若一个人到了阿台斯的境内，摆脱了你们这些自称为的审判员，而遇到一般真正的审判员，如迈诺斯，拉达曼塔斯，埃阿克，德利普托雷玛斯，以及一切生前正直的神明，象人家说的，在那里当审判，那未搬到那里去住难道有什么不好么？跟奥尔番斯，牟西间斯，希西俄德，荷马住在一起，试问准不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换取这样的乐趣？至于我，倘若事实果真如此，我还愿意多死几次呢。”因此在无论何种情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