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军官们极度惊愕，面面相觑。
“原谅我，上校，”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柔和地说。“这是背叛。”
奥雷连诺上校把蘸了墨水的笔拿在空中，在这个大胆的人身上使出了自己的威风。
“把你的武器交给我，”他下了命令。
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站起身来，把武器放在桌上。
“到兵营去吧，”奥雷连诺上校命令他。“让军事法庭来处置你。”
然后，他在声明上签了字，把它交还代表团，说：
“先生们，这是你们的纸儿。我希望你们能够从中捞到一些好处。”
过了两天，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被控叛国，判处死刑。重新躺上吊床的奥雷连诺上校，根本就不理睬赦免的要求。他命令不让任何人打扰他。行刑的前一天，乌苏娜不顾他的命令，跨进他的卧室。她穿着黑衣服，显得异常庄严，在三分钟的会见中始终没有坐下。“我知道你要枪毙格林列尔多，”她平静地说，“我没有法子阻止你。可我要给你一个警告：只要我看见他的尸体，我就要凭我父母的骸骨发誓，凭霍·阿·布恩蒂亚死后的名声发誓，对天发誓：不管你藏在哪儿，我都要拖你出来，亲手把你打死。”在离开房间之前，她不等口答就下了断语：“你那么干，就象是长了一条猪尾巴出世的。”
在漫长的黑夜里，正当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想起自己在阿玛兰塔房间里度过的那些黄昏时，奥雷连诺上校却挣扎了许多个小时，企图凿穿孤独的硬壳。自从那个遥远的下午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以后，命运给他的唯一愉快的时刻是在制作小全鱼的首饰作坊里度过的。他发动过三十二次战争，破坏过自己跟死神的一切协议，象猪一样在“光荣”的粪堆里打滚，然而几乎迟了四十年寸发现普通人的生活是可贵的。
他就这样一夜未睡，弄得精疲力尽；黎明，距离行刑只有一个小时，他走进了回室。“滑稽戏收场啦，老朋友，”他向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说。“趁咱们那些酒鬼还没枪毙你，咱们离开这儿吧。”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无法掩饰这种行为使他产生的蔑视。
“不，奥雷连诺，”他回答。“我宁肯死，也不愿看见你变成一个残忍的暴君。”
“你不会看见的，”奥雷连诺上校说。“穿上你的鞋子，帮助我结束这种讨厌的战争吧。”
他这么说的时候，还不知道结束战争比发动战争困难得多。为了迫使政府提出有利于起义者的和平条件，他需要进行一年血腥、残酷的战斗；而让自己的人相信接受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又需要一年的工夫。他的军官们不愿出卖胜利，发动了起义；他镇压这些起义，残酷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不惜依靠敌人的力量坚决粉碎这些抵抗。
他决不是当时一个比较出色的军人。他相信他终归是为自身的解放、而不是为抽象的理想和口号进行战斗（政客们善于根据情况不断变换这些口号），所以充满了热情。就象以前为了胜利而坚定不移地作战一样，为失败作战的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指责了奥雷连诺上校不必要的蛮勇。“不用担心，”奥雷连诺上校微笑着说。“死亡比想象的困难得多。”对他来说，确实如此。他相信自己的死期是预先注定了的，这种信心给了他一种神秘的免疫力——在预定的期限之前不死；这种免疫力使他在战争的危险中不受伤害，使他最终能够赢得失败——赢得失败比赢得胜利困难得多，需要更大的流血和牺牲。
奥雷连诺上校在将近二十年的战争中，曾经多次回到他的家里，可是，他那经常的匆忙状态，卫队簇拥的神气样儿，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荣誉光环（甚至乌苏娜对这种光坏也不能漠然视之），终于使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上一次来到马孔多的时候，他为三个情妇租了一间房子，只抽空应邀回家吃过两三次饭）跟家里的人相见。俏姑娘雷麦黛丝和战争中期出生的孪生子几乎不认得他。阿玛兰塔怎么也无怯使哥哥的形象和传奇勇士的形象一致起来；前者是在制作小金鱼的工作中度过青年时代的，后者却在自己和其他的人之间设置了三米的距离。然而，停战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家以为奥雷连诺上校很快就会回到家里，重新变成一个得到亲人喜爱的普通人，长久蛰伏的亲“人感情也就复苏了，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
“咱们家里终于又有一个男人啦，”乌苏娜说。
阿玛兰塔第一个认为她们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停战之前一个星期，他回到了家里：没有侍从，只有两个赤足的勤务兵走在前头，把骡子的鞍俸和翰具以及一小箱诗篇放在廊上——这是奥雷连诺上校往日那种堂皇的行装中唯一剩下的东西；他走过阿玛兰塔房间旁边的时候，她叫了他一声。奥雷连诺上校仿佛想不起在他面前的是谁。
“我是阿玛兰塔，”她看见哥哥归来感到高兴，亲热地说，并且让他看看缠着黑绷带的手。“瞧吧。”
奥雷连诺上校就象那个遥远的早晨一样微微一笑，当时他被判处死刑以后回到了马孔多，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绷带。
“可怕，”他说，“时间过得多快啊！”
政府军不得不在宅子前面设置警卫。奥雷连诺上校是在讥笑和唾骂声中口到马孔多的，有人指责他为了较高的售价故意拖延战争。寒热病使他不住地发抖，腋下的脓疮又发作了，六个月以前，乌苏娜听到停战消息的时候，就打开和收拾了儿子的卧室，在各个角落里烧起了没药 ，以为儿子回来之后就会在雷麦黛丝破旧的玩具中间安度晚年了。其实，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已经算清了一生的账，甚至谈不上什么晚年了。他经过乌苏娜拾掇得特别仔细的首饰作坊时，没有发现钥匙是留在锁孔里的。而且在这房子里，时光造成的细微而令人难过的破坏，也没引起他的注意，任何一个记性很好的人，在长久离开之后，看见这些破坏都是会震惊的，可是任何东西都没引起他心中的痛苦：墙上剥落的灰泥，角落里凌乱的蛛网，弃置不顾的秋海棠，白蚁蛀坏的木梁，长了青苔的门框，一怀旧之情给他设置的这些诡谲的陷阶都没使他掉进去。他坐在长廊上，用毛毯裹着身子，也没脱掉靴子，仿佛是顺便到房子里来躲雨的，整个儿下午都瞧着雨水落到秋海棠上。乌苏娜终于明白。她无法长久把他留在家里。“也许还要去打仗。”她想，“如果不是打仗，那就是死。”这种想法是那么明确、可信，乌苏娜认为它是一种预兆。
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奥雷连诺第二右芋拿面包，左手握汤匙。他的孪生兄弟霍·阿卡蒂奥第二呢，左手拿面包，右手握汤匙。两人动作起来是那么协调，仿佛不是面对面坐着的两兄弟，而是一种巧妙的镜子装置。孪生兄弟知道他们两人完全相似，就在那天想出这种表演来欢迎奥雷连诺上校。可是奥雷连诺上校什么也没看见。他对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疏远，甚至没有注意到赤身露体经过饭厅的俏姑娘雷麦黛丝。只有乌苏娜一人敢于把他从沉思状态中唤醒过来。
“假如你又要走，”她在晚餐时说。“你起码应当记住今儿晚上我们是什么样子。”
奥雷连诺上校这时明白，乌苏娜是唯一识破他精神空虚的人，但他并不觉得奇怪。他多年来第一次直勾勾地盯地她的面孔。她的皮肤布满了皱纹，牙齿已经磨损，头发枯萎、稀疏，眼神显得惊恐。他拿她跟老早以前那天下午的乌苏娜比较了一下，当时他曾预言热汤锅将要掉到地上，结果真的掉下去粉碎了。片刻间，他发现了半个多世纪日常的操劳在她身上留下的擦伤、茧子、疮痪和伤疤，这些可悲的痕迹甚至没有引起他一般的怜悯。于是他作了最后的努力，在自己心中寻找善良的感情已经发霉的地方，可是找不到它。从前，他在自己的皮肤上闻到乌苏娜的气味时，起码还有一点羞涩之类的感觉，而且经常觉得他的思想和母亲的思想息息相通，但这一切都被战争消灭了。甚至他的妻子雷麦黛丝，在他心中也只剩下一个陌生姑娘模糊的形象，这姑娘在年龄上是相当于他的女儿的·他在爱情的沙漠上邂逅过许多女人，他和她们在沿海地带撒下了不少种子，但是他的心里却没留下她们的任何痕迹。通常，她们都在黑夜里来找他，黎明前就离去，第二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使他想起她们，剩下的只是整个身体上某种困乏的感觉。能够胜过时间和战争的唯一的感情，是他童年时代对哥哥霍·阿卡蒂奥的感情，但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串通。
“对不起，”他抱歉地回答乌苏娜的要求。“战争把一切都葬送啦。”
次日，他就忙于消灭自己留居人世的一切痕迹。在首饰作坊里，他没碰的只是没有他个人烙印的东西；他把自己的衣服赠给了勤务兵，而将武器埋在院子里，悔悟的心情就象他父亲把杀死普鲁登希奥·阿吉廖尔的标枪埋藏起来那样。他留给自己的只是一支剩了一发子弹的手枪。他想取下客厅里长明灯照着的雷麦黛丝的相片时，乌苏娜才阻止他。“这相片早就不是你的啦，”乌苏娜说。“这是家中的圣物。”停战协定签字前夕，家里几乎没有留下一件东西能够使人想起奥雷连诺上校时，他才把一小箱诗篇拎进面包房，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正在生炉子。
“拿这个生火吧，”说着，他把一卷发黄的纸儿递给她。“这种旧东西容易引火。”
圣索菲娅·德拉佩德是个寡言、随和的人，从不违拗任何人，甚至她自己的孩子，可她觉得奥雷连诺上校叫她做的是一件违禁的事。
“这是重要的纸儿嘛，”她说。
“不，”上校回答。“这都是为自个儿写的。”
“那么，”她说，“你自个儿烧吧，上校。”
他不仅这么做了，甚至用斧头辟开箱子，把木片扔到火里。几小时前，皮拉·苔列娜来看过他。奥雷连诺上校多年没有跟她见过面，一见她就觉得诧异，她变得又老又胖，笑声也不如从前响亮了：但他同时也感到惊讶，她在纸牌占卜上达到了多深的程度啊！“当心嘴巴，”——这是皮拉·苔列娜提醒过他的，于是他想：前一次，在他名望最高的时候，她的这句话难道不是对他未来命运的惊人预见吗？在跟皮拉·苔列娜见面之后不久，他竭力不表露特殊的兴趣，问了问刚给他的脓疮排了脓的私人医生，心脏的准确位置究竟在哪儿。医生用听诊器听了一听，就用蘸了碘酒的棉花在他胸上画了个圈子。
星期二——停战协定签订的日子，天气寒冷，下着雨。奥雷连诺上校五点以前来到厨房，照常喝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你就是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出生的，”乌苏娜向他说。“你张开的眼睛把大家都吓了一跳。”他没理会她，因为他正在倾听士兵们的脚步声、号声、断续的命令声，这些声音震动了清晨岑寂的空气。经过多年的战争，奥雷连诺上校虽然应当习惯于这样的声音了，可是此刻他却象青年时代第一次看见裸体女人那样感到膝头发软、身体打颤，他终于掉进了怀旧的圈套，心里朦胧地想，如果当时他跟这个女人结了婚，他就会是个既不知道战争、又不知道光荣的人，而是一个无名的手艺人，一个幸运的人了。这种为时已晚的、突然的痛悔败坏了他早餐的胃口。早晨七点，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上校带着一群起义军官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显得比平常更沉默、更恨郁、更孤独。乌苏娜试图把一件新斗篷披在他肩上。“政府会咋个想呢，”她说。“他们会以为你连买件斗篷的钱都没有，所以投降嘛。”他没接受斗篷，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看见从天而降的雨水，他才让她把霍·阿卡蒂奥的旧毡戴在他的头上。
“奥雷连诺，”乌苏娜向他说。“如果你在那儿发现情形不妙，你就想着自己的母亲吧，答应我啊！”
他向她茫然一笑，发誓似的举起手来，一句话没说就跨出了门槛，去迎接他经过全镇时将要遭到的恐吓、谴责和辱骂。乌苏娜闩上房门，决定至死也不再打开它了。“我们就关在这女修道院里烂掉吧，”她想，“我们宁肯变成灰，也不让那些卑鄙的家伙看见我们的眼泪高兴。”整个早上，她都在房子里——甚至在最秘密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使她能够想到儿子，可是什么也没找到。
签字仪式是在距离马孔多十五公里的一棵硕大的丝棉树下举行的（后来在这棵大树周围建立了尼兰德镇）。政府和两党代表以及放下武器的起义军官代表团，是由一群嘁嘁喳喳的白衣修女伺候的，她们很象一群雨水惊起的鸽子。奥雷连诺上校是骑着一匹肮脏、脱毛的骡子来的。他没刮脸。他更感到痛苦的是腋下的脓疮，而不是幻想的彻底破灭，因为他已失去了一切希望，放弃了荣誉以及对荣誉的怀念。
根据他的愿望，没有朗朗的音乐，没有僻啪的鞭炮，没有隆隆的钟声，没有胜利的欢呼，没有任何能够改变停战的悲凉性质的高兴表现。一位巡口摄影师为奥雷连诺上校拍了一张可能留给后代的照片，底版还没显影就被打碎了。
仪式延续的时间，正好是签署文件所需的时间。在一个破旧的马戏团帐篷里，当中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代表们坐在桌子旁边，周围站着忠于奥雷连诺上校的最后几名军官。在让大家签字之前，共和国总统的私人代表打算宣读投降书，可是奥雷连诺上校反对这样做。“咱们别把时间浪费在形式上了，”说着，他看都不看就准备在文件上签字。这时，他的一名军官打破了帐篷中令人发困的沉寂。
“上校，”他说，“请你不要第一个签字。”
奥雷连诺上校表示同意。文件在桌上绕了一圈，在一片沉寂中，从钢笔在纸上划动的声音，甚至可以猜出每个人签的字儿；在这之后，第一行还是空着的。奥雷连诺上校准备填上它。
“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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