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丞相刘屈氂因与李广利谋立昌邑王被腰斩，其妻枭首。
［“贰师之出也，丞相为祝道。遂至渭桥。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之。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子。广利女为丞相子妻，故谋焉。时内谒者令郭穰在侧，归告帝：‘丞相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将军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按验，罪大逆不道，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收广利妻子。］
同月，李广利率军投降匈奴。
［广利与匈奴战，初胜，有斩获。后妻子被收，传至军前。广利不安，内生变。匈奴乘机集大兵围之。广利遂降。］
9月，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书，讼太子冤，武帝感悟。征拜田千秋为大鸿胪。
同月，灭江充九族。
焚苏文于渭桥上。
武帝怜太子无辜，于长安作“思子宫”、于湖县太子死处作“归来望思之台”。
司马迁著《太史公记》（“史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汉书·迁传》颜师古注：“藏于名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者，汉司马迁父子之所作也。”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先人，司马谈也。因书为两代人所纂，故不无舛误矛盾不合之处。《汉书·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东平王思传》：“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扼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后汉书蔡邕传》引王允曰：“武帝不杀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68岁 征和四年（B89，壬辰），68岁。
3月，躬耕巨定。诏罢劳民伤财及神仙之事，驱逐方士。
诏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般，乃还。上乃言曰：“朕即位已来，于下愁苦，所为狂勃，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拜千秋奏请罢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鸿胪奏是也。其海上诸候及西王母驿，悉罢之。’拜千秋为丞相。］
［上召见群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皆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何按：由此可见，武帝之所以尊崇方士，与当时瘟疫流行有关。）
夏6月丁巳，以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心，慰安众庶，乃与御史二千石以上俱寿颂德，美劝上。
上报曰：“朕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毒士大夫。）至今余巫颇脱不止，朕甚愧之，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
（何按：于此言，似可知巫蛊之祸非仅江充事，背后犹有李广利及刘屈氂之阴谋也。盖李广利欲立李夫人之昌邑王为太子，乃与江充阴谋，以察巫蛊案延祸于卫皇后及太子刘据。后乃为宦者郭穰所揭露。）
［千秋无他材能，又无伐阅功劳，以一言寤上意，数月得宰相，封侯。汉使往匈奴，单于问新丞相事。曰：“苟如言，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也。”
使者归告单于语，帝怒，以为辱命，欲杀之，良久，乃释之。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优于前任。］
同月，颁“罢轮台戍哀痛之诏（轮台诏）。向全国民众表示忏悔。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又曰：“方今之务，在于励农。”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
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引自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征和四年武帝下轮台诏略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足置长城下，驰言：秦人，（秦人，即西语China之源，来自匈奴语也。译音即“秦那”，“那”为匈奴语之“人”称。）我与若马。’又，汉使者久而不还（谓苏武等）。
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乃者以弘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曰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骊山，诏之必毋深入，乃不效。及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
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使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戍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励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备而已。］
［田余庆说：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伐大宛，是汉在西域用兵第二阶段之始。太初三年，李广利逼降大宛。由于汉军已西移至大宛，汉的军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汉书·西域传·序》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叙此于汉降大宛“岁余
”之后，当是天汉元年（前100）的事。汉得河西走廊以后，约二十年中，亭障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即今罗布泊地区。
唐人司马贞于《史记·大宛列传·索隐·述赞》中说：“旷哉绝域，往往亭障。”在西汉势力向西域推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绝域中列置亭障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亭障相连，构成防御线，构成交通线，也构成供应线。亭障还为汉向更西的地方传播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提供保障。可以说，没有亭障，也就没有汉在西域的经营。
汉朝向西域推进，大体的程序是，先是军队向西占领据点，然后是，在据点的后方修筑亭障；继之在据点的前方向更西的区域扩大声威。元封三年征服楼兰、姑师后，即遵循上述程序进行活动：元封四年自酒泉列亭障至玉门；遂“因暴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
汉朝势力向西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元封和太初；两个步骤，即楼兰之役和大宛之役。这是战略形势使然。第一步骤指向楼兰、姑师，
决定于地理条件。至于第二步骤，可以指向大宛，也可以指向大夏，还可以指向近旁它国。
征和四年轮台诏前，桑弘羊等人上奏，除了请求于渠犁、轮台设置屯田以外，还请求把盐水亭障再向西方的乌孙延伸。按照上述汉军西进程序，这意味着将要在更西的某个地方实现第三阶段、第三步骤的战争。（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同月，以赵过为搜粟都尉。
赵过改革犁耕，及耕制，教农为“代田法。”
［汪海г唬骸昂何涞凼闭怨慕鸟罾纾赡芫褪谴罄绲囊恢帧＞荨逗菏椤な郴踔尽芳牵郝适蛭镆痪晃荩誓段迩辏民罾缍Ｈ恕！惫胖疲欧蛑镂痪蛑镂恢剩环蛭锇倌叮匆磺辏蚬哺锸辍９乓园俨轿叮阂远偎氖轿叮胖辏焙褐莆迩辏民罾纾Ｈ耍湫氏嗟庇诠胖颍馐巧Φ拇筇岣摺＃莳�
秋八月，李广利死于匈奴。
［“卫律害贰师之宠，会匈奴单于母阏氏病。卫律赂赏胡巫进言：“得贰师以祠社，可却母病。何故不用？”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单于遂收之祠社。是岁冬，匈奴遇大风雪，会连雨雪数月，畜死，人染疾疫。单于以为广利所诅，乃为广利立祠。］
［韩儒林论武帝对西域之开拓：
“匈奴是行国，只要使其漠南无王庭，汉人便可以高枕无忧。西域可就不同，那里是城郭国家，是匈奴的附庸和近邻；倘若汉人不屯兵防防，则匈奴铁骑一至，城廓诸国仍要倒戈相向，听匈奴的指使了。汉代参谋部要想达到凭借西域东制匈奴的目的，必须切断匈奴的右臂非在西域树立一个中心据点不可。
欲征服西域，首要问题是必须解决给养的困难，减轻国库的负担。汉家在西域载设屯田，乃是一件军事上必须贯彻的国策。
大青山、天山乃是我国古来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分界，这几个山系附近的地域，如归绥、后套、宁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土鲁番等地，都是沙漠中的绿洲。自古以来，西北比较适于农耕的地域也只有这几处。所以这几个地方在我国历史上也就成了汉家和匈奴军事上必争的要点了。
这几个要点倘若落在匈奴手里，那未，不惟我国西北边出入陲人民不能安枕，中原人民的安全也要受严重的威胁了。反之，倘若这几个要点汉家都能守住，匈奴便不敢南向牧马，大青山下也决不会看见夜宿的毡车了。
汉代经营西域的目的既在凭西域以制匈奴，所以在河西开设四郡，肃清东西交通的大道后，便开始在西域的中央开设屯田，确立经营西域的根据地。
西汉在西域的屯田有渠犁、轮台、伊循、乌孙、车师等地，而在军事上占重要地位的则为渠犁（吐鲁番），后来又迁移到车师。质言之，西汉经营西域，初以渠犁为中心，东向以争车师，及车师既得，即进而据之以威迫匈奴。屯田区域是自西而逐渐东移的。
按西汉国都远在东方长安，何以其在西域屯田不因近就便，自东而西，反而自西域的中央由西而东呢。我们在分别叙述西域的屯田和要害的争夺之先，不能不先解答这个问题。要想解答这个问题，下列几件事情是应该首先知道的。
（一）西域南道诸国与北道诸国之间是一片大沙漠，汉朝势力到了北道后，就把匈奴与南道诸国的交通切断。南道诸国既然孤立，他们在西域军事上的地位便无足轻重。
（二）北道诸国的地位便不同了，他们与匈奴为近邻，离合向背能直接威胁汉人在西域的地位。所以都护郭舜说：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书·西域传》“康居”条）因此，汉朝经营西域便特别重视北路，假若不在北路设立根据地，便不能得到稳定城郭、监视匈奴的效果。
（三）远交近攻是秦汉两代对付敌国的传统政策。汉人要利用西域夹攻匈奴，当然须在北路诸国寻求与国。
迨西汉与乌孙和亲，北路诸国闻内内附之后，为实现发动城郭诸国兵卒以东制匈奴的目的，自然需要在汉与匈奴势力范围之间选择一个西域根据地。
我们发开地图一看，这两个势力范围间的渠犁乃是最理想的地点，因为玉门关——楼兰城——渠犁是一条直线，渠犁以西都是与国，渠犁东南一千一百多里就是南北两道分歧点。楼兰对内的交通既便利，距匈奴的根据地车师又远，是最好没有的了。
（四）在关西域设立都护之前，车师以东均在匈奴日逐王手中，汉朝没有法子从郭煌进兵北攻车师。要想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自然要以凭借西域郭国的人力和物力，东向与匈奴争衡为最便了。
汉家在西域的势力既然是逐渐东进，匈奴的势力当然是逐渐东退了。当汉家势力未达到西域的时候，西域诸国本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西边的日逐王设有僮仆都尉，住在焉耆一带，征收诸国的赋税。《汉书·西域传序》说：
‘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故皆役属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这个匈奴经营西域的专官，直到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降汉，匈奴势力退出西域，城郭诸国悉归附长安，汉家在西域设立都护的时候，方才撤消了。
（五）匈奴经营西域的中心，是先由焉耆一带迁到车师。西汉为驱逐匈奴的势力计，自然要东争车师。匈奴为要保持他们在西域的势力和利益，当然也不甘轻易放弃。所以与匈奴争夺车师，前后竟达五次。
渠犁一作渠黎，汉武帝天汉二年（前九九年）曾来贡献。这个国家在今天山南麓策特尔（Chadir）及车尔楚（Charchi）之间。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说：
‘（策特尔及车尔楚）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