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的女人堆里，她反倒显得好像是穿错了衣服一样。后来果然再看到她出席类似场合，装着上就开始往回收，开始向大陆女演员品位那个级别上靠。也许这正好说明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还没有形成电影的文化传统，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电影的盛典之说了。像戛纳电影节、奥斯卡颁奖典礼、新片首映之类，所有出席现场的演员，无论男女都得在穿什么的问题上煞费苦心，稍不留神，就要铸成大错，就连一些著名演员也都曾有过因穿衣不当被媒体攻击得几年缓不过劲来的时候，那无疑就像被人当众扒光了衣服一样丢人。相比之下我们的演艺人员的确要潇洒许多，套用王朔的话，“我是流氓（无产者）我怕谁”。
刘半仙的可爱之处在于当时还挺有一种想要建设点什么的责任感与牺牲精神。那时离开北京的文化艺术圈，就是挣脱一种封闭、死旧的文化生态。我还记得刘半仙要去深圳却弄不到边防证跑来问我有没有办法时的情景。
深圳的上戏校友里还有一个女孩丛容，是我毕业前夕在我的剧作指导老师陈加林先生家认识的。之前陈加林也是她的剧作指导老师，她的毕业论文就是创作一个话剧剧本。她总在提出自己的剧作构思，一出关于爱情的戏，根椐她对爱的理解与体验。陈先生又总在否定她的构思，当然是根据他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戏剧创作经验。她总要去他家，他们总要讨论她的作业。她脑子很灵，有一天突然想到，这样的情景本身就是她要创作的戏：爱的一次次被否定，被扼杀，所有的清纯，所有的不合规矩，所有的不切实际，不再发生了。最终，女孩儿的“爱情”生活终于被理顺，终于得到了承认，而其实早已不再是那个最初的“爱”，本真的“爱”。她的剧名就叫《爱的构想》，结构完全是开放式的，在上海人艺剧场演得很好。全校的学生都统一去看了，大家议论说这个戏的编剧是我们上戏出来的。很佩服的样子。她后来分到上海人艺工作。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2）
在陈加林老师家，我们一边喝着红酒一边谈些话题，两个女孩都有些相见恨晚的意思。出了陈先生家，她一定要我去她的人艺宿舍。我们躲在她的小屋里叽叽喳喳聊了一夜，隔壁总有人在敲墙壁抗议，但我们依然不肯停下来，一直在说。都是些女孩们最隐秘的记忆与体验。她的天真和率直，让我一想到这丫头写的话剧曾轰动过上海滩，忍不住就要惊讶几分。
后来这个叫丛容的女孩儿在深圳搞过一部电影，应该说那部电影在国内也小有影响，再
后来她成了深圳文化部门的小官员，我从北京这边的报纸上看到对她的一次采访，虽然想象不出她如今身为官员的严肃与成熟，但听到她说，不管搞创作还是做官，她的心态都没有改变，一直都是在从事一项文化事业，在为建设和营造深圳的文化氛围做着事情。我就觉得她可能还是和以前那个与自己一起谈心、一起逛街淘衣服的丛容一样，是可爱和自然的。
那也正是余秋雨一直在倡导的我们应该有的文化生态。他并不喜欢把自己和学生都限定在一种生活模式里，他嘴里和眼里的所谓“事业”总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往往是一项工程，这个工程是不断变化和丰富着的。
许多上戏学生在这点上深受他影响，从思维到行动，都更像是余秋雨的“嫡系”。余秋雨和上戏众多校友本身的加入深圳，已经为新型的深圳文化增加了不少的分量、色彩和活力。
一个城市，哪怕就是一个社区，文化人士的加入会为这一地区增色许多，无形中它的重量和价值也就会提升了。一些共同的志向与观念，有时候还会像星星点火一般，不知不觉就形成气候带动全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我认识的两个广播学院的朋友突然就去了香港，后来才知道他们的一个院长去组建凤凰卫视，“一根线上连着一串蚱蚂”，带走了一批广院毕业的学生，一帮人把凤凰卫视经营得有声有色，感觉上既不同于香港的电视文化，更不同于大陆的那些个电视编排，说它打擦边球也好，说它独辟蹊径也好，那都是因为大家有着相同或相类似的电视消费理念，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让那只凤凰飞得那么高，让他们的凤凰产业有了那么骄人的成绩。
我知道深圳人曾把“深港接轨”当作深圳与“国际接轨”的第一步，想要形成所谓“内地——深港——国际”这样的开放格局。
而余秋雨，好像一下就站到了深圳这个最有希望成为中国文化桥头堡的阵地跟前。后来也是在深圳，他更加远离了内地的“文人”群体，更多和更加频繁地接触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文化界，他很快以自身的国学底子与现代理念征服了海外。
在深圳，他不仅走出书斋而且彻底抛弃内地“文人”圈，更独立地迈向完全的现代化、国际化。后来，他还曾就深圳文化发展的前景有过一篇文章，引得少数的人议论纷纷，其中也包括我在北京这边听到的那些中式文人的不满。他提出的“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学派”等概念，被看作是一时性起，是不谨慎。
我自己想，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等量级别下的对话，其中必有误读或者误听。人们以为的“文化”，和他心目中的“文化”应该不是一件事。人们大概以为守着几座皇帝老儿家呆过的古城、拥有众多历代官方史料记载，就有了“文化”。
而他喜欢对我说，你一定要强调“人的文化生态”，要强调人对自己生态的自我选择，这才是文化。
他是主动的，一如他一向的风格，而他们是被动的，将要淹没的。
听他说话和表述，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别人还停滞于表面，被现实中不断缤纷而落的现象罩牢、糊住时，他的话语总像是对着镜头过来的一只大手，越伸越长，穿过众多屏障，一下就抓住那个实质的核。让你的心、眼跟着也要一亮。
他说经济的发展与流通，将使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人来人往的流通码头，而现代文化非常关键的就是它的流通。如果没有流通，没有相互沟连的大网络，文化就会处于一种粘滞状态，僵死状态。文化的高深失去现代价值，也就没法焕发出来了。
“只有借助现代流通，文化才会成为现代产品”。他看到这些，并且会积极动作起来，以自身的行动去完成和证实，这令他总是超然于外，总要先行一步，也让他时不时地会引得一些人不满意。
我一直惊讶，他身上那些感性的、天真的气质，让他会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仿佛突然而至的念头，然后他会把这念头拉入自己的语言构架里头，让它稳稳地落在一个强有力的、厚实的、极具理性的平台上。
我总是惊讶这个过程的转换，突变，它们是怎么样实现的呢？一个人怎么可以从那样的感性、天真好奇，一下子就到达那样的理性、深思熟虑？这应该是他自身最突出的个人魅力，是他总能征服谈话对象、征服读者的力量所在。这让他总是大气和宽广，会让我对他产生盲目的迷信，觉得他会在任何领域任何年代里独辟蹊径，成为强者。
过去做他研究生时，熏染得多，我几乎也快要有点这样的意思了，但后来离开了学术的氛围，完全放弃，就把自己放任为洪水泛滥凡事不过脑子的糊涂女人。
因为胸中有那样超前的想法和认识，余老师对我毕业后选择北京有些不以为然。他说你男朋友不是做生意的嘛，光是做生意，也应该去广州啊。
上海――深圳――北京 它的三个城市（3）
我自己却是一派懵懂。我总是对周遭大事、形势变化不闻不问，一派漠然，更不要说会有什么理性的见解与预知。对自己的未来哪怕是家居生活，也从来没有计划，一直是放任自流。
本来也是想在南方开始一种更有活力、更加宽泛些的生活的，可是到了广州，在从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到借住的老同学家途中，公共汽车上身边拥挤着的男人的长相，突然令我对未
来的广东生活心生畏惧。他们长得实在太难看了（请所有广东俊男别太生气），怎么好去亲近。
一个这样直接的理由，让我还没离开广州就起了不去那儿工作的念头。我只有自嘲，称自己好色，怕在广东找不到英俊男人作伴，北京嘛毕竟“藏龙卧虎”。
对广东和深圳的更进一步感觉，要等到十几年以后的世纪末。因为深圳市委宣传部要与国家文物局合拍100集的电视片《中国博物馆》，我这个总撰稿之一跑去深圳找余秋雨老师喝酒，在推杯换盏间“偷取”他脑子里的博物馆概念。片子在北京运作，但过关得在深圳官方。片子的进展，让我对开放的深圳现代文化、文化人颇有好感；而北京这里的种种波折，所谓文化积累的无限沉重，与现代文化发展趋向的格格不入，也让我对余秋雨的生存状态有了最直接的体会和感悟。关于要写一本余秋雨的书的念头，也是在那个时候跳出来的——
我让自己别太急，还有的是篇幅慢慢道来。
十几年后，我和余秋雨老师在北京常见面，更多的时候他来去匆匆。
那天我们在方庄喝茶。本来说好我去宾馆找他，他说他要介绍一位女编辑和我认识，因为他曾向她谈起过我，引得那位女编辑起了兴趣，想要看看这位让余先生津津乐道的女弟子究竟何方妖怪。约好大家一起吃中饭，我兴致勃勃刚在余老师下榻的宾馆坐定，女编辑打来电话说她的领导大人也一起来了，正在大厅。我马上起身告辞，对余老师说我不要和陌生人一起吃饭，尤其是当官的。他还是笑，放我一马。我们一起进电梯，我跟他说一出电梯我们就假装不认识。在宾馆门口等出租时，眼睁睁看着余老师被一帮人“劫持而去”。
晚上他无意去三里屯喝酒，说去那里的熟人太多了。也许怕再次冷落我？我只好让余老师自己打车来方庄的茶馆喝茶。我们总算又能一对一地聊天了。
我突然说每次见你你都是一个人。在北京，我几次去找你，梅地亚，保利，中旅，你都是独来独往，然后——绝尘而去——对，就是这个词，绝尘而去，仿佛大侠一样——之后报纸上才有新闻报道，说你又在北京干了件什么，仿佛你正在这件事情当中，但我知道这事已结束，你已经在做另一件事了。
他自己也笑：总是这样，有人就说我永远在人们的射程之外，这有点好玩吧。
我看得出，他对自己的状态满意和自得，这是他理想中的状态。
我有时会主动提起媒体对他的褒贬，他已谈笑风生。既然已成公众人物，只要不是人身攻击恶意栽陷，评说也就任由他人了。他依旧地我行我素，独往独来。
那次见面，他说第二天一大早在现代文学馆还有一场演讲，我问他哪里组织的，都是些什么人去听。他随意地说，谁都可以去听，什么样的人都有。
这就是他的状态，人在江湖，他却有本事不让自己身不由己。无帮无派，却总是搅动一泓漩涡，自己又总在这漩涡之外。
就像北京总是一个平台，他喜欢在这里展示他自己，却从不让自己深陷其中。
一次次地进出北京，让自己的书一本本从北京这里问世，撒向全国。
他的形象一次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让全中国的观众都记住了他。
他的影响和名气太大，许多找他的人却遍寻不着，不知他究竟身居何方。
偶尔也会有电话打到我这里，又有人要找他参加某个活动，我总说我不知道，真不知道余先生他人现在在哪里。我这个铁杆学生，竟然也学会应对这样的事情。
北京是什么？北京是他需要时才出现和存在的一座城市而已。他完全可以选择它的好处，回避它的种种不足。他和马兰把家分别安在几座城市里，从不把自己固定在任何一处。这是他以自身实力最终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的生活状态。
我眼里的强者就应该是这样的。
他的写作与生活状态，让我羡慕不已，也让我生活其中的北京变得愈加模糊。
吾师余秋雨（中）
第一次见面，他穿着条牛仔裤（1）
想好了是要按时间顺序慢慢道来，可感觉总是不听话，纷纷涌来，还有记忆。它们像跑道上的运动员，争着往一条道上挤，让我如此着急，总定不下顺序。
那次我怎么说来着？
我说现代作品应该同时描述一切，表达全部，我说我现在不喜欢文字表达了，它们总要
一个字接一个字地铺摆开来，思想和情绪是单向流过来的，对于运载一次饱含生命原动力的最真实与最真诚的表述，它们太慢太朝着一个方向了。一段文字记录下来，过程中已遗漏掉那些跑得最快最迅猛的。堵截到的，只是来得及捕捉住的。
我说我现在喜欢戏剧的表达，现代戏剧可以用整座舞台、整个剧场来表现，语言、肢体、灯光、音响，甚至多时空，所有手段可以同时表现情绪和感觉，最大程度立体化和多向性。我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表述指向，在同一个瞬间里泼洒出去，传递出去，我可以一下子裹挟住观众，击中观众。这个过程一定既痛快有力，又美妙通畅。而文字相对戏剧，简直就是力不从心，强拉硬拽——
那是在研究生面试时，第一次见到余秋雨说的话。
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相对于后来自己对戏剧的放弃与撒手，这些大话更像一次骗子行骗时的天花乱坠。而余老师，因为最能感知这些话语，成为被骗最深的——
不要着急，慢慢来。这是一只键盘，这是一个一个的字的排列。没有舞台了。让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敲过来，不要性急。
有人说你是余秋雨的学生，你每次见他都应该带上笔，最好带个小小的录音机，把他的话全录下来，整理出来就是一本书。
我哈哈笑，饶了我吧，那我们还说不说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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