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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师虽然没留过洋，却深得西方文化浸染，独有心得。这首先得益于八十年代初他著述洋洋68万言的《戏剧理论史稿》。西方的戏剧传统源远流长，大家辈出，许多戏剧家诸如莎士比亚、雨果更是跨时代的文化巨人，一些思想大师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也都对戏剧多有论述。要梳理一部戏剧理论发展史，势必要对这些西方文化巨人有个全面的了解，因此秋雨师埋首写作《戏剧理论史稿》的数年，实际上是研究、参拜西方第一流文化大师、思想巨人的一次长途跋涉和朝圣，书写完了，他对西方文化也得道了。十多年后，秋雨师遍游世界，指点诸国，随手写下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在我看来，他对西方文化和世界历史的多年感悟与心得，最多在书中才写出了一二。冰山只是露出了一角，下面还深不可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甚嚣尘上，秋雨师却没有随波逐流。他也许本能地意识到，身为中国学人，无论你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是热爱还是憎恨，你都必须去了解它、熟悉它、研究它，依托于它去与世界对话。这是中国学人安身立命之本，也可以说是宿命，因为世界学术界不需要仅仅是贩卖西方文化的二道贩子，因为在中国要想成为一位文化大师，高者是学贯中西，低者也起码是国学大师。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垫底，任何人都难以修成正果。秋雨师在他这一辈学人和文人中，中国传统文化根底之深当属罕见。仅以他的书法论，就越来越见晋唐风骨。在他潇洒飘逸的现代名士外表下，内里却暗伏着魏晋风度和唐宋风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一脉，正在秋雨师身上延续，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秋雨师最令我敬佩的，还是他超一流的艺术感觉。除了天赋异秉，应该说母校上戏浓厚的艺术氛围，培养了他敏锐的艺术感觉，而长期与第一线的艺术实践密切接触与参与，更是锤炼出他高超的艺术判断力。理论家和批评家要让实践家折服是极困难的，而秋雨师的理论和批评却为一大批一流的艺术实践家引为同道和知音。一九八七年，秋雨师跟我说他要给一批朋友还债，于是相继给徐晓钟、林兆华、黄佐临、胡伟民、魏明伦等一流戏剧家写了一批专论，每人一、二万字，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戏剧批评文章。魏明伦得到一篇《魏明伦的意义》，如获至宝，从此成为秋雨师的至交。像谢晋、白先勇、余光中等人也都是秋雨师的忘年交。我想秋雨师应该出一本艺术评论集，让更多的人领略一下他的卓越批评风采。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5）
当代中国学人中，在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原创性上超过秋雨师的不乏人在，但在对艺术本体的感悟、对众多文艺门类的鉴赏和判断上、在审美感知力和美学品位上，能与秋雨师超凡艺术感觉比肩的，我尚未见到。我甚至认为，艺术感觉正是秋雨师的看家法宝，它使他的学问摆脱了枯涩乏味，具有了一种艺术的美感和生命的愉悦；它使他的文字表现力在现代汉语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独成一家“秋雨体”，其他人想学也无从学起。天才与艺术感觉珠联璧合，让秋雨师笑傲天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锦绣文章，秋雨师潇洒地做到了。
五、愧对师门
能进秋雨师这样一代名师的门下，对任何一个学子都是莫大的幸运。我的许多复旦同学见我做了秋雨师的弟子，也都羡慕不已。当年我进上戏时才22岁，先前在复旦苦读四年，文史哲都打下了一点底子。进上戏不久，叶长海先生就帮我推荐发表了一篇近两万字的学术论文，可谓年少气盛。导师组不少老师都觉得我底子不错，是可造之材。秋雨师能将我纳入门下，显然也是有所期望的。按理说有秋雨师这样的高人指点，只要我潜心向学，刻苦研读，是会学有所成，有所作为的。然而当年的我年轻无知，胸无大志，又生性懒惰，意志薄弱，没有定性，身在福中不知福，天降机遇不珍惜，以至于研究生三年浑浑噩噩，浪费光阴，挥霍青春，荒废学业，一无所成，彻底辜负了导师的期待与栽培。至今想来，我犹痛悔不已。
秋雨师带研究生是极其宽容的，他对你是充分信任，任凭你依兴趣去学，然而我却辜负了他的信任。我毫无自我约束力，一派自我放纵，从复旦时的书呆子转而对学术书有了厌倦与抵触。研究生三年我看了不少武侠小说和闲书，到研究生的最后一年，我鬼使神差地迷上了电影，竟大大咧咧地向导师说我的硕士毕业论文想做电影理论。秋雨师略一沉思，潇洒地一挥手：没问题。我的大戏剧学也包含了电影！现在想来，不知当时在秋雨师的潇洒大度下，他的心底是否有一丝苦笑，因为他很清楚，他这个弟子就是做戏剧论文也做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汪义群先生讲西方戏剧史，留学英伦的他用标准的牛津英语为我们授课，我却如听天书。秋雨师叫我带个录音机到课堂上，录下汪先生的课，带回去反复听。秋雨师难得一脸严肃地叮嘱我：你英语一定要过关，将来你总是要去国外学习的。然而我却把秋雨师的谆谆教诲当成了耳旁风。
一天晚上，我跟表演系的高曙光在我寝室里下棋赌酒，谁输了就喝一杯劣质白干。几杯下来，我酩酊大醉，竟大发酒疯，抄起把破扫帚满楼乱窜，大喊大叫（楼上就住着女生），轰动了全校。我在全校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吃了个记过处分。我知道闯了祸，晚上惶惶然跑到住在龙华的秋雨师家里，秋雨师却轻描淡写付之一笑，觉得我这不算什么事，还说将来找个机会到档案里把我的处分拿掉。果然，第二年秋雨师当上副院长后，还真的让人翻出我的档案，很奇怪，档案里竟然没有我的处分。原来处分必须要系主任签字才能入档，而我的系主任陈多老先生却拒不签字，叫我写了篇检讨敷衍校方，帮我逃过一劫。
我们这一届十个研究生彼此年龄相差很大，年长的都在刻苦攻读，年轻的几个男生大多晃晃悠悠，无所事事。后来我听说有老师评价我们几个年轻的是迷惘的一代，我就是典型代表。我觉得老师还客气了，我其实就是垮掉的一代。很可惜，上戏雄心勃勃打造的这一届研究生，整体上远没有达到校方原来的期望值，我更是其中的一大败类！
我的毕业分配把秋雨师累得不轻。这一年的毕业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像是带上原罪似的遭到了社会的普遍拒斥。我一门心思想留在上海，而当时的上海一个外地人想挤进来真比登天还难。没办法，我只能靠在秋雨师这棵大树上，而秋雨师也义不容辞地为我的工作张罗起来。他先用漂亮的行楷给上海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宋明玖先生写了封信，把我推荐出去，还幽默地跟我说：他姓宋你也姓宋，本家总会照顾本家的。我拿着秋雨师的推荐信兴冲冲地奔到上海电视台，不料我的本家宋先生却婉言将我这个小辈拒之门外了。秋雨师安慰我：没关系，我们再找。热情的秋雨师把他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起来了，为了他这个不成器的学生，向他在沪上文艺界的朋友求援。可因为种种缘故，我的工作去向一直迟迟没有进展。后来秋雨师去新加坡讲学数月，我像个孤儿似的翘首以盼导师早日归沪。这时候已经是1989年年底了，我同届的外地同学除了马小娟去了北京，其他的都在上海留不下来，怏怏回了家乡。校方看在秋雨师的面子上，没有赶我走，还让我赖在上戏校园里。
1990年初，我的复旦同学张记争把我引荐给上海电影资料馆的柴原老师，资料馆有意接纳我，但必须要过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吴贻弓导演这一关。我请秋雨师出马找吴先生说说情，秋雨师说：没问题，但我没他的电话。我急忙把吴先生家里的电话奉上。不懂事的我啊，应该明白其实这时候的秋雨师和吴贻弓先生并不太熟，我实在不该让导师去做勉为其难的事。秋雨师却一点也不勉强，当晚就给吴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出来吃饭。吴先生回答：你我都是大忙人，饭就免了吧。只要资料馆要你的学生，我这儿没问题。就这样，秋雨师一手把我留在了大上海。
大哉师门 愧哉弟子（宋继高）（6）
在秋雨师带过的几届研究生中，可以说我的毕业分配是最让他费神的了。而我当时既不懂事，更不知趣，害得秋雨师把我的找工作也当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秋雨师曾感慨地对我说：继高啊，就是我的家里人，我也没这样帮忙过呀！
我在上海电影资料馆混了几年，凭兴致所至杂七杂八的事干了不少，却毫无成就感。有时候在社会上，同事或朋友向他人介绍我：这是余秋雨的研究生。总能引来几道爱屋及乌的
目光，而我却有无地自容之感。都说名师出高徒，可我实在是不配称鼎鼎大名的秋雨先生的弟子，实在是有辱师门。
过了30岁，我才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觉得再朝秦暮楚、浑浑噩噩下去，这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而且也实在对不住所出师门。于是我决心专攻一门，从1995年开始正儿八经写起影视剧本来，又在1997年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算是捧起了电影这一没落贵族的饭碗。这几年影视剧倒是写了几个，能勉强拿得出手的也就是《生死抉择》和《走出凯旋门》，混了个金鸡奖和华表奖最佳编剧，算是在圈子里初步立住了脚。但我明白，我永远也成不了秋雨师的高徒，今后的岁月里我只能尽量努力，不至于再给师门抹黑。
愿普天下的余门弟子奋发有为光大师门，愿尊师余秋雨先生早日成为一代宗师！
通向辉煌的文化苦旅（侯 宏）（1）
我是在上海戏剧学院《艺术概论》课的课堂上认识余秋雨的。
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是戏剧文学系的讲师。他的第—部书稿还在埋头写作之中，知道他的人很少。我们“编剧进修班”的个别同学甚至不去听他的课，觉得写剧本实在用不着“艺术概论”的指导。后来，听说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确实讲得精彩，才将信将疑地踏进他的课堂。
1983年5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戏剧理论史稿》。
在这部长达666页的书中，余秋雨从戏剧艺术在古希腊诞生写起，随着戏剧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一代—代，一国一国，历数了人类戏剧发展的过程，各个国家的名剧和戏剧实践家、理论家们的代表性作品和观点，成为我国第一部最系统、最完整的戏剧理论史作。
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这部书着眼中国戏剧，从戏剧的因子写到每一朝每一代，把中国戏剧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梳理了一遍。这部书受到了许多外国学者的重视，被认为是研究中国戏剧文化的重要史料性著作。
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戏剧审美心理学》。这是他把美学和心理学引入戏剧理论领域的尝试，为我国的戏剧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成为许多戏剧界人士的案头必读书。
次年，他的《艺术创造工程》一书又在上海问世，许多青年学子争相购阅。他们从这本书中明晓了艺术创造的奥秘和原理，获得了根本性的开悟和启蒙。
四年出了四本书，且都是资料详实、立论严谨的高层次理论著作，所涉及的均为我国文艺界的重大理论课题，获得了从一般读者到权威专家的一致好评。更难得的是这四年中他没有耽误过学院里的一节课和一次会。其间，他还亲自主持了一个进修班的教学，担任着一个教研室的主任，同时在复旦大学兼着课。在如此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余秋雨竟然写出了这样四本有分量的好书，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和余秋雨同住一座宿舍楼的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只看到了余秋雨写出的书，我却能看见余秋雨窗前的那盏灯每天都是全楼熄灭得最晚的。”对此，余老师曾经玩笑似的对我说，有好几次他一早赶到学院去上课，家里都随时准备着接他在课堂上晕过去的电话，因为他又写了一个通宵，一点觉也没捞着睡。“可是我一次也没晕过去，老是让家里失望。”听着这不无幽默的话，我差一点没掉下泪来。
有这样四本书，他便成了当然的、名副其实的戏剧理论家、文艺理论家。学院破格把他从讲师提拔为正教授，破格给他晋升了两级工资，国务院文化部授予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又破格提拔他担任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时年他才四十二岁，是我国最年轻的大学院长。
正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余秋雨可谓“功成名就”了。
1992年，听说他有《文化苦旅》一书出版，我非常高兴，在上海戏剧学院的“佛西书屋”一下子买了十本。第二天，我在一个小餐馆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接到电话便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去看你。”我说：“我住的小旅馆太乱，还是我去看你。”他却一再坚持：“没关系，我住的地方离你那太远，还是我去看你吧！”最后，我们商定在戏剧学院见一面。
深秋的上海，江风瑟瑟。晚上八时许，余老师匆匆赶来。
“对不起，路上堵车，迟到了一会儿。”这使我记起他偶尔因路上堵车而上课迟到时，总是很诚恳地向同学们道歉：“对不起，我迟到了。”
我问他：“是叫你余老师呢，还是称你余院长？”
他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