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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不知道私下里我还是很憋气，肺也差不多快炸了。可是我如果真与她对骂兼对打，我也就成她那样的人了。那是连我自己也看不上的。
8月份在北京见到余老师和马兰时，这件事情还笼罩着他们。那天我刚好去采访公安英烈子女夏令营营员，平生头一回穿着警服，笔挺挺坐在港澳中心的瑞士酒店大堂里，很不自然。我说我来不及换衣服了，不过这样也是想让你们惊讶一下。余老师和马兰果然很惊奇，没想到马小娟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拿出采访用的相机，说我们干脆来照相吧。于是马兰帮我和余老师合影，余老师又帮我和马兰合影。他们说我们是和警察一起照相啊。
很久以前余老师说过要和穿警服的我照张相，我一直当是件几乎不太可能实现的事，因为我从来就没穿过警服。没想到这次头一回穿上了警服，因为好玩，还头一回想起要和余老师、马兰在一块儿照张相。
那些日子他们在北京的东区挑房子，想在北京安个家。我刚说出我知道的一处东区楼盘，马兰马上说下午就去看。虽然这之前我早和余老师讨论过他们在北京买房子的事情，但这样的情形下，看到他们兴致勃勃、有所期待的样子，不由得就想到“逃离”这个词。心里又有些难过。
余老师说他们刚从海拉尔回来，连那么远的读者都看到了那些报道。他问我看到没有。我说知道这件事，但不看。他苦笑起来，说不是谁都不看，看的人太多，这些报道已经发得全国都是，像你这样拒看的人很少。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起。
我不知怎么回答他才好。这是舆论的悲剧。现在媒体要说一个人好，大家会觉得没多大意思，媒体也会觉得没什么可炒作的。可要说坏，那可就太好了，太有炒头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全体一哄而上。所谓文化的管理者们对这样的事情却完全听之任之，不知如何来引导，更不知如何来保护那些卷入其中的文人们。要等到事情真的闹大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才可能会有政要人物出来说一声“别闹了”。这时倒真的不闹不炒作了，结果却在不该了结的时候戛然而止，一切就都停留在原先的说法上，读者也以为那便是最后的结论。叫人哭笑不得。
熟悉上海的高滨在文章里也说，“这使我想起几年前要余秋雨先生‘忏悔’文革历史问题的事件，事情虽然由余杰打头炮，但真正造成巨大伤害的是上海《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也被海内外多数报纸报道。与这次一样，那篇文章发表后，一切讨论也都突然停止，那篇文章也就成了上海的结论。”
这怎么搞。
这种情况下，我总在替自己的老师难过和绝望。不知怎么地想到了年前香港的刘嘉玲“裸照事件”，那时从香港、台湾等地的报纸杂志上看到香港一大批的演员自发站出来抗议的大幅照片，看到他们一个个的表情和装束，心里真的很感动。觉得他们身为影视演员（按他们的说法叫艺员），平时各演各的戏各挣各的钱，也可以说是处在相互的竞争当中，但当遇到自己同类身处外界不怀好意的陷害与欺侮时，决没有那种在一旁看笑话的事出现，而是像现在这样集体肃穆出阵，站立在刘嘉玲的身后。
与“××”共舞（4）
这是对刘嘉玲的声援，也是对自己作为演员的身份的捍卫。让我感动，并且对这些平时不以为意的香港明星们起了敬意。
还想起一件类似的事情。背景也是在香港。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也是一位社会问题专家，他开的专栏据说读者很多，他所表述的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既有优美的文字，又有很活泼的思想，在香港自然有很大的影响。有人就在媒体上提出疑问：张五常先生写了
那么多的书，会不会影响他在大学的教学质量？结果是张五常先生所在的大学出面与媒体打官司，索赔了一百多万。
在国外，在香港、台湾，个人名誉是值钱的，诽谤、造谣会让自己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的法律制度建设当然还需要有一个不短的过程，但至少我们自己要有法律意识才好，尤其对断文识字的人。现在连村里人都知道，在自家屋门口骂大街，还有可能招来乡亲们要求精神赔偿的官司，知道要就事说事，管住自己嘴巴。
有时会暗吃一惊，莫非社会与大众真的已失掉最基本的判断力与良知，成了别人喂什么吃什么的混沌小儿。
后来从一些出版社编辑甚至与余秋雨有点关系的熟人那里得知，这一事件中，其实有许多的读者都站在余秋雨一边，一直就在抗议和反对对余秋雨的围攻，他们也曾写了大量的维护和保护余秋雨的文章。不幸的是，没人愿意刊登他们的文章。也许他们的声音不适合媒体炒作的需要，不足以满足大家围观和看热闹的心理？许多人投书无门，只好把自己的文章投到出版社、投到余秋雨书的编辑，甚至寄到那些可能有途径与余秋雨联系上的人那里！而这些地方、这些人，又都不具备发表他们文章的可能。
一位重庆的退休教师马孟钰先生，就写了一篇《七十岁的愤慨》，说自己“发现余秋雨先生又遭新一轮的攻击，很感伤心；等读完金文明的那本《石破天惊逗秋雨》，我和我的老伴、儿子都一起愤慨了。我们无法袖手旁观，就在三十六度的高温下，拼着我这条老命，挥就此文”。我想这是一位仗义执言、古道热肠的老者，看到自己喜欢的余秋雨先生的遭遇，便一分钟也坐不住了。
他说：“对于金文明这样的人肆意糟践余秋雨、剥夺余秋雨，我们不应该不闻不问，或站在一旁看热闹。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像余秋雨那样，放弃官职，冒险深入不毛之地进行考察，坚持以历史情怀播撒文明的种子？又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能够长久不懈地提供惊动四海的思想和笔墨，引起海内外千百万读者共鸣？
“我相信，不管金文明等人多么嚣张，广大‘秋雨迷’也不可能转化为‘咬嚼迷’。我们希望余秋雨先生不要理他们，保持沉默，继续赶路，但要做到这样，我们大家不能沉默。正直的中国文人，应该用良知筑成围墙，保护奇花佳木，抵御那些连骨髓都想咬的牙齿来咬噬文化创造者。”
老先生的一番话与举动让我想法多多，他只是个退休教师、普通读者，在看热闹的人堆里他能够站出来，支持余秋雨不要理会别人，而要继续走自己的路。更可贵他还想到“我们大家”却“不能沉默”，他用他苍老却有力的声音呼吁：正直的文人要以良知保护真正的文化创造者。这说明老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打破沉默，和他一起来保护余秋雨。
这些可敬的老人，他们自己曾在过去的岁月里亲历亲睹过那些动辄揭人“灵魂”致人于死地的噩梦年代，在今天这样的新时代里猛不丁又听到那似曾相识的声音，他们真正地“不寒而栗”了。他们决不容许别人对他们喜欢、珍爱的余秋雨再行“正常文学批评之外”的乱棍攻击。
“中文在线”网站更出于对签约作家和签约作品的保护责任，在几个月里邀请多方文史专家，对金文明一书进行认真的判读，作出四项综合意见，在自己的网站上及时与读者进行了沟通。
这份“中文在线”的声明指出，“金文明先生所提出的一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极琐碎的细节，历来更是众说纷纭。对于这些细节的不同阐述，如果一概武断地判定为‘错误’，不是正当的学术态度”；认为“即使有些文史细节确有探讨的价值，也不应该把事情立即交付给对这些问题不具备评判能力的大众媒体。”“这种‘广场大批判’式的炒作，完全不符合正常的学术规则”。
出于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的责任，声明指出：由于这种大规模炒作，《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未售先热，发行量巨大，登上香港《亚洲周刊》畅销排行榜，金文明和出版社都在顷刻之间获得了巨大经济效益。这显然利用了“凡是余秋雨先生的读者都会买这本书”的市场心理判断。但是广大读者买到的这本书，与他们被媒体炒作误导的预期心理完全不符，因为如果真要指出“一百多个差错”，几页纸已经足够，而金文明硬是撑足了厚厚的二十二万字，主要内容是一大堆到处摘抄、东拉西扯的枯燥文字。这对广大读者的消费权益，构成了明显的侵害。
在这里，无论是退休老教师的文章，还是“中文在线”的声明，都涉及到了一个如何更有效地保护文化创造者和消费者的问题。我们正处在文化机制市场化运作的初始阶段，许多问题到来前与出现后，国家相应部门就应该制定出跟得上市场发展需要的相关法律，保护文化建设，为我们自己和下一代创造一个安全和安心的文化创造与消费环境。有了一个好的环境，创造者与消费者的心情都是好的，都不必像现在这样，不上路子的事情一经发生，大家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你说我我说你上，众说纷纭的，说得清说不清，都平添了阵阵恶心与不悦。
与“××”共舞（5）
文化环境的种种欠缺，已导致许多优秀人才出走，导致优秀文化的创造力大量流失，这是国家、民族以及城市和地区的损失。
我不知道余老师和马兰那么热衷地在北京选择一所居处，是不是也有对于上海文化环境的失望。希望首善北京，可以有一个博大的胸怀、宽松的环境，提供他们一个身心愉快的创造空间。
21世纪的北京，毕竟与十几年前的八十年代不一样了，许多优秀人才已开始选择北京作为事业的发展基地，留住他们，也就留住了这座城市大量古遗迹之外更加鲜活的文化成份与分量，留住了城市文化建设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巨大创造力。
作为北京人，我想要热烈欢迎余秋雨老师和马兰作我们当中的一分子，并祝他们在我们的身边生活好、事业好、心情更好。
2003年11月28日
于方庄旧家
余秋雨文
有人敲门（1）
一
一九八七年二月的一个下午，我浑身疲惫地回到上海。
把行李放在门口地上，摸出钥匙刚要开门，脑后传来隔壁苏北老太响亮的声音：“回来啦？刚刚有两个传呼电话，叫你的！”
我谢过她，进门，一下子坐在椅子上不想起来了，真累。管它什么传呼电话，先让我憩一会儿。
看到床下有几个西瓜，我知道，这是爸爸踩着脚踏车驮来的。他掌握着所有子女家的钥匙，这是他的一大乐趣。爸爸那么大的年岁，把西瓜驮到这里已不容易，还要一个个从楼下搬上来，真不知多么劳累。
由此想到，我很久没有看望老人了。
轻轻的敲门声。
一听就知道是对门的宁波老太。她从苏北老太的嚷嚷中知道我回来了，但必定要等到苏北老太进屋关门后才出来，因为她是苏北老太设想中的勾引苏北老汉的“老妖精”，大家都不想见面。
我开门，宁波老太塞过来两张字条，说：“传呼电话的单子我替你收下了，一连两张。”她的声音很轻，与苏北老太完全相反，明显的弱势。
我连忙还给她替我代付的传呼费，边道谢，边看那两张单子，上面都写着同一句话：“下午立即来系办公室，有重要事情。”
“下午？”这就是说现在必须走。应该先打一个传呼电话过去问问什么事，但到传呼电话站一看，有七、八个人排队，都是等着打电话的。我摇摇头，赶紧去挤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与往常一样挤，车站上专门有两个身强力壮的退休工人，负责把最后几个乘客推塞进车门。推塞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力气把吊挂在车门口的那几个乘客的背部、臀部的肉一寸寸地压进车门，像在压制一方最密实的大肉饼。
我听到车门已在我背后“砰”地一声关上，于是前面刚才还在往前挤的诸多肉体一下子弹了回来，全部压到了我身上。胸口快要窒息，我艰难地扭过头，从前面一个胖子的背脊窝里腾出鼻孔，呼吸一口。
太累了。
二
这次外出，又是考察傩戏，为了洗去笼罩我心头的学术羞耻感。
照理，那个时候我不应该产生学术羞耻感。由于北京、上海一批老教授的强力推荐，我在从未做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已破格晋升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以及国家文化部系统内最年轻的所谓“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明明四十岁了还被一再排列为“最年轻”，而且全国报纸也纷纷这么报道，可见大家自动把在灾难中耗费的岁月删除了。这很有讽刺意义，但更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别人不知道，那就是：正当我的那些学术著作给我带来种种荣誉的时候，它们的重大缺漏也已经悄悄地暴露在我自己眼前。
我作为《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的作者，怎么可以不知道，原始形态的演剧方式傩戏、傩舞还在现今中国很多边远贫困地区保留着呢？傩人已老，余留不多，我只能风餐露宿地加紧寻访。寻访过程中我发现，这正是当代西方格尔道夫斯基、彼得·布鲁克、理查·谢克纳、马丁·艾思林等人早就开拓的“戏剧人类学”、“人类表演学”的天地，而我对这个理论天地还相当陌生。
我还自以为补足了世界和中国的戏剧史论，怎料这些史论转眼就显得那么传统和狭窄！我还能被人称之为“最年轻”的什么什么吗，居然年轻得那么衰老？
那天晚上我在安徽贵池山区的刘村观看农民的驱煞春傩，演至半夜，那些参加演出的农民要吃“腰台”，相当于平常所说的宵夜。但与宵夜不同的是，“腰台”本身也是整个仪式的一部分，吃完再演到天亮，因此把半夜当作了“腰”。“腰台”是几锅肥肉，一筐馒头，两坛烈酒，演出者们卸下面具，吃将起来。我也挤在中间吃了几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