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在意和看重友情的人，到现在也常听他说到某位熟悉的人时总爱加一句“他是我很好的一位朋友”，但关键时候他又总是那样苛求和认真。听他说曾给一位早年要好的友人写过绝交信，因为那人严重伤害了另一位他所尊重的老人，他要求那人公开向老人致歉，否则就从此断交。
我想起《世说新语》里说的管宁、华歆二人曾同席读书，门口有香车华盖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忍不住跑出去看热闹。管宁一生气，割席分坐，不再认华歆为自己的朋友。后世一直都把“割席分坐”比喻为朋友绝交。以现代的眼光看，那位华歆实在是有点迂得可爱。在我眼里，余秋雨那样郑重其事、清清楚楚非要用书信的方式来表示他的绝交意愿，也颇有些古代男人割席分坐的憨实决绝。
记得有次我跟他告状说有人违背我的意愿出书，我被一些琐屑伎俩气得鸡飞狗跳的，又没有“对敌经验”去应对人家，只会一个劲叫这书别出了。但最后书还是出来了，我一见就一把把它扫落在地上。当时他笑我，说第一个举止是对的，是马小娟的风格，扫落在地就大可不必，动作太大。我说我气坏了，关键是自己还说不清道不白，闷气得很。
其实他说我时很客观，但轮到自己也一样会有说一不二、决不退让的时候。
我感觉这些年他不仅决意要走出书斋，他也同样不让自己苟同文坛浊事，决意要冲出那一道相互欣赏的关系网、小圈子。
而一旦出来，便看得更明了。
有次一位熟人跟我唠叨，说余秋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与一位什么官方人士间的交往。仿佛这样他就有了攀附的嫌疑。我笑起来，说你这是小人之心啊，你光看到他写自己与官员的来往，他还写了那么多与劳动人民间的交往，你怎么就看不见呢，你自己心态不对头吧。
都是读者，都有交流，管他当官的做工的，人家能够认可你，就都是你的荣耀，你的拥趸，你应该心怀感激好好地待他们，还分什么阶层、地位。
那次我跟他絮叨，家里的新房子正在装修，好多琐碎的事，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还要监工，我好烦。昨天那位外地工头还被北京人打了，他们求我去派出所报案，找公安，我答应他们给派出所打个电话，但又觉得莫名其妙，不想跟这些事情挨边。
他从车的前座回转身来看我，说你真的烦吗，不应该烦的。你一开始就抱定自己要装修，他们是来给你装修的，一下就把双方的关系明确得不得了。那么他们当然也就把自己当作是给你装修的，那么所有该来的事也就都来了。应该有更好更愉快的方式处理这种主雇关系。至于工头被打的事，不是打电话，而是你自己要去派出所，要跟你们的民警接触起来，这才是你的风格，并且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一定会很有趣很好玩的，你还会和他们交上朋友。
别人的话我听不进去，但他的话我马上听进去了，觉得他说得很对，我在处理这些很实际的问题时总是不那么得心应手，被动得很，可能真是想问题的方法不对。结果真去了派出所，不仅帮助工头解除了后顾之忧，惩罚了无理欺负他的北京人，还和父母一起，请装修队所有的人在饭馆吃了一顿饭。花的钱并不多，但来自江苏南通的工头和工人一直在说，我们在北京十几年，这还是第一次有东家请我们吃饭。他们的表情，反让我不好意思。那时候双方的交流，真正是普通人之间的真情流露，感觉非常自然，非常舒服，既给别人带来了愉快，也让自己情绪好极了，不好吗？
他很善于与各界各种普通和不普通的人交结，最近我也一直努力想要摹仿他这一点。我太顽固不愿改变自己，家人喝斥过好多回都不管用，拿余老师来做榜样，相信会过渡得好一点容易一点。我甚至说服自己，他是内向型的A型血，他都能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善意与人群建立如此良好的关系，我是大大咧咧的O型，我应该做得更好的，我不应该太“各色”了。比如我四处闲逛到南方的小县城玩，公安局长听说了要请我去吃饭，我说这又不是出差，我自己来玩儿的，我干嘛要吃你的饭呀。我推三阻四最后干脆躲在宾馆里装死，打死也不上桌吃饭，弄得公安局长大为不满，认为我架子太大，说“上次来了一位处长，探亲的，吃住都没花自己的钱，临走还带了土特产，多随和多平易近人。真没见过她这样的，不就是个小记者嘛”。是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有时会点拨我，跟警察打交道也很开心的，你不要老想着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来往，不要老想着他们是警察就怎么样了，就像平常那样，用你自己习惯和喜欢的方式去来往，要让别人来适应你，而不是你去适应别人，这样你就会感到愉快。跟警察说话，跟警察头说话，你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的，我跟你们的贾春旺一起吃饭，我对他说，你们警察就是保护我们这些旅行者的。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3）
有时他会天真地说你什么时候一定要穿警服来跟我合张影，就放在我们的书上，一定很高兴的，你看余秋雨还有个当警察的学生。
大多时候我觉得他是对的，但有时也会在心里觉得他在这些事上还是有点天真。他是真正的自由人，完全生活在“体制”之外，现在又是如雷贯耳的名流，出来和人打交道，无论谁当然都是要附和他，迁就他的，他处处感到的都是开心，已经不太可能遇到那些“身不由
己”“强颜欢笑”的境地了。很多时候我是发自内心想跟警察交朋友的，想和他们打成一片，想挖掘真正的警察内心世界，但很伤心，每次一进入，他们立刻会把我推给局长政委们，然后我就被架空了，四处吃饭听报告然后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就塞了一大叠工作总结。心里好不搓火，但人家又都对你热情周到，无非想请你多宣传宣传工作的成绩。只是普通警察好像无权接近我，会触犯什么纪律原则似的。这样的工作方式和我很早以前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有天壤之别的。每次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想去接触真实，雾障重重。屡试屡败，真的有些伤心。
在“体制”内混了十几年，慢慢就把一切都看穿，越发本分地定位在“体力劳动者”的角色上，时间长了赶都赶不出去出趟公差，也特别害怕和同事、同行之间发生“体力”之外的来往。他的话，并非所有的时候都适合我。
但依然喜欢听他那些我这个学生听着都带点天真的话，喜欢听他那些想当然的处理“现实”问题的方式。那何尝不是我曾希望过的美好纯粹的人际关系。
一张脸越来越不惑了，该成熟和圆润起来了。近处有这样一位充满热情和善意的榜样，或许稍作努力，“现实”真的会来适应我们。
在《行者无疆》的后记里，余秋雨曾专门花费一页的篇幅，记下与他一起考察欧洲的“伙伴们的名单”，还说，这件事在《千年一叹》时忘了，有点遗憾。他做的这件事，一直让我感动，难忘。我知道那些“伙伴们”中，多数是些非常年轻的男女，他与他们一路走下来，有了生死与共的友谊和感情，所以要专门用一样形式来表达出来。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而且流露出他这个人对友情的珍爱。
还有人写他到广西讲学，回去后写的信里，还没忘记向一位广西期间为他开车的司机师傅问好。我相信是这样子的。自自然然，又周周到到，这是余秋雨为人的风格。
另一些时候，他对一些无行文人的言行，却是绝不苟同。这是原则。
很多时候，我开始用余秋雨的方式行事、做人。他从没说过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但我喜欢学他，遇到想不通的事情、解不开的结，会想：余秋雨会怎么做呢？
我甚至也开始懂得对读我书、喜欢我文章的人说一声“谢谢”。
他就像是面镜子，一个榜样。
可我还爱跟他说，我可不崇拜你，我们只是一伙的。
遭遇“余秋雨现象”（1）
那次争论发生在异国的餐桌上。
一位略老的文人说起了余秋雨，无限地迷恋他的《文化苦旅》，然后痛心他现在“变了”。对余秋雨的流行表示出强烈的不满。我只是笑笑，说余先生能“流行”，这是他的能力，不是谁都能流行得起来的。要把握住一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文化取向，又要站在略高于流行文化的层面上发言，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的。“老”先生不服，说他这是在作秀。我说
作秀又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只要你还在行动之中，只要你总能不同凡响，作秀不作秀的，不过换个说法罢了。
桌上的另一位女青年不干了，和“老”先生锵锵起来：这怎么是作秀呢，难道这么多人都喜欢读他的书，也是他在作秀吗？
饭后我们一行在海边漫步。灯火通明的海滩娱乐城，海报上说里面有海上木偶演出，我特想去看看，可惜事先没有安排，临时也没人响应。当然不可能让所有人在门口等我，只有继续在海边走。我又纠缠那位年轻的翻译，莫名其妙问人家知道他们国家的陈英雄吗，他拍的片子很有味道，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美，让这个国家充满了热带雨林的奇丽、迷幻，我看了他不少的片子，他家的老房子也很不错。年轻的异国翻译并不见激动，只淡淡说不知谁是陈英雄，也没看过那样的电影。我想起来他说的每次从边境处倒些中国片子回来卖，很挣钱。心里也觉自己闷得好笑，人家不过迫于生计才在这黑咕咙冬伸手不见五指的湾里陪你们走走，谁愿附和你说那些个不着边际的鸟事。便想，对了，这还真是人各有志，各有所好，谁都犯不着勉强谁。
回到宾馆，一同吃饭的女青年还在生我气：你还是余秋雨的学生，你怎么能允许别人这么说你的老师！她说我可是余秋雨的崇拜者，我就听不得别人说他一个不字。
我只是再一次地笑笑。
我太能理解她的感情了，对于一个总能提供给自己精神食粮的写作者，怎么能容忍别人对他的误解和歪曲呢。我还很感激她这样率直地坚决地维护余秋雨老师，我相信她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是如此真切和朴实。只是她不知道，因为离余秋雨更近，我更能意识到，这样的争论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结束得了的，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它们关乎到中国文人固有的观念与生存模式。因为余秋雨完全从传统中国文人的生存模式里挣脱了出来，肯定了他，许多人一辈子坚守的存在方式都要失去意义。那是很恼火的事。我愿意相信许多年后，不会再有人对余秋雨这样的文人大加讨伐，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人也都会如他一样，抛弃书斋中的自闭生涯，有能力以自身的文化积累去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化生态，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强者。
还是在《行者无疆》的自序里，余秋雨有这么一段话，让同样也经历过类似思考的我，特别地有感触，现在抄录在这里，可以让喜欢和欢迎他的读者感受到他的决心和勇气：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做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立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再要抄录一段他说金庸的话，也许更能让喜欢他的读者意识到，余秋雨并不是完全孤单和独行在路上的。在大陆之外的文人中，早有一批现代文人找到和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生态：
“像金庸先生这样的人，学问很好，又搞文化企业，同时有空又写一点流行小说，而且小说，他也努力把通俗小说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我相信，这是一种非常值得赞叹的结构。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我不是仅仅对他武侠小说评价高，也不是对他写的社论评价高，或者是对他办文化企业评价高，而是将这些方面综合一起的状态评价高。我认为，这是20世纪华文文化圈内的一个奇迹般的存在。既是文化界的全才，同时又能在社会上取得巨大的反响，为社会大众所关注。我想这样的人物，在21世纪肯定会多出一点。”
“另外，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就是那儿的一些文化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现代都市中的文化强者。”
人们总爱把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称作转型社会，在这样的转型期，传统的惯性状态、优势和新型社会的秩序、规则，总在互相打架，纠缠不清，相信大家在变化和转变中都或多或少要经历些痛苦，有人转得顺当些，有人会转得疙疙瘩瘩甚至以失败告终，这与个人能力和适应力相关。好比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坚守在一个专业领域里，还是做一个社会型的文化人，或者更有能力的二者兼得，相信很多人都躲在心里叽叽咕咕问过自己无数遍，但却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把那些叽咕转变为现实。这没办法，只是自己的事情，恼羞成怒或者怨天尤人，都没有用，并且已经没有时间了。要么变，要么不变，都是自己的选择。
遭遇“余秋雨现象”（2）
在我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专业人才与社会公共人才两个端点都需要有人在那，并且保持住平衡才是理想。不过现在比较混乱，大家各求生路，不要活得太过寒酸、不要让家人也跟着委屈就好。记得十几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