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1）
听余秋雨讲课和说话，最喜欢的还是他从不忽略当代，他喜欢关注当代。
直到现在，也经常在他的文章里看到他提起的某部影片某位西方作家的作品，正好就是我刚看或正在看的，心里马上多出几份认同。按说像他这么一位当代名人，多少会有点装饰掩映自我，但他不，他不回避自己也爱看电视，也看流行的畅销书，也知道影视明星，也议论许多男人女人爱议论的话题。他甚至也爱用三毛的歌词，那盘由齐豫演唱三毛作词的磁带
，是上戏时代被我来来回回听得要变调的。
那时，老师和学生，也总是看一样的戏，一样的电影，参与一样的艺术活动。刚刚才看过的作品，马上就会在他的课堂上得到交流，他总是很快地把自己的思考过程和结果传输给我们，又总有全新的发现和诠释，让我总能从中学习到思考问题和表达观点的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在学术和思考中，他的姿态是平易、平和的，但经由他那里出来的又都是不同寻常、不同凡响的。我从未见他反对过任何人的观点，也从未见他重复过任何人，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骄傲。是我喜欢和欣赏的。
那时，我们全院师生每周要去南京路某条小巷的电影资料馆看两部电影，许多国外的优秀影片在那个时候得以见识到，真是一段好时光。就像我现在每周四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从方庄赶去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看电影，仿佛期待了一个星期的一场盛宴，心甘情愿被电影的梦境所迷惑。这也算是那时养下的毛病。
当时我们的票都是从系里发下来的，老师和学生一人一张，谁的也少不了。每至那一天下午，全校师生倾巢而出，于是从上戏到静安寺去的那一条马路上，就会稀稀拉拉走过一拨一拨俊男美女，大摇大摆的，自我感觉全都好得不得了，引得周围人群一阵眼亮。
像我这样的次美女，一般都喜欢抄近道，穿过一个又一个的石库门，去坐公共汽车。
静安寺的一带有许多的石库门老房子。
在学院不远处还有一家老虎灶，每次学校锅炉出问题，我们就拎着水壶去老虎灶打水，五分钱一壶。还有那条街上临街人家开的小店，不知赚去我们多少零嘴钱。
那时我也搞不懂自己穿过的那些老房子就叫石库门，以为就是上海人嘴里的弄堂。
石库门里一条条的小短街总是干净的，每家的窗口都伸出长长的横跨小街上空的晒衣杆，天晴的日子总是晾满了衣服，有人把它们称作万国旗。人家的门都小小窄窄，边上晾着刷得一丝味儿都没有的马桶。一些老年人坐在自家门口，看着我们过去，有时会听到“小姑娘哪呢”的议论声，好像是在肯定和夸奖我们的穿着与相貌，他们并不反对我们这样的小姑娘从自家门口走过。
再去上海都找不太到石库门老房子，拆得已经差不多。只有香港人想得到那样的好主意，把一片石库门老房子拆了，又按原样图纸、砖块号码重砌，既保住了石库门特色，又不影响里面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条件。
那就是现在上海人又引以为傲的新去处——新天地。
后来我去上海拍旅游片，还一脸严肃到即将拆除的石库门老房子里打探老上海的历史，顺带也反应一下民声。
多数上海人住石库门住出了感情。
一个十几年前固有印象中的上海，与一个变化中的上海，开始同时出现在我这个上海的过客的感觉当中。
忍不住地就想多说说静安寺，毕竟那是最靠近上戏的一处老地方。静安寺的中心在我记忆中呈现出一个很开阔的十字路口，鲜有外地游人在这一带转悠，我还记得远远地与迎面走过来的余秋雨或别的老师们互相招呼时的情形。还有别人指着一座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旧式建筑告诉我，这就是上海滩有名的百乐门。我会一下想起那些人影绰绰的夜上海风情，想起白先勇的金大班，还有三四十年代赵丹白杨他们的电影画面。
那时我们老是在这一带出没，晚上肚子饿了会走过来，坐在油灯下吃鸭血粉丝。白天的街面上时不时飘起一阵臭豆腐的味儿，还有糖炒栗子的甜腻。
在静安寺的大街上，我和本科的小女生被街面上一位优雅的上海女人吸引，她身上的那套衣服出众得让我们眼馋。一阵互相鼓励后，马上追上去，问人家这衣服是在哪买的。上海女人就那么淡淡看我们一眼，淡淡回了一句“法国带回来咯”。
经常走过一段黄色、肃穆的围墙，幽幽静静，知道里面就是静安寺。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可能因为心理上的距离，那时只觉得它离市面有老大的一段路程，在街的深处。再去上海，出租车开到静安寺，街中心出现一片黄色，十分突兀。司机说那就是静安寺。我差不多要怀疑自己记错了地方。
每周不少的观摩，也从静安寺出发。往往在那个特定的午后，一辆公交车上拉了一半的上戏学生。表演系的总不安分，亮着上海人怎么也嘣不出来的标准普通话，自我感觉总那么好得一塌糊涂。印象中上海人对操标准普通话和长得高大、漂亮的人倒都是客气敬畏的。
好玩的是，那时一些追赶时髦的上海市民到时也定会拥挤在南京路小巷的那家影院门口，等着购买高价票。我猜想他们或许把观摩外国电影，也当作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途径了。这是上海人积极向上、务实的表现。北京人不会这样，北京人会把自己搞成有文化有品位的样子，是另一种氛围。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2）
我们也经常把多出来的票出高价卖给上海人，挣点零花钱。记得有次在校园里，余老师追着我问马小娟你还有没有多余的票子，系里以为我今天不来了，不知道把我的票发给谁了。我遗憾地告诉他，我手上也没有富裕票。看他着急和遗憾的样子，我也不能说我不看了让给他看。想到他的那套票又不知叫什么人拿去卖高价了，害他今天老远地从龙华赶来，却有可能要扫兴而返了，心里免不了好笑。
那些电影，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前苏联的众多影片，褒格曼的作品，黑泽明的电影，西班牙电影。每次，余老师的课上都会有反应，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讨论，他还会渗透进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话总似一阵风吹过，一下就把浓雾吹散，让周围光亮、清晰起来。那时大脑和心境都年轻得不得了，真的像一块大大厚厚的海绵，能把周遭的一切吸纳进去，能被所有自己不曾领略的艺术风景打动得屏息静声。但自己知道，有些时候只是喜出望外，只是留下印象，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总结，去弹跳。余老师的话，像星星点灯。还记得他说《秋天的马拉松》，说《两个人的车站》，说《卡门》时的情形，那通常是些看到了那样的好片子之后，再次在课堂上见到他时，他要拿出来说叨几句的记忆。通常是因为那些刚刚才看过了的片子，把我的思路从纯粹的书本与教室中引开，被他带往另一片天地，他的许多说法，让我学习到看与想的方式与方法。
相信这不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感觉，这是他作为一名优秀教师的追求、对自己的起码要求。许多次听到校园内外听过他讲课的人说，听他的讲座，总是茅塞顿开、一派原来如“比”的开阔。
他曾经也被请去我老家的那个省里讲学，回来后他写了《青云谱随想》。 我家院儿里一位老画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上戏舞美系读书，平时总爱戏称与我是校友，那次听了余秋雨的讲学，暑假趁我回家，还专门跑到我家由衷地对我说，余秋雨那个家伙是个大才子，听他讲课就是一种享受，你作他学生，真不得了。他这完全已经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了。
我甚至都不必知道他讲学的具体内容，就知道凭他的学识与修养，他能把任何一个严肃、艰涩的话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他要征服我家院儿里这些大大小小的艺术家、文化人，是肯定的。那是他的力量与魅力所在。他则把这作为检验一个文艺理论的布道者自我艺术感受、艺术修养高下的度量衡。
我知道大学里不少教师都是所谓满腹经纶，也有各种新潮概念统统烂熟于心的，但多是从理论到理论，鲜有自己的艺术与生命体验消溶其中。没有活生生的范例来盘活一大堆的概念，所以他们大都也只能在大学的课堂里折磨那些青年学生，很少有能够走得出去、走向更广大的文化与文学群体的。在他们那里，看书就是钻研理论看大部头书，而之外的一切都是无聊时的消遣，根本不必也不会触及内心的。就像一扇大门，主人走出了房间，身后咣当一声，立刻物我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也算是本事了。
曾经有一位我的戏剧老师，在课堂上讲《原野》，分析那村姑金子的种种行径，全是反封建、追求自我解放一类说法，当然还有《雷雨》里的那些男男女女，更是这样那样一套套的。可是走在校园里，她跟我念叨她的儿子：“考不起大学，躲在家里不务正业写什么小说，尽写些谈情说爱不三不四的事情，还藏着掖着以为我不知道。”我当时真不敢相信，一个人的业务怎么可以和她的现实生活离得这么远？难道课堂上那些话，全都是不过脑子不入心的吗？
“这种脱离审美经验而条条分析的理论，常常会把学生们折磨得非常可怜，渐渐地变成了贫于审美的理论奴隶。”
就是这样的。大学里我的许多搞文艺理论的同学从来就不屑看作品，论文里拿来作例子的，全是别的书上用来用去的，是经典例子了。而我这种到处乱看作品的，总被归入为将来要搞创作的那一堆。
我相信对当代艺术和文学的关照，是余秋雨的思维总有新的血液流淌的重要原因。这也让他从不满足于停留一处，也让他总能一下就把听他课的人引入云开日出见青天的境地。
他跟我说过广东作家张欣有过一篇写他的文章，是写他写得最好的。后来我看到过一篇张欣写他的文章，看着看着我就忍不住要笑，因为这个可怜的张欣一边写她听余秋雨讲课时的感觉，一边想起她在北京大学作家班读西方文艺理论课时的情形，她说她“几乎没听懂过一堂课”。真是笑死我了。
我完全明白她的遭遇，那些以理论再去解释理论的、来回来去说的车轱辘话，最后能把你转到彻底晕菜。尤其对张欣这样一位专事写作、偏重感性的女作家，你没有足够丰富的、开阔的阅读面，没有自己对作品、对生命的真切体验去盘活那一大团的严肃无比的理论条条，注定是很难打动她，带动她的。
相比之下，我这个本可以踏踏实实听余老师三年讲授的弟子却常常逃课，不知珍惜，倒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那时我的一位女友曾爱上她的一位同行。那位同行是搞俄国文学研究的，发表过几篇论文，她说他把自己搞得很苦，夫妻分居两地，妻子独自带着孩子，一心一意让他在大学里搞学问。
向讲台上的余秋雨致敬（3）
我听了马上嗤之以鼻，因为我想起了那位老兄的穷酸样儿，想到他坐定在自己的那口井里，学术的视野中除了托尔斯泰就是普希金，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我说这种男人有什么可爱的，他搞外国文学，他知道马尔克斯吗，他读过博尔赫斯吗，就算他搞俄国文学吧，他连稍后一点的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都不读，他搞什么搞！他老婆也是活该，真要是拣到一位才子也罢，偏是这么一位。你爱他什么呢，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精神上他请你吃溲菜，物质上他让你吃盐菜，无非就是他现在老婆的下场。
倒霉的女友被我说得灰头土脸，直骂我小小年纪如此世俗、刻薄。
我说我肯定这样做学问的人不会有什么大发展，看看我们秋雨兄，学着点！
女友更加沮丧，说，不是谁都有余秋雨那样的灵气的。
有时会想，这难道很难吗？一个人做所谓的学问，怎么可以投入成那样，一整个脑瓜里有九成以上的空间被作品目录、作品章节、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占满，而这些都是打作家一活着或者一死掉就客观存在的呀，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经年不变的，惟一可能变化的，是有人终其一生考证到这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完成不在1818年，而在1819年！或者那位作家暗恋的不是他表妹，而是大他三天零四个小时的表姐！
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岁数，不应该还这样刻薄去描述一些人的“生态”，所谓人各有志，你管人家，人家乐意。但是作为“灵魂工程师”的师长，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青年学生是不公平的。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在我的求学生涯中，讲台上一些老师总是对着几年甚至十年都不变的讲义照本宣科的“治学”态度，完全败坏了我对“学问”的兴趣，让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把“学问”和那样的形象连在一起，真个是吓着我了，也真个是毁了我的胃口。你为什么不能有更好点儿的方式、方法呈现给我，让我也有好那么一点点的开头，让我现在还能感激你一下？那是多么的不应该啊。所以也总想要攻击一下。
也总想要背着余秋雨老师，表示一下我的敬意和感激。真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骨子里的东西是本能地呈现出来的，如果不幸遇到一位方式、方法上相反的师长，很可能这个人整个的生命力都要给打击得塌掉了。而我实在是太幸运，不仅感觉到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还真把这样一位对路子的导师给找着了。余下的事，就是如何学着他的方式、方法，把原有的自己修正和扩张好。这种肯定的前提下的成长走势，让人高扬欲飞，无比自信和不被压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戏剧学院，各种艺术活动还是不少的，导师们精心为我们规定和争取所有的项目，合力要把我们拉出书斋，推向当前。
没有逃学的日子赶上并且印象深刻的有——
观看了莎士比亚戏剧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