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层面上。
千年以来，道教长期以多神教的面貌出现。“三教合一”、“兼收并处”的思想，一直是道教架构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从南北朝以降，虽然和尚们很不乐意和道士们掺和在一起，一直尽力保持着佛教理论的纯洁性。但道士却不在乎佛教，或者儒家理论可不可口，只要能吞得下的，便“一涝食之”。这是道教存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结构，也是儒、道、释三家的一种不稳定的稳定平衡。当这样的基本结构和平衡被外力强行打破之后，所有的道教信徒，心头都不禁涌现出了一种由茫然而生成的恐慌。
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恐慌，从公元1928年开始，会越演越烈，如暗夜之中摆脱不掉的魅影，将伴随他们走完这个世纪剩下的旅程。
（一一六）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窪德忠，1942年曾经的到中国研究道教。他跑了不少地方，如沈阳、北京、太原、济南、青岛等，还在全真教的祖坛白云观住了一段时间。一路上，他惊讶地发现，“很多道观虽然建筑雄伟，但内部荒废，道士仅有两三名，神像被尘土覆盖，或缺胳膊少腿。”另外，“有些道观变成了学校，警察、士兵的宿舍，商店，饮食店，或工厂……”这位日本学者听说太原有个元通观，藏有一部《道藏》，非常有名。于是乐颠颠地跑去找，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上前一看：元通观已经变成了当地的餐饮行业事务所。其职能早已从关心人民的精神粮食，转换为关心人民的物质食物了。
窪德忠在书中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十分关心道教的人来说，看到这副景象，心中不免有些酸楚，这种心情久久不能忘怀。
从窪德忠先生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神祠存废的标准令》执行得不错。造成这种惨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国人打来打去之后，日本人又掺和进来打个不停。《道德经》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处于“凶年”之中，不管你是在家的俗人，或者出家的和尚道士，命运统统如草芥一般，更何况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庙观、庵堂？
另一位日本学者吉冈义丰，从1940年到1946年，在北京住了六年，其间经常到白云观小住，对那里道士的生活非常熟悉。据他研究，当地的道士，出家时的年龄介乎于12岁到20岁之间，出家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大致归纳下来有以下四种：
1．决心修道登仙的；
2．追求隐居清静生活的；
3．家境穷苦无力抚养孩子，舍子从道的；
4．体弱多病，过世俗生活有困难的；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道士属于后两类，像当初张道陵、寇谦之那样的志愿人士基本绝迹。就连王羲之、李白那样的高级票友，也很少有听说了。自然，这样的后果是相当恶劣的。道士们的基本素质变得越来越低下。吉冈义丰和窪德忠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评论说，“。。。。。。杰出人物很少。大部份道士对道教认识不足，缺乏精神力量。”
后者对当时白云观道士日常生活的观察是这样的：“识字的道士仅是少数，我同他们笔谈都不可能，很使我失望。我还发现有的道士成天无所事事，到处晃荡，或晒太阳打发日子，而且这种道士还不少，使我非常诧异……”
从清朝王常月中兴全真教之后，“临济、龙门半天下”，全真教在道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基本上盖过了张天师领导的正一派。从以上两位学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真教的核心之地北京白云观已经是这付凄凉境地，其它地方的中小道观可想而知了。
例如，住在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便出卖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把全天下的中国人都气得恨不得每个人上前捶他两拳。王道士俗家姓“王”，这倒没有什么，天下姓王的太多，鄙视不过来。但他的身份是“道士”，这就有点尴尬了。事情被揭露后，众多的道友便只好跟着他挨骂。
说起来，王道士也有他自己的委屈：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道士一样，是个没有文化的文盲。你能指望一个乡下的文盲老道，能够具备多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物鉴别能力？换一个平常的老农民，情况又能怎么样？——老农民种高粱，种小麦，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遇到年成不好就挑着担子逃荒；王道士给人画符，念经超度，有生意吃饼子，没生意饿肚子，实在没辙了就打包四处云游混饭吃。唯一不同的是，老农民多少还有间破草房，王道士连间破草房都没有，只好借住在很久以前的和尚庙里。
道士们素质的极端低下，以及生活的极端贫困，闹出了很多像王道士那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到了公元1946年的时候，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一次，发生的地点恰好正是全真派的大本营：白云观。
这一年11月11日的深夜，白云观一如既往地进入了寂静的深夜。当时，为了省钱，白云观没有安装电灯。道士们生活清苦，又没有什么娱乐，晚上总是早早第熄灯睡觉。窪德忠曾经说，“ 在白云观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寂静的含义，那种寂静我至今不忘。”
但那一晚的寂静却让人毛骨悚然，在一片寂静中，一群道士在许信鹤、杜信龄、马至善等人的带领下，破门而入，闯入方丈方丈安世霖、监院白全一的房间。一进门，二话不说，一把白灰先冲眼睛撒过去。然后，绳套往脖子上一拴，五花大绑，生拉硬扯地把两人拽到方丈院内。在那里，早已经架好了木柴，甚至连煤油都浇好了。——白云观的道士点灯没有油，烧起人来油倒是充足等很！
方丈安世霖刚被扑上白灰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了，便不住声地苦苦哀求。但那伙道士不容分说，把二人往柴堆上一架，捆好，立刻就点火烧人！可怜安世霖和白全一两人，当时不外乎四五十岁，正值盛年，就这样被活活地烧成一堆灰烬！
当年忽必烈问白云观的道士，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持咒，便能够“入火不烧”？元朝时候白云观道士胆小，没有一个人敢去试一试。几百年过去，到了民国时候，白云观的主持方丈和监院，在其他道士的协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不管怎么持咒，入火还是被会被烧得很惨！
烧完了人，许信鹤等人才拿出一张纸，当众宣布二人的罪状：奸盗邪淫；盗卖庙产；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对道众生活苛刻；不给饱吃等等，根据道家的”老子家法”，处以焚尸之刑。——也就是说，这是道教内部的家法，其他人等不得干涉！
其实，以上罪状多是欲加之罪，例如，里面最奇怪的“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一项，许信鹤等人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盗卖多年长生猪、马、牛三宗；乃施主不忍杀害；送来养老；终年以粮施生。安、白竟敢私自盗卖；置数十生命于不顾；残暴行为盗贼亦所不能。”——这也够得上被活活烧死么？至于“奸盗邪淫”，料那两个道士也没这本事。即使是有那贼心，也没有那贼钱。卖几口猪羊那点碎银子，未必就敢往八大胡同闯么？
当时的道士生活相当清苦。衣服破烂：“白云观的老道铺衬精；身穿的纳头补三层”。伙食极差：没有做工的一天两顿，早上十点和下午五点；有工做的三顿饭：八点、十二点和下午六点。每顿饭的内容和一般的城市平民差不多，不外乎是稀饭咸菜窝窝头之类，要想吃饱纯属妄想。安世霖等上层管理人员自己的生活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给饱吃”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要安道霖来承担，恐怕也有点言过其实了。
真正的原因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安世霖当年还是监院的时候，勾结白世一，把当时的方丈陈玉坤赶跑了。陈玉坤的弟子、朋友、支持者、同情者便纷纷联络官府，多次出来打抱不平，试图把安世霖一伙给赶下台。这场“持久战”从抗战前，一直打到抗战后。后来，日本人都被赶跑了，陈老方丈也早死了，双方的争斗还是不肯停息。白云观一路来有交好官府的传统，好几次，“反对党”领着官方人员雄赳赳地要来“接收庙产”。一进门，却见安世霖悠闲地袖着双手看金鱼，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如果手上捏把鹅毛扇，活脱脱的就是个孔明第二。
到最后，“反对党”那一派总是灰溜溜地失败而回。安世霖道长并没有太上老君做主，也没有烧道符请关公下凡助拳。他获胜的原因很简单：在官府的靠山比对方大！
所以，后来许信鹤等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是道教内部的事，有“老子家法”顶着，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但官府还是被这群全真道士的胆大妄为吓了一大跳：厉害！什么年代了，两个大活人，说烧就烧了？当年全真道的邱处机祖师爷算够彪悍了吧？比起这些后起之秀，怕也只好退避三舍呀！——天亮之后，官府按名单抓人，一共抓捕了观内外有牵连的道士三十六人，恰好合道教的天罡之数！
白云观出了这一大惨案，全真派从此一蹶不振。而在南方，张恩溥先生早就被人抄了家，游了街，“一蹶不振”得已经习惯了。对于整个道教来说，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一个流年不利、命犯太岁的时期。政府方面法令上的打击，地方豪强官吏的趁火打劫，连绵多年的战乱，道士本身素质的低下……从南到北，道教，已经面临着全面溃败的局面！
（一一七）
民国时期，道教被冲击得落花流水，基本上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但偏偏就在这种时候，它却吸引住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这种现象，仿佛一群生物学的教授，发现了一个濒临绝种的物种一般。
其中，跑得最快的又是日本人。日本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窪德忠和吉冈义丰外，比较有名气的，至少还有小柳司气太、津田左右吉、平野义太郎、福井康顺、五十岚贤隆、幸田露伴等等。喜欢文学的朋友应该熟悉其中的一位：幸田露伴。此人道教方面的研究不算顶尖，却是一个十足的文坛顶尖高手，
中国的道教，却让日本人抢先研究个够。这一点让国人相当尴尬。不过，在当时（甚至可以包括现在），这样的尴尬已经够多的了。比如，谁都知道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是在日本。日本人除了对中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外，在现代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当时的中国学者望尘莫及的。《红楼梦》中那句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完全适用于国运的兴衰。大致上来说，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除了风景之外，不用指望看到其它令人激动的东西。
后来，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开始慢慢地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学者，叫刘师培，此人一生经历很富有传奇性。前半生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后半生是真正的反革命者，投靠满清重臣端方，后来还成为袁世凯“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家，以及闻名天下的“怕老婆的男人”和“戴绿帽子的男人”。早在1910年的时候，他就跑到白云观去研读道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刘师培在日本留过学，他开读《道藏》的最大意义，是第一次有人抱着研究的眼光来读，而不是试图从《道藏》中找到升仙或房中术的秘方。
接下来研究道教的，还有陈垣、陈国符、汤用彤、许地山和冯友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许地山。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散文名篇《落花生》，知道他是个有名的乡土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高手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是中国当时唯一一位受过宗教学训练的学者。他的著作《道教史》和《扶箕迷信底研究》，一直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国际学术水平。
遗憾的是，以上那些研究道教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信奉道教的。当时中国本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真正算是道教中人的，恐怕只有区区两人：陈撄宁和易心莹。其中陈撄宁是个真正的聪明人，他敏锐地看出了道教真正的弊病，提出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仙学”。
陈撄宁的“仙学”内涵很复杂。简单地说，“仙学”的现实目的是“益寿延年”，而其最高境界则是追求“长生久视”。那么，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致这个目的呢？陈撄宁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道教的各种养身术，尤其是“内、外丹道”。修炼到了极点的人称为“仙人”。陈撄宁认为，所谓的“仙人”，“乃是精神与物质混合团结锻炼而成的长生者”。——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至高居兜率天之上的太上老君，下至喜欢跑到人间到处乱逛的吕洞宾，听了这个定义，心中都会郁闷不已。
但是，如果从道教本身的利益来看，陈撄宁的这些建议却是一个死中求活之法。他试图把以前那种玄之又玄，云里雾里的虚幻道教，真真切切地请回到地面上，成为符合人们需要的，可望又可及的“人间道教”。
一般的聪明人，往往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高明的聪明人，则不仅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陈撄宁先生应该是介乎于两者之间：他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也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至于这个办法是否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陈撄宁当年提出的“仙学”，现在已经成了故纸堆中，供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名词。
陈撄宁和易心莹两人的身份充其量只能算是道教的“居士”。当时，真正的道士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像陶宏景、葛洪、寇谦之、张继先等先辈高道们的身影，在二十世纪早已无法寻觅。道教，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最重要的社会群落之中，已经提前宣告集体退场。这一点非常的致命，因为它意味着在中国的社会里，道教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话语权了。虽然有些时候，为了某种需要，人们还会把它像只花瓶一样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