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２飞机是被我们用竹竿捅下来的．．．．如今真相已披露：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苏制萨姆二地空空道弹运抵满洲里，前后共六套发射器、六十二枚导弹运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苏联派来专家及一个导弹营的官兵前来一对一地教练。三十年后，中方的学员仍然认为，「苏联人授课是严谨、认真实意帮助中国人尽早掌握技术。」（注１７：傅振国《昨天的秘密》，见《海南纪实》一九八九年第五期。）中国人有理由记住：那架Ｕ－２侦察机是历史上美国第一架被对方以导弹击落的飞机。
三十年来，所有中国人写的论述中苏关系的文章都把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要求在中国建「长波电台」共同使用，以及一九五八年七月要求与中国合建「联合舰队」这两件事，说成是苏共想控制中共海军，觊觎中国主权，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证据。这种说法根据是不充份的。在两项要求均被中共断然拒绝之后，赫鲁晓夫仍然送来了轰炸机、导弹、潜艇，并没有用断绝援助为要胁逼中共就范。这历史事实不是几篇论文就能说清的。
当然，要说苏联援华毫无保留，那也不是事实。不过世上本无「无私援助」，人家留一手也在意料之中。如给了潜艇，却不肯给其他重要装置。但这并不构成严重问题。中苏分裂，可以说是当时中共反对苏共和平共处方针的必然结果。当然，这和一九五八年以后中共的异常表现也不无关系。
苏共对中共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曾经提出「同志式」的意见，但毛泽东正在兴致勃勃地指挥跃进，而且内心并不认为苏共真的就是什么「头」，自然不买苏共的账。赫鲁晓夫大约在那时就看出毛是个一意孤行的蛮干家。一年前，毛在莫斯科作演讲：「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用常规武器是打不掉半数人口的，毛显然指的是用核武器打掉半个世界，轰掉资本主义。主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对着干的人民公社和随后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疯癫，赫氏可能便已作出判断，不应继续帮助中共设计制造核武哭器了。但直到五九年五月，他宣布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和平形象，为和平作出新姿态之后，才作此决定。可以说，这是苏联向美国递出的一枝橄榄枝。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收到苏共的通知：「提前中止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定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不过，迟至六○年八月，苏联才将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的专家、图纸撤走。
在这件事上，受损害的是中国，惹祸的却是毛泽东。他一向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可是如果社会主义要用世界半数人的生命来换取，这个「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是正义的。可能世上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协助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得到核武器，尽管中共在一九六四年十月拥有核武器之后，毛没再重复其「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的论调。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国饿死了两千万人的情况下，苏联单方面中止执行几百个援华合同，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国的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以后的经济复兴。这好比在中国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但却不是出现伤口的原因。中共至今将这说成是「我们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之一，是不妥当的。看看时间表就一目了然了。
对于「苏联逼债」给中国造成的影响，也被当时中共的宣传机器夸大了。由于韩战苏联提供军火，外加经济建设提供的设备，中国共欠苏联债务七十七点五亿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还掉四十七亿。（注１８：《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页。）这个数字同大炼钢铁中浪费的千亿元相比本是小数，同三年跃进中计划外的基本建设投资二百四十五亿相比也是小数。（注１９：《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页。）那二百四十五亿元额外投资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掉了；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这些投资之所以白白浪费，多半是因开工前未经专家论证。譬如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个实例。按毛泽东的说法，「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人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北戴河会议。）该工程是毛推行大跃进的样板，规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万人不说，整个工程完全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之内，全国报废工程就折合人民币一百五十亿元。（注２１：引自成都《天府新论》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韩西林的文章。）这刚好是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倍。
假如中共以困难为由推迟偿还那四十七亿元，改用以进口粮食，按一九六○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每吨六十多美元计，可购买约三千万吨粮食，即六百亿斤，拿去救灾当然是够了，但却不能这样计算。我们只能算六○年内还给苏联的是多少，因为只有那一年才能以困难为由要求推迟偿还债务，而只有在那一年这个要求被拒绝之后才能说人家「逼债」、「趁火打劫」。这个数字目前无从得知，但离十亿元不会相差很远，这同自己的浪费相比，更是微不足道了。再说，在六○年苏联「逼债」之前，千万农民已经饿死了。「逼债」固然不义，但确实不是饿死人的原因。
中国不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即大批人饿死之前，而是迟至六○年底即无数农民已经饿死之后才决定进口粮食，并非因为向苏联还债而手头无钱，而是由于在「反右倾」、整肃一千万人的政治气氛中人人自危，不敢说真话，饥馑真相被掩盖，致使周恩来无法下决心。据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林海云说：「一九六○年．．．．必须从国外进口大量小麦。在严重危机面前，如果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抛售黄金，以解决外汇紧缺问题，也不是不可以，但周总理不赞成这样做。他说，黄金不能卖！我们不仅没有卖黄金，而且还利用金价比较便宜的机会，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一九七○年。」（注２２：《不尽的思念》一书中林海云的文章。）
从林海云的话中我们无法判断周恩来何时决定购买黄金，是在决定进口小麦之前还是之后。由于到了一九六○年十二月底才决定进口粮食，我们可以这样作个小结：一九五九年本是歉收年，中南海却认为是丰收，于是在六○年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粮食，购买了几十万两黄金，而人民则饿死了两千万。
这笔当年买黄金的钱虽然只能用来买十几亿斤粮食，可是如果庐山会议后紧急动员，立即用这笔钱进口粮食，运到缺粮最严重的几个省去，在农民饿死之前运到，救活一两百万人还是可能的。国家储备黄金应当是为了救急。当时要是动用储备金，各省再及时开仓放粮，或者紧急中止粮食出口，撇开庐山会议少量饿死的人不算，那两千万人一个都不饿死，也是可能的。
全国范围的死人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十二月间，七、八月里召开的庐山会议是阻遏灾难发生的最后机会。「反右倾斗争」使毛泽东巩固了他的统治，也葬送了那最后的机会，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饥馑就无声无息地席卷了全中国。
第十一章 形势险左调稍敛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九六○年，在安徽的农民被饥饿折磨得濒于死亡时，宿县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农向公社党委书记要求，要带他有肺病的儿子到山里去生产、休养。他保证若产粮有余便交给公社，若自食不足也不向公社伸手。获准后，这个没有牛也没有犁，只有一把铁锹和一把四齿钩的老农就进山去了。当年秋收，他除了留足自己及他生病的儿子的口粮、种子、饲料以外，还交给公社一千八百斤，超过了自己留的。除此之外，他又交给公社六十元现金（养猪养鸡的收入）。
云南省弥勒县有一户农民，因为女的是日本移民战后留下的孤女，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主义新生活，这家人也就成了当地唯一被排斥在合作社、人民公社之外的单干户。结果是大家都在挨饿，他们却不仅自己有吃的，还能拿出一些粮食周济眼看就要瞑目的乡邻。自然，凭这一家单干户的力量，救活不了几个人，但既然公社社员濒于饿死，而单干户却自给有余，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说穿了，要摆脱灾难就要先摆脱毛式社会主义，扯掉那件「一大二公」的漂亮外衣，给农民自由，让农民重新单干。然而这有违共产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不能不按照导师的指示去做：「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注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一页。）
问题只在于：农民自己是否愿意？如果农民不愿意，共产党是否应当用专政的办法逼使农民就范？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掌权，未置答案，而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就是这么做的。作为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当然也要这样做。
对于共产党和农民的分歧，毛看得很清楚。自从共产党将土地分给帮助它打下江山的农民之后，农民和党的目标就不一致了。毛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说，「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他将这分歧说得再明白不过。要实行社会主义，就不能给农民目由。为了实行社会主义，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斯大林的好学生。
苏联强行搞集体化的后果世人有目共睹。「一九三三年，当这一行动完全结束时，苏联的农业产量和家畜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在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夕，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二八年集体化以前的水平。」（注２：《赫鲁晓夫回忆录》爱德华．克兰克萧的评语。）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之时，俄国的耕牛还依然少于一九一三年。」（注３：麦克尔．莫洛佐乌著《勃列日湟夫传》。）
中共跟老大哥学，结果几乎一模一样。一九四六年，乌克兰一位集体农庄主席给共和国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去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完成了上交国家粮食定额的任务。我们什么都交出来了，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深信政府和党决不会忘记我们，将会给我们援助的。」（注４：《赫鲁晓夫回忆录》。）但是党的援助尚未到来，素有粮仓之称的乌克兰便发生了大饥馑、人吃人甚至父母吃子女的惨事。
将一九六○年中国的大饥馑同它一比，我们就明白，学生毛泽东除了制造的灾难比先生斯大林制造的范围更大、死人更多以外，走的几乎就是苏联的老路，连制造饥馑的过程都一样，都是农民被迫把粮食交出去而后饿死。
斯大林至死都没再把自由还给农民一分，毛泽东也是如此。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从此万岁了。事实是，中国的农民一直在向执政者要求自由。
早在一九五七年初，即高级社成立不久，就有农民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按户包种一定数量的农田，每年交给集体相应的粮食，超产部份归耕作者个人所有。由于退社单干已不可能，包产到户是农民可争取到的最大自由。当时中共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在人民公社制造灾难之前，中共党内几乎是一致地予以反对。譬如邓子恢，他一方面攻击党内热衷于办几千户甚至上万户的大社的人是「社会主义狂」，（注５：《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第三十九页。）另一方面又指责「按劳（力）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退回到单干的做法。」（注６：见邓子恢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邓子恢在毛眼中已是一个「老右倾」，连他都不赞成包产到户，可见当时中共的决策层不仅一致地要搞社会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差别也不大，都不赞成给农民以自由。
中下层干部，尤其是身在农村的，有的同情农民的处境，自行实行了「包工到户」的政策。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的甚至在地方党的刊物上鼓吹「包产单位越小越好」，「产量高，由户包」，主张「包工到户、包产到人」。但是真敢这样与中央唱反调的并不多，并未形成潮流。当时毛泽东的注意力正集中在公社干部中的所谓「五风」问题上（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对此暂时容忍了，未立即予以制止，庐山会议之后，他全力投入反右倾运动，便立即著手批判起「包产到户」这一政策来。
十月十三日，在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的批文中，中共中央正式将「包产到户」说成「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同时，党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也指责「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注７：一九五九年第二十一期。）
这样，各地主张实行政策的干部纷纷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整肃，「包产到户」的呼声立即沉寂了。但是没出几个月，国民经济迅速恶化，饥馑遍布全国，相当多的干部醒过来，明白继续按毛泽东的左调行事不会有好结果。他们从此不再将毛的指示奉为圣旨，甚至走上了与毛的极左路线对抗的道路。
清醒过来的首先是刘少奇。一九五八年全党发烧，他的昏话也说了一大筐，同毛泽东比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