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祸,3年自然灾害的前后历史真相- 第27部分

他的政治局同志们明知经济承受不了，明知这样搞必然导致破坏生产，将其他行业搞瘫痪，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提出异议，只有遵命去做，拼出全部工业力量去搞钢。只是「动员七千万人」去炼钢之议，即第二轮的「大炼钢铁」，由于省委书记们正被饥荒弄得焦头烂额，没人有本事再各自动员几百万人上阵而被「冷处理」，慢慢拖掉了。

如果说那些干部们在三年大跃进中做了什么好事的话，这抵制第二轮「全民炼钢」可算作一条。否则，在两千万人已经饿死之后，大家还「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再逼七千万青壮农民去炼钢，那么只要他们还没饿到走不动的地步，就会一个个变成陈胜、吴广，不知多少中国人会死于动乱了。

但是，即使「动员七千万人来干」的疯主意未得实行，一九六○年也是毛泽东「三年大跃进」的第三年。说来后人简直难以相信，就在那天天有人饿死的时候，整个中国在「反右倾、鼓干劲」、「持续跃进」的口号声中，「『共产风』比一九五八年刮得更加厉害。一九五八年的『共产风』只刮了四、五个月，而一九六○年的『一平二调』搞了一整年。」（注７：《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三页。）

所谓『一平二调』，指的是人民公社搞「平均」、「共产」，无偿调拨农民的农具、机械、耕畜、马车。糟蹋别人的家当不心疼，人民公社用行政手段共来的财产很快就损坏、报废掉了。据山西省统计，全省正常使用的农具比大跃进之前的五七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牲畜也一样，由于所有权不再归农民，他们自然也就不再爱惜牲口了。譬如北京郊区农村，牲畜一律归生产大队所有，但是大队并没有土地，耕作仍在其下属的生产队，使用牲口的还是农民，而不是大队干部。结果就如北京市委一九六一年在京郊怀柔县调查后所写的材料中说的那样：「公社化以来，不少生产队的牲畜逐年衰弱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九六○年全县大牲畜除牛以外，都死多生少．．．．有些社员对牲畜的看法是：『牲畜死了是大队的，小队可以吃肉』，好像与己无关。」农民对集体财产漠不关心，后果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据四川的学者调查，一九六○年的「共产风」使都江堰灌区这个历来的粮仓也出现了危机，六一年粮产比五七年少了一半。（注８：《南充师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著手纠正大跃进错误时，提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如果就造成国民经济困难的原因而言，这勉强能成立；但就饿死千百万人这点而言，则是不正确的。两千万农民基本死于人祸，与天灾无关。

以甘肃为例，宋平一九七二年出任甘肃省委书记，他下乡调查后，发现由于连续两年干旱，农业失收，许多农民没饭吃，没裤子穿。五月间，他向周恩来报告，周即派林业部长罗玉川赴甘肃，开仓放粮，结果便没有饿死人（个别死人难免）。而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并不比七一、七二年更重，却死了一、二百万，就是当权的书记们层层撒谎，隐瞒真相，未及时开仓的结果。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将彭德怀骂成「祸首」，而今这项帽子该还给毛泽东，给他自己扣上才合适。
　
由于饿死的农民几乎全是在公共食堂吃饭期间饿死的，我们不妨就食堂问题再说几句。本来，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祸及全国，全国各地开始零星地饿死人，毛泽东也觉得问题不少，同意纠偏，其中重要一条便是「整顿公共食堂」。五月间，中央明文规定，「粮食分配到户，各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并指示公社将自留地发还社员，恢复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的政策。这么做很得人心，曾一度使农民喘了口气。毛六月底在老家湘潭韶山冲对乡亲们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时，也没有打官腔。可是七月庐山会议上他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又强制性地搞起了食堂。灾难正是从这里蔓延开来的。

一九六○年二月，中央下达批文，说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三月，又发出指示，要求争取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食堂吃饭，而且出尔反尔，一改去年五月的「粮食分配到户」的规定，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社员家中得不到粮食，只得又端碗上食堂。庐山会议前，山西一度只剩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在食堂吃饭，现在则又都像鸭子一般地被迫进了食堂。

中共的严密组织每当这种时候就能发挥威力。到了四月间，就河北、山西到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统计，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农户入了食堂，大跃进最积极的河南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显然将边远山区的农民也赶进了食堂。（注９：《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山区农民进食堂，受苦更甚。一九六○年二月中央下文指示各地「固守」食堂这个「阵地」之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率队到农村作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见到一个老太婆挎著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泥水中滚过一样。农民还告诉他，这位老人只爬两道山梁，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两顿饭。可是，当晚阎召集干部会说：「三十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但当地干部却不以为然，说：「没有三十里，大概有十五里。」阎向在座的县委书记提出，边强地区的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也未获响应。县委书记虽不愿同省委书记唱反调，却更不敢同中央不一致。这样，农民们就只能照旧翻山越岭去食堂喝稀粥。

翻山越岭去喝粥，不只云南，有山的地方都如此。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部长高扬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到贵州一家工厂去「改造」，就有这种经历。他于二十多年后这样回忆道：「我带著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在强制办食堂的同时，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中共中央下达的将自留地发还社员的文件也成了一张废纸，农民的自留地重新被收走，食堂也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获取食物的地方。食堂每日配给的食物远不足维持生命，又失去了种植粮食以补充食堂配给不足的自留地，人们也就失去了求生存的手段。

阎红彦于一九六一年七月总结云南省内问题时明白指出：「不顾实际情况，硬要没收自留地的结果，也造成了死人。」（注１０：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西山地、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可见，食堂制度和没收自留地，正是掐断农民脖子的那把钳子的两臂。为了「固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陈地」，农民付出了千万条生命的代价。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注１１：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社论。），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注１２：一九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社论。）

由于被「大跃进」的虚假数字迷惑，中共高层对于国家形势处于混沌无知的状态，连比较冷静的周恩来也不例外。这可从出口粮食一事上得到佐证。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口（指净出口数，即出口减进口）了二百六十六万吨粮食，虽比五七年的一百九十二万吨高了不少，大致仍属正常贸易。但五九年就不同了，不少省市从年初开始就有人饿死，政府首脑如果不是对局势混沌无知，就应改出口政策。然而五九年竟出口了四百一十九万吨；而到了天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六○年，仍然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注１３：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三八页。）本来，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比五七年减少五百亿斤，折合二千五百万吨，即使完全不出口也已经不足，可是出口却比五七年增加了二百二十四万吨。仅这二百二十四万吨（折合四十五亿斤）粮，就够三千万人吃半年，足以从五九年秋熬到六○年夏。然而这些本属农民口粮的粮食却被吹了牛的地方干部当作「余粮」缴售给了国家，转而被需要外币的政府运到国外去了。

省委书记们可以掩盖真相于一时，但灾难那么大，没人有本事长期捂住，大约在一九六○年年中，各地的真实坏消息逐渐传到北京，中南海震惊了。灾难之严重远远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每一天都有无法计数的农民在饿死，现在轮到政府的管家周恩来收拾烂摊子了。他知道，人民不能靠伟大的空话充饥，他有责任让人民有饭吃！

出口粮食的事他当然有责任，但他不是洞察一切的神仙，他连国家有多少粮、缺多少粮都不模底，因为谁也弄不清各省上报的数字哪是真的，哪是假的。他的第一要务就是弄清缺多少粮。从六月到九月，他让粮食部的陈国栋、杨少桥两位部长每周到他家中去一次，从夜里十点到次日凌晨两、三点，他亲自戴上眼镜打算盘，与粮食部长们一起核实粮食产量。他工作如此细致，以致李先念、谭震林两位副总理戏称他是「粮食部长」。

当时，中国最大的几个城市上海、北京、天津、沈阳都只有几天存粮，有的城市库存竟只够支持一天，一个风雨就会造成断粮。党副主席、政府副总理陈云提议进口粮食，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按照杨少桥的说法，「吃进口粮，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但那是什么「禁区」，却语焉不详。后来，赵紫阳曾说毛泽东「拒绝批准进口粮食」，至今未有公开资料透露其细节，我们只知道当时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一句笼统的话：「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

一九六○年十二月底，周恩来临出国登机前在机场同陈云、外贸部长叶季壮商议，决定进口一百五十万吨粮。飞机到达昆明，周又得到陈的意见，认为必须进口二百五十万吨才能渡过难关。最后，六一年实际进口五百八十万吨。减去出口一百三十六万吨，净进口四百四十万吨。由于决心大、动作快，第一艘运粮船于六一年初就自澳洲抵达天律港。为了运粮，周又招呼外贸部紧急进口一千二百辆卡车，交粮食部专用。这批粮食虽然平均全国每人摊不到二十斤，但差不多够一亿人吃四个月，维持到五月份麦收，因此杨少桥说：「这些冲破禁区来的粮食在当时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可惜的是，周恩来直到六○年秋天才弄清全国缺粮的数字，尽管火速行动，在六一年初进口粮食拨往各地时，已经又有一批农民饿死了。

此时已被削职为民的张闻天在家，摸摸索索地打开保险柜，将自己在庐山发言的纪录给夫人看：「我讲的实在没什么错啊！」

毛泽东身居中南海，不可能对局势一无所知，他不肯认错，但为表示与人民同甘共苦，他决定停止吃肉。毛何时开始不吃肉，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是一九五九年十月南下视察归来后开始的，前后共七个月未吃肉。（注１４：李银桥著《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二五九页。）但也可能李银桥记忆有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六○年一月在上海开会鼓吹号召「大跃进」、「反右倾」，毛不大可能已经不吃肉了。六○年十月间，国家侨务委员会副主任方方曾流著眼泪对一位华侨说：「毛主席已经三个月不吃肉了。」）叶剑英的女儿回忆：她当时在北京上大学，因营养不良而浮肿。有一天下午没课，便回家吃午饭，打算饱餐一顿。吃了一阵后她才发现父亲未动筷子。这时叶剑英才对她说：「你知不知道，这几天，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他对炊事员讲：『全国人民都没有肉吃，为什么还要给我肉吃？』每次端上肉来给他，他都让端回去．．．．」当时中国的大学暑假是不开课的，因此毛泽东大约是六○年上半年某天开始不吃肉的。

有一天，总参谋长罗瑞卿在晚饭时对全家说：「毛主席已经不吃肉了，从今天起，我们家中也不吃肉。人民和国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要和人民同甘共苦。」山西省省长卫恒，也因此而几个月没有吃肉。上行下效，互相传说，很快地，全国有相当一部份人知道了「毛主席不吃肉了」的消息。方方、卫恒、罗瑞卿都是怀著崇敬的心情看待毛不吃肉这件事的。那么多的农民饿死了，他们不去想应当追究某人的责任，却一听说毛不吃肉了就感动得热泪盈眶，可见「君主圣明」的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如何根深蒂固。顺便说一笔，文革中此三人一被整死，一自杀身死，一自杀身残过早死去。毛泽东若与他们黄泉下相见，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说起不吃肉来，使人想起了一位明君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杨坚视察关中一带，因正闹饥荒，他便派员去看看乡民们吃什么。随从取回来一碗「样品」豆腐渣与杂糠混成的饭（比一九六○年中国农民吃的好得多）。杨坚让周围群臣都看这碗东西，随即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并下令以后吃饭不得给自己摆宴，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坚持了一年，比毛泽东不吃肉的时间还长五个月。

不吃肉是事实，但与人民同甘共苦则说不上。就在全国各处大批饿死人之时，有关方面为毛泽东在庐山又开工兴建了一所巨型别墅，仅主房建筑面积就达四千五百平方米，容一座小学还绰绰有余，其装修之豪华更非亿万正挨饿的寻常百姓所能想像。这别墅比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毛居住的原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别墅「美庐」大几倍，由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亲自督战，几千名工人通宵达旦施工抢建而成。六一年八月毛泽东再上庐山开会住进去时，并没有因为有关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