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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张先生对道听途说做个甄别或证实，
可他总是微微一笑／关于谁怕谁的辩论／
王海容要唐闻生瞪江青……所有的人都有些准备不足
作为辩护组组长的张思之，除了为李作鹏辩护外，不是他担任辩护的审理过程，也要给予关注，特别是对他差点为之辩护的江青的审理，即便不能到场，也仔细观看了录像。所以我总想从他那里“掏出”更多的东西，包括当年不曾透露而现今已不必保密的真相，作为辩护人当时感受最深的场面，一些至今不失警示意义的情节，以及对整个审判或某些微观环节的客观评价等等，哪怕能对我掌握的道听途说做个甄别或证实也好。
但作为一位资深的律师，他内心能迅速经法理尺度衡量得出的评价，以及对细节甚至有些小题大做的关注，并不轻易吐露。对我的刨根问底，他总是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是否定，是赞同，是认可，只有我自己去琢磨，当然如果我将之付诸文字，责任也必须由我负。但当张先生把他对自己所经历的主要案件爬梳整理，而后随手写下的感叹给我阅读了之后，我感到了他对我这个晚辈的真诚，以及他的人格力量。
“为了这次采访，我看了不少资料，也走访了许多人。我听说在一次审理江青案时，她攻击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长曾汉周在制止时说：‘江青，你这个反革命罪犯，应该惧怕我们’‘嗯﹖’江青一下没反应过来。‘是的，你怕我们。’曾汉周斩钉截铁。江青反应过来了：‘我怕你﹖哼，你怕我”不，你怕我’曾汉周很想在气势上压倒江青。结果两人在法庭上‘你怕我’了十余个来回。这时江青突然冷笑了几声：‘我会怕你﹖笑话。你问问坐在你边上的江华，我怕过谁﹖’曾汉周此时感到：江青的气焰，不是靠这种争辩能压垮的。在短暂的僵滞后，转移了话题。这种场面的出现，有点失水准吧﹖”
“那时刚刚重建法制，就碰上这么大、这么棘手的案子，所有的人都缺乏准备。”十余年过去了，张先生语涉往事心平气和。“的确，有些知情人告诉我，虽说案子审不审、怎样审酝酿了较长时间，可宣布公审后，许多准备都显得十分仓促。例如法庭布置：庭长、审判方、检察方都坐在台正中央，辩护人、书记员分坐在台前的两边，这种布置真有点史无前例。据说事前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并查阅了国际上的有关资料，认为如此布置不当，可最后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法庭，依然如故。您知道其中的内情吗﹖”
“我还真不知道这中间的内情，但这种法庭布置在以前的确没有见到过。”
“还有，出庭证人的选择，及其出庭举止的关照方面，也有不周之处。据说廖沫沙在法庭上同江青对骂了起来，证人深受迫害难免情绪激动，但法庭应尽量设法避免出现上述场面。另外因错误地选择‘长沙告状’作审案突破口，请王海容、唐闻生出庭，她们对法庭氛围、江青的狡辩很不适应。听说王海容退庭，对即将出庭的唐闻生说：‘你替我狠狠瞪瞪江青，她刚才瞪了我好几眼，真可气！’结果有关人员马上安抚王，又劝说唐不要感情用事。”
张先生也同意，从完善健全法制看，总结“两案”审理的经验和不足是有益的，有些问题在当时不一定能认识清楚，拉开点历史距离反而看得更透更深。但如今事件的大量纪实回忆有之，而认真反思的并不多。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张思之：“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6）
张先生的话，又让我想到一位老律师对“两案”的“苛责”。他觉得优秀的庭长，应是站在前台的导演，他应能自如地控制整个法庭，机敏而不露声色地平息法庭上意想不到的突发事变。像上述的情景，一位经验丰富的庭长是完全能驾驭，迅速让干扰审判进程的躁动销声匿迹。他向我叙述了他认识的一位“理想”庭长，那是５０年代沈阳审理日本战犯国际法庭的庭长贾潜。
我把那位律师的话，告诉了张先生，试图引起他对“两案”法庭的评论，可他却很恬淡地说：“那时，所有的人都有点准备不足。”的确，事后诸葛好当，可张先生从不愿扮演事后英雄的角色。
“两案”审理中，律师的作用是有所体现的／
李作鹏评价张思之“敲边鼓”／
张思之的“滚核桃”之思
“您刚才讲述的一切，使我感到在‘两案’审理中律师的作用是有所体现的，但我认为依当时的历史环境，这作用的体现是有限的。不少人说：辩护词是‘上面’定的，我想您的辩词，大概也要经‘上面’审定后您才能读吧﹖”
“你推测得不错，的确经过‘上面’审阅。当然，从法律规范上看，这样做没有法律依据。但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此案在中国也是无前例的，太特殊了。而且，作为辩护人，我一再坚持的几点要求，最后宣读的辩护词中基本保留了。除了前面讲到的申辩外，我坚持写上‘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要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另一点是应考虑李‘早年革命的历史’。辩护词中这个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因为在当时说这话太艰难了。人们对动乱祸患记忆犹新，把许多怨恨集于他们身上，对‘文革’的反省也未深入到今天这个层次。若晚些年审理，我们的处境或许会好一些。当时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确不该再给予苛责，律师的作用是有所体现的。”
张先生告诉我，审判结束后，他和苏惠渔又见了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是只敲了个边，没敲到中心点上。”哦，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可脑筋转得飞快的李作鹏，没正面回答，好像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显然，对审判他还是有看法的。即将分别时，他又冒出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听了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２０年后给你。”“‘那好，我等２０年。’我无可奈何。”
从李作鹏那里出来，“边鼓”之说便不断搅扰着张先生的思绪，使他联想到一首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的演奏，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李对律师在法庭上作用的刻画，律师们不过在“滚核桃”﹖张先生心中很不自在，但又感到无以辩解。
直到今天，“滚核桃”之乐，仍时时敲击着张思之。他经常扪心自问：“作为律师，我及格吗﹖我能做到无愧吗﹖”张先生的核桃，似乎一下又敲到我这边来了：通过近期和一些中老年律师的接触，我深感中国律师制度的健全完善，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律师在审判活动中地位和作用的体现，还相当艰难。虽然新闻媒介一度把一些明星案炒得火热，有那么几个律师因之很风光。
张先生对我说；“我没有办过漂亮的案子。我经手的全部案件，事后想想，无一没有不足甚至失误。”他甚至把自己的律师生涯，戏称为“屡败屡战”。当张先生讲述了他的简单经历后，我内心也难以安宁。
１９４９年前，中国法学的摇篮，有“南东吴北朝阳”之说。张先生曾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彼时国民党法律系统内，该系毕业者居多，号称“无朝阳不成法院”。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４７年入党的张思之到北京市法院工作。但在审理“两案”前，只有一次半辩护实践。他的处女作，是因南斯拉夫一个法律代表团要求旁听法庭辩护，才登堂为一年轻的抢劫犯辩护。后半个案子是当年颇有点轰动的罗抱一离婚案，男方是很有前途的高级经济官员，女方是位模范教师，可未及结案，他却被“反右”骇浪卷入旋涡……
听罢张先生的经历，感到他“屡败屡战”的叹息，绝非因他本人无能。因为我最近常同律师打交道，我在报刊界的朋友，便纷纷求我约他们写点公民如何依靠法律保护自身权利的文章。可略知律师苦衷的我很清楚，这些“护法使者”自己依法行事的权利，亦不时会被侵害呢
我没有向内行的人了解过世界律师制度发展的历程，但我想其必然要比张先生的律师实践更坎坷，健全律师制度的蹉跎与艰难，绝非中国独有现象。谈论思索到此，我感到我们的话题仿佛越来越沉重，便转移了话题。
“作为一位资深律师，您能否谈谈律师应有的素质。我通过一些新闻报章对明星案或著作侵权案的报道，感到有些律师的确能言善辩，但他们似乎有点过于文学或感情的渲染，能赢得较高的印象分，这是一种趋向抑或是一种好现象吗﹖”
“论辩，可以说应该是律师的看家本领。如果一个律师法庭演说或写辩护词文理不通，言不及义，就太令人悲哀了。但如果仅仅是言语功夫好，可以哗众，律师个人赢得很高印象分，而委托人却不能得到实惠，那就把事情搞颠倒了。我赞赏高品位的辩护和演说，这绝不仅仅取决于对言语辞藻的驾驭，而在于律师人格完美的艺术体现，它包括思想、道德、品质、学识、风度、风格等等。如果在综合修养上有缺欠，不妨首先恪守老老实实按事实真相和法律原则办事的信条，也不要企图以言语辞藻来掩饰”
张思之又陆续谈到律师应有的求实精神、应变能力、缜密的逻辑思维等素质要求，并用他经历以及听说的案例为佐证。倾听之中，我脑海中再次浮出这种念头：在中国戴律师这顶荆棘之冠，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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