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提出“请律师替我说话”的要求／
张思之脑子里冒出“我不入地狱，谁入”的奇怪念头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３日，京郊秦城监狱传出消息，江青向监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请律师替我说话。”“替江青说话﹖”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辩护组住地的沉寂顿时被打破了，众人对其末日临头依然骄横，嗤之以鼻。
来自华东政法学院的朱荣华，是位专攻刑法学的学者，天生的乐天派，也唯有他平日里发出点嬉笑之声，被组员们戏称为“ｈａｐｐｙ”。他独树一帜地说：“老娘’那句话的重点，在前三字——请律师嘛”但此次他ｈａｐｐｙ不起来了，没有人应和他的幽默，其他人心里想的是：“江青辩护士”，谁愿顶着这空前绝后的荆棘之冠，同她一道遗臭万年呢？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张思之：“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2）
然而在此后的１８天内，又是消息皆无，这等待实在是种煎熬，大家心都悬着，猜测着可能的结果。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学章，是律师界久负盛名的老大姐。有人对她说；“看来只有韩大姐给江青辩护最合适了。”不料，平日和颜悦色、极少动气的大姐，立即反唇答道：“除了她，为谁辩都行！国人皆曰可杀，我也一样。”
听着组员们的对话，张思之也在思忖：江青的确其罪当诛。但作为律师，又不可忽略一个基本原则，再作恶多端的被告，在法庭上，他依法应得的权利，也不可随意剥夺，律师的责任之一，就是监督这种权利是否得到维护。
当辩护组的组员们在疑虑不安中等待之际，江青也在为请律师之事转动脑筋。１１月１０日，她接到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特别法庭通知她，可以委托律师辩护，也可以请求法庭为她指定律师辩护。
江青对前来的审判员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考虑了三个人，一是史良，因为她是有名的律师，又是女的，我认识她；再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坚，我过去陪主席接见时认识的。”审判员告诉江青：史良年龄大了，走路要人搀扶。刘大坚年龄也很大了。他们都无法出庭辩护。其实，刘大坚当时已经去世。
“哦，这么说，我考虑的第三个人年龄也大了。”江青若有所思，“能不能让亲属辩护呢﹖”她自言自语地数叨起来；“主席的二儿子神经不好，我生的一个被林彪逼疯了，贺子珍的一个口才不好……”“法庭可以给你指派两名律师。如果你认可，就介绍给你。”江青最后同意见见法庭指派的律师。
两天后，辩护组经过酝酿讨论，统一了认识，准备接受林彪、江青两案主犯的委托或特别法庭的指派，依法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张思之想，“此时，我已告诫自己，感情的因素，要服从法律原则，把它埋藏在心灵最深层的角落里吧”
１１月１２日下午，一个无可更改的决定落到张思之头上：明天上午，与朱荣华一道，去见江青，弄清楚她想见律师的真实意图。如果她愿意请律师出庭辩护，就全权承担下来。对这一决定，张思之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身为组长，不接最棘手、他人最不愿接受的委托，还用什么去说服他人呢﹖一向不在工作任务面前游移的他，此刻头脑中闪过的，竟是一句禅语，“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你与朱荣华的身份和专长，已经通知监所转告江青了。抽时间看看预审时的录像，增加点对她的感性认识。”决定的基本内容就如此简短。张思之随即找到朱荣华，“得细心地估量一下这次会见的进程，设计出几个相应的方案。”他俩交谈着，讨论着，草拟着……直至深夜仍无睡意。
江青在平整着一件黑色的背心，不知思索着什么／
“我请史良，是因为她敢替我辩护。”江青说：“至于你们……”
吞而不吐的是“没那个胆量”的挑战性语言
１１月１３日上午，张思之等七八个人来到秦城监狱。为了驱散一路上沉闷的气氛，张思之暂时中断了对案子的思索，由远而近，环顾起京郊景致。已是树枯草黄时节，红叶星罗，岗哨棋布，牢房傍山，给人以世外的静谧。
根据安排，律师们由监狱负责人贾政委陪同，观看人犯的生活环境。穿过数道警戒，战士们无一例外地查验罢贾政委出示的证明函件，方才放行。朱荣华的幽默天性又掩饰不住了，轻声说：“纵使‘老娘’真有白骨精的妖术，也难以逃遁了。”贾政委听罢认真地告诉他们：“山上的警戒更严，可以说插翅难飞。”
进入牢门，他们从观察孔望去，江青的牢舍内放有一床、一桌、一椅。几本书摊于桌上，一只小箱横陈在侧，杂物不多，倒也干净。江青斜坐床沿，正用手平整着一件黑色棉背心，整平叠好，审视了一番，才放在床头。她或许感到了室外的动静，站了起来，走到房中央，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回到床边，歪倚在被子上……她在想什么呢﹖
来到距牢房不远的会见室，朱荣华示意看守传唤江青。他翻弄着记录纸，依然保持ｈａｐｐｙ神态。张思之则阅看着由监狱提供的“江青狱中表现”，心中想到：她或许将成为我的委托人，此刻需要冷静，应当大度……
江青进来时，穿着刚才平整过的棉背心。她看了看在座的人，似乎想给人谦和的印象，没等律师说话，她先微微欠了欠上身，像是鞠躬示礼，又带着常人不具的矜持。张思之请她坐下后，她并不抢先发话，而是在等待。
“我们是律师，特别法庭向我们介绍，你要求请律师辩护。有什么要求或问题，凡是与你的案子有关系的，可以同我们说。”“噢，你们是律师。我向特别法庭提过，要委托史良做我的律师，法庭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特别法庭的意见，我们没听说，但作为律师，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个要求很不恰当。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请你把声音提高点。声音太低，我听不清楚。我耳朵有毛病，当年用镭治病给搞坏的。”江青抱怨道。
朱荣华想反唇相讥，张思之示意不必，和缓地说：“可以，请继续讲。”“我请史良，是因为她敢替我辩护。至于你们……”她吞而不吐的，显然是“大概没那个胆量”的挑战性语言。张思之不想就此引起争辩，沉默不语。江青似乎感到没趣，转而说：“检察员不止一次对我说，‘谁敢替你辩护呢﹖”’顿了顿，她又说：“替我这个案子辩不容易噢得学好多东西 得学‘九大’报告、‘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不学习那些党的文件，不可能替我辩”
“你扯得太远了，律师办案子，哪些文件应当学，哪些东西不必看，我们自会安排。现在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你必须明确表态，是否要求委托律师辩护。”张思之感到她简直是在胡搅蛮缠。
“我讲过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感情一激动就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这个要求，没有法律根据。替你说话，不是律师的职责。这种出格要求不可能被接受。但作为辩护律师，对于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做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到了顾问的作用。”张思之耐心地告知江青。
“那好！我请你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公诉，我的案子是谁起诉的。”
这个问题本可以不回答，但朱荣华还是宽容地翻开《刑事诉讼法》，依据第１００条，简明扼要地做了解释。江青把手放在耳根后，听得很认真。朱刚有停顿，她便高声叫道：“检察员江文为什么欺骗我，他说还没和我谈完，怎么就起诉了﹖”
朱荣华说：“没谈完要看什么问题，起诉方觉得犯罪事实查清了，证据也充分了，就可以起诉。被告人想说的很多，起诉后还可以……”
江青没把话听完，又嚷道：“我要控告公安部他们那不是侦察，是法西斯绑架 绑架之后，把我扔在地板上，六个小时没人理我……”
张思之觉得有必要控制住她越扯越远的话头，插言说：“你的所谓控告，在你没有正式表示委托，或正式请求法庭指定我们做你的辩护律师前，我们不能就实质性问题对你作出回答，甚至我们现在的谈话，也难以继续下去。”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张思之：“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3）
“我请你们，是要你们跟他们辩，不是跟我辩。”／
她不理张思之，对朱荣华说：“按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罪。”
江青没想到张思之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勃然大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声音更高了：“我最怕别人打断我的话，一打断，我就紧张。我是个病人，原来血压低，现在血压高，耳朵也不好，又神经衰弱。你这态度……”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随即转而用和缓的语气说：“可能与你的职业有关吧﹖”
言来语去，张思之已经洞悉江青在试图控制此番交谈，决定不让她牵着走，再次追问她是否打算请律师辩护。江青好像在极力躲闪正面回答，又把话岔开说：“我请你们，是要你们跟他们辩，可不是让你们跟我辩。”她自以为抓住了理，接着说：“他们，就是叶、邓，我的立场与他们不一样；一样，我就不到这里来了。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你的话离题太远了”张思之感到不能让她这样东拉西扯，再次制止她。“你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嘛！我有病，我怕你的声浪的震动。”“你刚才要求我们说话大声点，现在又出尔反尔！”朱荣华也有些气愤。“现在距离近，我已能听清楚了。”“既然听清楚了，就把你的结论告诉我们，请律师，还是不请﹖”
江青的情绪在急剧变化，显出激动的样子，眼圈也红了，低下头轻声细语地说：“我是想请个顾问，可不是以犯人的身份委托。”“你对起诉书的意见，只有与你建立了委托关系之后，我们才能考虑。”朱荣华说。“按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罪。”她斜过头，对着朱荣华，不理张思之：“你要相信他们那个指起诉书，怎能替我辩护呢﹖”“那是第二步的事，首先你要决定是否请律师！”
江青依旧回避着，突然用手指着朱荣华放在桌上的袖珍本法律汇编，说：“你那本刑法、刑诉法，是不是可以送我一本﹖”“这种要求，你应该按规矩向监所提。”“这么大案子，连一本小书都不肯发，这么吝啬！”“如果我们成为你的律师，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代你提。”
“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做我的律师”江青终于失去了耐性。“那么，你的意思是不请律师，或者是不请我们做你的律师，对吧﹖”张思之针锋相对。江青感到不应一下说得过死，马上转圈说：“你们再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可以，但今天一定要告诉我们考虑的结果，我们没时间久等。”的确，此刻距离开庭，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我理解，很理解。我的问题那么复杂，材料那么多，你们工作量会很大……呵，问题多，都是我们党内的事。哦，现在我不是党员，被开除党籍了。不过，那是他们把我开除的”她又借机发泄内心的愤懑。
又费了一番口舌，江青才答应下午三点前告知考虑结果。该退场了，江青恢复了来时的谦和，点了点头说：“你们不会怪罪我吧﹖我谢谢你们！”
组员们说：“江青把你便宜了。”／
法庭的人说：“李作鹏脑子快，得找个专职律师对付他。”
江青同律师见面后，找到监所负责人贾政委，说：“今天来的律师，一看就知道是代表官方的。那姓张的律师，是什么长字号的，本身就是官方成员，看他那么凶，怎么可能为我的案子辩呢﹖”贾政委问她打算怎样，她说：“我要朱律师，他好；不要张。”贾政委提醒她，朱是张的助手，抛开主办要助手不合适。江青强调她可以选择律师。
离开秦城监狱时，同来的人都已经清楚，江青“辩护士”的荆棘之冠，轮不到我戴了。组员们对我说：“江青把你给便宜了。”张先生以此结束了秦城见江青的故事。“这种结果，就个人得失论可以说是幸运的，江青没有让您陷于同她一道恶名远扬的尴尬境地。但在今天回溯起来，从健全、推进法制进程的探索，从丰富律师刑诉辩护的经验角度看，江青没要律师，或者说您最终没有成为她的辩护士，是不是又让人感到有些遗憾呢﹖”
“你这种反问的确有些道理。有压力、有难度、有挑战，对法制的健全完善，对律师的历练成熟，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会超出审判本身。”
“让我们重新回到两案的话题吧。我看到有关材料记载：法庭推荐北京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傅志人接替您，他和朱荣华又见了江青。江青认为起诉书否定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把她和林彪列在一起不伦不类，要律师按她的基调辩护，被律师告以其责任是依事实及法律维护委托人合法权利，而不是做代言人。江青一气之下，又把他俩便宜了。”
然而张思之并未被彻底地便宜掉，从秦城监狱回来当晚，法庭便找到他。“来人对我说：李作鹏要求辩护。他曾经是搞密码破译的，脑子转得特别快，得找个专职律师对付他。正好江青不请你辩护了，你就准备为李作鹏辩护吧。”
严格地说，律师的天职是依法维护被告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而不是同法庭其他方面的人员携手，共同对付被告。但“两案”毕竟是个极其特殊的例外，其首犯、主犯曾置身中国政治权力的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