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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田恒贵自然联想到中南海的其他几个门。他说其他的几个门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都没有动什么土木。东面的东华门，只是在１９５４年重新粉刷油漆了一下，把破烂不堪的地方整修了一下。南门，即新华门，是到了１９５９年新中国十年大庆时，才重新刷了油漆，对之做比较大的修理，是６０年代以后的事了。
１９５３年，在中南海的东南角，开了一个小门，后来有人称之为“东便门”。１９５３年夏季，张耀祠奉命进中南海，新组建中央警卫团。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在中南海南边新兴建中央警卫团的团部和宿舍楼，当时为了施工用的土石木料进出方便，就在东南段墙上临时开了个临时的豁口。团部和宿舍施工结束时，大概是考虑到警卫团人员的进出和工作的需要，就没有将那个临时性的豁口依原样封堵上，而是修建了一个正式的永久性的小门。从此，中南海又多了一个门。
西楼仅供大区书记来京开会办公住宿，利用率太低／
两次在毛泽东院子里搞工程，都没能见到毛泽东
１９５２年田恒贵参加的、与怀仁堂同时进行的西楼工程，也是一项再完善性质的工程。因为西楼在１９５１年就竣工了。但在进住使用一年后，相继出现了许多问题，必须加以修缮和处理。
西楼工程是一个小建筑群，包括甲乙丙丁四座楼和一座小会议楼。其中甲楼是刘少奇办公及其全家住宿楼；乙楼是朱德办公及其家人住宿楼；丙楼和丁楼原本是准备用做中共各大区书记来京开会时办公住宿用楼。例如陈毅来京开会，就曾在丙楼住过。饶漱石刚到北京的时候，也曾在这里居住过。
后来因仅供大区书记来京开会时办公住宿，利用率太低，加之中南海内机关办公用房也比较紧张，这两栋楼遂改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办公用楼了。
丙楼和丁楼内地上铺的花砖，是中直修办处下属单位自己生产的，质量不太保证，做工也较粗糙，铺好后又没有好好养护，没等水泥干透就进入使用了，结果弄得许多花砖都松动了。此外暖气片的安装，暖气片罩的装饰等做得也不太好。田恒贵带着施工人员，将这些问题一一做了重新处理。
为了让刘少奇一家在１９５２年初搬入甲楼，田恒贵还配合甲楼的施工人员，承担了在甲楼装自动电梯的任务。当时负责电梯安装的是一位姓范的老工程师，他是从中直修办处派来的。田恒贵这是第一次接触装电梯，跟着范师傅新学了一门手艺。
刘少奇办公和居住的甲楼里的电梯，是中国上海生产制造的。范师傅在安装时，带着田恒贵到了楼顶上的电梯房，给他讲解了电梯的构成和各部件。在安装的过程中，他很注意向范师傅请教和学习，很快就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和技术。
西楼的工程结束后，田恒贵又接手主持了菊香书屋的走廊改造工程。在此次改造前，菊香书屋院子里的走廊是明廊，北房和南房之间有东西两个配廊连接，其中转角的部分走廊比较低矮，也没有封闭。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与毛泽东高大身材相比，走廊就更显得低矮，虽然实际上碰不到毛泽东的头，但看着老让人生出要碰到毛泽东头的担心，让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另外，毛泽东的卧室和工作的房间里面是不通的，要从外面的走廊走。然而毛泽东有时不穿外衣就从这边的房间去那边的房间，可在春暖之前、秋凉以后，只穿睡衣经过没有封闭的走廊，就容易被风吹到导致受凉。
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早就提议把院子里的走廊重新拆修加高，并封闭起来。可是毛泽东一直不同意，经过反复解释劝说，毛泽东才不反对了。
田恒贵此次带着工人们来施工，依然是趁着毛泽东到外地视察的时候。他们把走廊加高了，并做成了封闭式的。“我两次在毛主席的院子搞工程，却没一次也没有和毛主席在他的院子里见面。”
新中国初期，递交国书仪式很隆重，也比较烦琐／
毛泽东接受国书发表答词时，都站在小台子上
毛泽东说我不能高人一头，我要和大家平等／
勤政殿顶子一直是旧的，又长久失修，一下大雨就会漏
听田恒贵的回忆，１９５３年好像是他分外忙碌的一年。
这一年，田恒贵接受了一个比较大的任务，就是勤政殿内部的大修。勤政殿就在毛泽东寓所菊香书屋的东边，是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的地方，有些国务会议也曾在这里召开。
在新中国政府成立初期，递交国书的仪式很隆重，也显得比较烦琐。外国大使来去时，都有仪仗队致敬、军乐队奏乐等仪式。毛泽东接受国书后，外国大使要致词，毛泽东还要致答辞。有时还有由中国的外交部长陪同外国大使一行人到主席办公室做简单谈话的安排，甚至还会安排外交部长陪同大使到勤政殿内会客室与同来的外国大使馆馆员共进酒点。因此，有时递交国书仪式会拖得比较长。
起初，有关勤政殿的工程是属于国务院管理局负责的，相关的重要事项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具体负责的人是余心清，他是国务院管理局的局长，后来又任典礼局的局长。然而此时中南海里的区域已有了十分清晰的划分，区与区之间警卫也日益严格，勤政殿所在的南区域，同国务院办公的北区中间隔着几个区，从那边过来很不方便，要过好几道卡，所以这次大修的工程，就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这边承担了起来。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二部分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5）
这次改勤政殿大修的具体任务，还是由余心清亲自向田恒贵交代的。他说：原来勤政殿内大厅的地板是平的，然而在建国前，开第一次政协会议期间，在大厅靠里边正面装修了一个小台子，有两层台阶。这样，在毛泽东接受国书发表答词时，都站在小台子上，形成了居高临下的态势。
但是在这里接受了几次外国大使递交国书后，毛泽东认为总让他站在小台子上不好。他说我不能高人一头，我要和大家平等。田恒贵说：“余心清当时向我交代任务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有关毛泽东的这段话。”
由于毛泽东发话了，因此勤政殿修改第一项内容就是要把大厅内的小台子拆掉，将地板重新取平，使进入到大厅里的人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上。
第二项内容是对勤政殿内的柱子进行保护性装修，专门从上海还是苏州定做了云彩花纹的锦缎，用来包在维修后的柱子上。然后在柱子的四角做了护线。另外在大厅的墙壁上，也用云彩花纹的缎子做了装饰，还做了高级装修的护墙板。
为了使装修后的勤政殿内更加得体庄严肃穆，余心清还专门请了一些搞高级装修的专家，好像还请了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人，由他们绘制了一张装修草图。本来，在大厅后面壁上没有挂国旗，装修后放置了国旗，还做了国旗边框。在国旗的下方，做了一排雕花。大厅的顶子也绘上了图案，周围也做了花饰。
整个勤政殿大厅在维修装饰之后，焕然一新。勤政殿里面虽然只有一层，但北面大厅外立面约有１０多米，看上去比三层楼还高。因其高大，站在中南海北边的北海或景山上，都能看得到。
这次比较大的维修装饰之后，田恒贵还对勤政殿做过多次维修。因为勤政殿建筑南部大门厅和中大厅有百年左右的历史，顶子一直是旧的，又长久失修，故而一下大雨就会漏。北大厅虽然是后建的，但因为屋顶做的比较简陋，也会漏雨。漏雨后大厅内白色的贴顶和边墙上就可以看到有漏雨的水纹，滴下来地板地上也留下水印。
在举行高级别外事活动的庄严而隆重的地方，让人一眼就看到漏雨的痕迹，是很不应该的。因此每在大雨之后，田恒贵就会接到通知，去勤政殿检查。一旦发现了水纹水印，他们就得连夜搭架子，修补粉刷喷浆。
除了下雨后的检查外，有时还会在举办递交国书之类的外交仪式或活动前，上级临时通知田恒贵，对勤政殿进行检查。他说他记得起码有三次，是在举办活动的前一天，才通知他们去检查勤政殿。发现问题就得紧紧张张地赶修，不能耽误和影响第二天的活动。
由于多次出现漏雨的问题，主管部门曾计划过做整体大修，但核算下来花费比较大，上级没有同意；另外勤政殿距离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太近，不便于施工，因此整体大修的事始终没有定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对勤政殿做了彻底的翻修，这种时不时检查、赶修的情况终告结束。但经历过那番彻底翻修后，勤政殿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安排苏加诺住中南海勤政殿，与当时大背景有关／
勤政殿里里外外的门都由一位姓赵的老同志管理／
勤政殿西侧走廊新摆放了一排摆放了文物的柜子／
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有关部门曾从海外购回了
许多流落在海外的珍贵文物
勤政殿是一座几进的大院落，除了比三层楼还高的主殿外，还有套院及一系列平房。中央办公厅的一些干部，以及外国的贵宾，都曾在勤政殿的院落里住过。例如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副处长李福坤、摄影科的科长侯波等的家，就曾经是这座院落里的住户。
田恒贵还记得警卫处的干部们的住房，在从南门进入勤政殿院落后向西一拐处，这排西房的东立面不是古建筑的装修，而是一门一窗的新式装修。外墙是抹的水泥面，做法和勤政殿院内东面的政事堂一样。
有一年下大雨，住在这里的部分干部反映家里的房子漏雨。田恒贵就带人过去检查，当时侯波家住的房子就漏了，他们随即做了维修。田恒贵说：“那时的风气真好啊，干部们出门去办公，连家里的门都不锁。警卫处的人陪着我们，就直接进到房间里去检查房子，也不用到单位去叫他们回来一起看。”
１９５４年，修建科又接到指示，对勤政殿的院落进行装修。田恒贵说：“到勤政殿会见中国领袖的外国首脑很多，但在这里面住过的只有两位，一位是１９５４年来华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位是１９５６年来我国访问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
但是笔者记得越南劳动党的主席胡志明，在新中国诞生后来中国也曾在勤政殿住过。那是毛泽东第一次到苏联访问后，与也在此期间访问苏联的胡志明一起回来，胡志明在华逗留了一段时间，就在中南海勤政殿下榻。
田恒贵也知道此事，他说因为胡志明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亲近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所以他住进中南海，就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外宾，因此也没有为他的入住而对房屋专门做过装修。“他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相处很随便，就像有些文章里叙述的那样。例如他到毛泽东住的房间做客，毛泽东对他说你感觉热就把衣服都脱了。”
“那时好像有这样一个惯例，比较亲近的国家元首来访，要和所到国的元首住在一起。毛泽东住的是丰泽园，勤政殿就在丰泽园的东边隔壁，又同在中南海一个大园子里。因此把外国元首请到勤政殿住，成为一种特别亲近和友好的象征。”田恒贵又说。
１９５４年受命对勤政殿做维修改造，就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来访被安排在这里下榻。当时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并酝酿将会址定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由亚洲和非洲国家自己举行的国际会议。中国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安排苏加诺住中南海勤政殿，应该是与这一大背景有关。
那次装修，是按照高级贵宾的套房格局装修的，精修了卧室，会客室，装了护墙板，外面还贴了云缎。还在勤政殿东北角挤出了一间房子做厨房，因为要在这里单独起伙做饭。原来房间里有个卫生间，但是比较小，只有解手的地方，没有洗澡的地方，改建了一个大的卫生间，做得也很高级。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二部分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6）
做这么讲究的装修，主要是考虑苏加诺不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也不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首脑，而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因此他住所内的装潢，比起当时中国党和国家领袖住所内的装潢，就奢华多了。苏加诺访华期间，陈毅陪他到北海游览，登上白塔时陈毅指着勤政殿的殿顶，告诉苏加诺说：“那就是你住的地方。”
由于做维修工作，田恒贵多次去勤政殿，虽说每次去都是忙忙碌碌，围绕工程任务而无暇顾及其他，但进出次数多了，对勤政殿这个建筑群还是留下了比较多的记忆。勤政殿的正门在南面，大门是五开间的，和西边丰泽园的大门有相似之处，但略显得高大些。
当时看护勤政殿大门的，是一位姓赵的老同志，但他叫什么名字田恒贵从来没问过。他就住在大门旁边的房子里，田恒贵每次进入都要找他。田恒贵记得第一次去，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人带着他，找到老赵开了门。
进入外面的大门后，穿过中厅要走过第二道门，到后面的正厅还有第三道门。因为施工，施工的人员和材料多数时候都是从北面的大门进出，田恒贵就一次次找老赵来开门，由此知道勤政殿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