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重远说：解放军在海上俘获“重庆”号几乎不可能
仲夏时节，“重庆”号驶抵香港。一位国民党驻港的少将来到舰上，做了一番讲演，其主旨即要水兵们做好准备，参加内战。广大水兵的心，一下被撩乱了。
当１９４６年末，水兵作为学员赴英培训时，内战刚刚启开帷幕。年轻的学员们都不曾介入内战，且无不对刚刚从艰苦卓绝抗战中挣扎出来的祖国，又要被放到内战的磨盘下碾轧，怀有极大的逆反心理。在英国近两载的学习，虽是不闻战火硝烟，但二战的遗祸，随处可见；战后英国重建再造、振兴经济的氛围，触目动心。大家都希望重返祖国时，看到一派恢复建设的情景。学会操纵这现代化的战舰的技能，就是为了保卫和平的家园。归国途中，各地华侨不参与内战的殷殷相劝还萦绕耳畔。可刚刚靠近国门，迎接他们的，却是与内心企盼大异其趣的“动员”。
“动员”引起的迷惘和躁动的情绪，毕重远马上就感觉到了：这对展开工作是十分有利的，回到国内要尽快和组织取得联系。
８月中旬，“重庆”号在吴淞口转了个弯，直驶南京，停泊下关江心，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海军参谋总长周宪章先后登舰，分批接见舰上的军官，并对全体官兵训话。内容依旧是军人的天职，投入内战云云。
当国民党海军将领们，看到这艘军中吨位最大、火力最强、舰速最高、技术最现代化的庞然大物时，仿佛在连闻败绩而黯然的心里，兑入了几滴兴奋剂，他们期冀这现代化的军舰，会在扭转败局中创造奇迹。
结果在几天之间，国民党政界、军界要员孙科、何应钦、白崇禧、蒋经国等，纷纷被邀携眷登临“重庆”号，观看水兵们的操雷、操炮演习。
“重庆”号归国后，未在他处锚泊，直驶南京，使毕重远欣喜万分，因为他的组织关系在南京，他只能在那里同组织接上联系。他抽了个空子，离舰上岸，找到赴英时地下党指定的联系人李恭亮，要李迅速向组织报告他归来的消息，以便向组织汇报他在海外舰上活动的情况，接受新的指示。
然而，同组织的关系尚未接通，“重庆”号已奉命到上海江南造船厂维修保养。军舰抵沪后，一面维修保养，一面加油备水、配置弹药，随时待命出航执行任务。这种情形，令毕重远焦灼不安，一旦出航，就更难与组织联系了。
恰在此时，他收到署有“南京市五中校友会李缄”的来信。信中写道：“重远同学：匆匆别后，未及细谈，甚念。现在母校校友会在沪并无校友，只好由母校南京校友会一位干事胡玉民同学来信，将南京校友会的情形告诉你，并希望你在回南京来时，常来母校玩玩谈谈，报告一些在英国的生活情形及海上生活的滋味……”
毕重远读着读着，眼眶不觉湿润了，这是地下党组织在向他发出召唤。几天来寝食难安、朝思暮盼的，不就是这一声召唤吗﹖他迫不及待地向舰方请了个探亲假，立即赶回南京。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4）
９月初的南京，依然暑气蒸人。但当毕重远应约来到玄武湖畔一座小桥时，岸边绦丝摇曳的杨柳，湖面粉绿参差的荷花，却让他目爽神怡。一位３０岁左右，头戴礼帽，身着长衫，右手拿着报纸的人，正在桥边踱步。毕重远同他对上了暗号，他自报家门胡玉民真名陈良。面对新的领导者和联系人，一种海外游子重归慈母怀抱的情愫，在毕重远心头腾动，他握着胡玉民的手，久久说不出话……
胡玉民听罢毕重远汇报在英国的活动情况及“重庆”号士兵思想倾向后，简单地介绍了国内的形势，然后分析说：“目前国民党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已被我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在沈阳、长春、锦州城内。蒋介石要挽救东北的败局，有可能将‘重庆’号调往北方。这样，‘重’庆号的未来会出现三种可能：一是进行反革命内战，二是被我军俘获，三是组织策划起义。”
毕重远感到地下党对“重庆”号还缺乏了解，其技术性能和战斗力，在国民党海军所有舰只中均无能与之匹敌者，就解释说：我军在水上俘获“重庆”号几乎是不可能的。胡玉民听了，沉吟片刻说：“我们要随时掌握‘重庆’号的形迹。你在舰上要密切注意士兵的思想动向，采取各种方式把进步士兵团结起来，遇有时机就可以组织起义。”
当晚，胡玉民即将毕重远汇报的情况，报告给了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负责人刘峰。此后，胡玉民带着党的指示，两次约见毕重远，告诉他：鉴于“重庆”号在海上流动性大的特点，暂不将他的组织关系转往他处，仍由胡玉民直接联系。为了使党及时掌握“重庆”号的行踪，毕重远建议以如意里３３号其姐姐家为联络点，经常保持联络。他们还商议了如何在军舰上更积极周密地开展活动的事宜，考虑到一旦“重庆”号起义成功，到达解放区能迅速与党组织接上头，胡玉民和他一起定了个用于接头的党名“汪健”。
“紧急起航”／一艘渔轮悄悄靠上“重庆”号／
蒋介石的“锦州情结”／放弃劫持蒋介石的冲动念头
带着“见机行事，策动起义”的指示，毕重远返回“重庆”号。值此１９４８年初秋，中共策反国民党陆军大股部队起义的成功例子尚不多，更无战舰起义的先例。可受命单枪匹马在一艘有近６００人的巡洋舰上组织起义艰巨任务的毕重远，当时并没有丝毫的踯蹰，他头脑中的确不曾闪现过“不可能”这几个字。或许，其间有几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武，可他亦不曾怀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幻想，而是脚踏实地做着一步步的铺垫。
毕重远感到：在陆地起义，将领们的工作做通了，就基本上胜券在握了，即使有人反对，并不妨碍响应者的行动。而在军舰上则不然，环节甚多，且由操纵者直接掌握，并非上层军官一声号令，就能协调动作，任何一个环节出纰漏，整条军舰都无法动作。相反只要每个环节都有起义者，即便军官反对，亦能控制军舰。由于舰上等级森严，作为普通士兵的毕重远，没有条件接近军官，进行策反，惟有“士兵路线”是最稳妥和可行的。
“必须聚拢一批倾向革命的士兵，形成起义的核心。”毕重远想到利用舰上的小型士兵图书馆做文章。舰上的业余生活并不丰富，读书是水兵们一项主要消闲方式。１９４３年，毕重远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时，曾在一青年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就是在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讲述无产阶级革命的作品，特别是他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后，对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产生了仰慕之情和追随信念。此后，他通过这个图书馆，运用进步书籍，使更多人走上革命道路。
当时图书馆由一个叫贺志的体育教练兼管，毕重远便设法和他接近，谈体育、拉家常。渐渐熟悉后，毕重远提出当图书管理员之事。图书管理是业余的义务工作，一般人都不愿担任，贺见有人主动要求，随即顺水推舟。
毕重远利用管理员之职，夹带购进一批中外进步书刊和革命文学名著，有意识地推荐给水兵们阅读。不久，许多水兵都读了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邹韬奋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童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在水兵中悄悄传递。相反，国民党海军上方发来的反动读物，却被毕重远锁在最下面的箱子里。
通过借阅图书，毕重远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同时从谁经常借看什么书，摸清了许多水兵的兴趣爱好、思想倾向，筛选出追求光明向往进步分子。这个图书馆，成了毕重远广泛接触士兵群众，凝聚进步力量，发展同志酝酿起义的媒介。
就在毕重远为准备起义积极展开工作之际，国民党海军参谋总长突然来到“重庆”号锚地，下达了“紧急起航”的命令。军舰向北方疾驶，但广大官兵并不知道目的地是何处，更不知道他们将被推入内战旋涡。
当水兵们再次接到抛锚待命的指令时，军舰已贴近天津塘沽港。舰上的仪仗队和军乐队，随即得到准备迎接宾客的通知。一切不寻常的迹象都表明，可能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要上舰。
下午３时左右，一艘腥气四溢的渔轮靠近“重庆”号。一个全副戎装，外罩黑色斗篷的人，在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海军司令桂永清、１７兵团司令侯镜如簇拥下，登上甲板。毕重远这才看清，披斗篷的人是蒋介石。他面色憔悴，神情颓萎，是辽沈战局的焦灼，还是渔轮令人作呕的腥气所致，不得而知。毕重远还记得：１９４６年在潜艇训练班期间受其接见时，蒋介石刚刚完成内战的部署，扬言三五个月即可消灭中共，曾是那样地神采飞扬，不可一世，与此刻恰成鲜明对照。
的确，从这年初春，辽沈战事就令蒋介石沮丧，中共军队将东北国民党军分别围困在锦州、沈阳、长春三地，欲退不能。此时蒋介石认为：只要打破锦州之围，东北国民党军即可通过这个门，退入华北。而东北国民党军将领则认为：锦州这道门已被钉死，若要保全精锐，只有走营口，从海上撤入关内，那样“连一口行军锅都不会丢”。
然而，蒋介石被“锦州情结”死死地缠绕，他坚信当年若不为美国所惑，由锦州而东，就不会有今日之败；同时只要掌握锦州锁钥，就能重振颓势，扭转全国战局。于是他带着军务局长俞济时、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御驾亲征”，前往北平。他先在锦州西南葫芦岛一线调集了１２个师，然后亲飞沈阳，命令廖耀湘率１３个师组成的辽西兵团，由东北向锦州推进。
为了配合东西夹击作战，蒋介石调动了空军的大部分飞机，海军最强力的战舰。与“重庆”号同时奉命北上的，还有英国租借的“灵甫”号。它们的任务，就是在葫芦岛一带，用炮火支持地面部队对塔山、高桥方面的攻击。蒋介石登临“重庆”号，是随舰前往葫芦岛，对这一线的进攻做最后部署的。
蒋介石上舰不久，广播中通知：“领袖”要对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以为他会讲讲时局，没想到他竟拿着《军人守则１２条》，照本宣科。广播传出“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的僵硬语调，引起许多水兵的反感。
此时年轻的毕重远，脑海中涌起一阵阵冲动，内战的祸首就在舰上，若趁此机会活捉了蒋介石，穿越锦西的国民党军阵地，将其劫持到解放区，这将对战争形势的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呵！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5）
他怀着这种念头，悄悄来到甲板上，暗暗观察。他发现蒋介石歇息的后甲板司令住舱，根本无法接近，蒋介石的侍卫们把半个甲板都封锁了。这时，他的头脑渐渐冷静了下来，感到刚才的闪念有些不切实际。舰上进步士兵的争取工作尚未进行，就凭个别人的一时勇武，能够实现上述目的吗﹖必须抛弃“劫持蒋介石”这个诱人的念头，毕重远再次告诫自己，一定要脚踏实地
震撼舰身的炮击，没能挽救东北的败局，却震醒了正直的水兵／
６名水兵被流放长山岛／从东北返回上海，开小差的人超过了２００
１０月１０日，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坐镇，“重庆”号驶往葫芦岛港外浅海地带，用几吨重的大铁锚，在舰首、舰尾固定，随即尽其所有，把数千发炮弹倾泻到塔山、高桥的解放军阵地上。
然而，震撼舰身的炮击，并没能挽救国民党军在东北的败局，却震醒了“重庆”号上越来越多正直的水兵们。他们凭舷望去，整营整团完好的士兵冲向前，待硝烟散后，便浑身血污，跌跌撞撞地败下阵。夜幕降临，伤残士兵凄惨的呻吟，牵动了水兵们的思绪。
本来，大多数水兵是怀着建设中国强大的海军，抵御外侮，报效祖国，赴英学习和接舰的。而如今却被迫杀戮同胞，充当内战炮灰的角色。在香港初听内战“动员”时的迷惘浮躁，此刻转为愤懑和深省。特别是在锦州、沈阳相继城破，“重庆”号的任务从辅助进攻，变成到营口掩护逃亡，看着国民党残兵败将争相登船的狼狈情景，水兵们更感到这不义的内战难以获胜。
水兵们的反战情绪，舰方有所察觉。１１月１２日，舰方突然派人到水兵的住舱进行大搜查，所有水兵的吊铺、衣物箱都被翻了个遍。结果在秦勤、刘励等６名水兵的铺位中，发现了部分进步书籍。这６名水兵，当即被流放到长山岛上。国民党当局原本试图以此压抑禁锢水兵的思想，却适得其反地激增了水兵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怨恨。
１９４８年底，“重庆”号返回上海，恰逢国民党政府为挽救经济金融颓败，于当年仲夏刚刚推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失败，原定发行的２０亿金圆券，此时已超出限额３０亿，迅速贬值，价格的限制随之被迫取消，经济金融呈大崩溃之势，整个国统区民怨鼎沸，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统治行将覆灭的征兆，暴露无遗。
水兵们刚回上海，一个月的薪水，竟不够买两碗阳春面，使已经积怨的人心，又燃起一把涣散之火。
有的人凭着在英国学到的技艺，弃舰到国外商船上当水手去了；一些水兵，寻找其他门路或回家乡设法谋生去了，还有一些思想进步的水兵，向往新的天地，辗转投奔解放区。原本６００余人的“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