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他再写一部系列小说，好让自己能复活，也取代他的地位。故事结局，“严肃文学”终究还是打败了“通俗文学”，把“他”赶回“他”该待的黑暗世界里。书中有一段话，让人浮想联翩：“任何靠创作维生的男人或女人都必须这样。一个活在正常的世界上……另一个创造世界。他们是两个人。至少是两个人。”但，为什么通俗文学的那一位是“黑暗的一半”，而“活在正常世界上的这一位”又非要将他置之死地呢？现实的斯蒂芬·金分明是“黑暗”那一边的人，可他为什么还是把“自己”给处死了？这种处死的深层心理结构是什么呢？
通俗文学属于“黑暗的一半”。就斯蒂芬·金而言，现实似乎就是这样。一九八六年，他出道十二年，早已家财万贯，名利双收，在美国文坛上，却像个新兴暴发户，只能孤芳自赏。代表主流的“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NationalBookFoundation）从来不曾正眼看待过他，别说作品入围“全国图书奖”什么的，就连每年的颁奖典礼，冠盖满京华，也从来不曾寄张请帖给他：你想来，就自己掏钱买餐券吧！斯人独憔悴的斯蒂芬·金或许因此气不过，决心换跑道再出发。这一年里，他公开宣布放弃恐怖小说创作，转向较无门户之见、始终很肯定他的努力的科幻、奇幻小说（这时的他，早获得代表这两类小说创作最高荣誉的“雨果奖”〔HugoAwards〕、“卢卡斯奖”〔LocusAwards〕跟“世界奇幻文学奖”〔WorldFantasy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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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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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息传出后，“金迷”一片哗然，坚决反对，抵死不从。靠他吃饭的那些影视中人更不用说了。其情况恰恰合了一句谚语：“扮戏的要散，看戏的不肯散。”最后，斯蒂芬·金或者拗不过书迷的热情、本性的呼唤，以及，也很重要的，白花花银子的诱惑，写着写着，还是回到恐怖小说这条道路上来了。一九八七年，他写出了《惨不忍睹》，后来搬上银幕，改名《战栗游戏》，那个被狂热女书迷所绑架、刀斧加身、硬逼他照着她之所爱写作的畅销作家，相当程度上，当是反映了彼时斯蒂芬·金的内心感受吧。
被“绑架”了的斯蒂芬·金，一如胡适口中的“过河卒子”，退既无可退，只得拼命向前。向前的方法，除了更细腻、更讲究创作技巧，多些“人性心理”，少些“血腥暴力”；多些“凡夫俗子”，少些“特异功能”之外，他也重拾短篇小说，在《纽约客》（TheNewYorker）上发表小说，证明自己的才华。甚至，从“双日”（Douleday）到“维京”（Viking），再到“斯克莱布诺”（Scribner），一路更换出版社的轨迹，也说明了他越来越“严肃”以对的态度（一九九六年，他以《黑衣男子》〔TheManintheBlackSuit〕摘下代表短篇小说最高荣誉的“欧亨利奖”〔O。HenryAwards〕，算是这一连串努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不平则鸣，只要有机会，斯蒂芬·金总不惜口角干戈，也要跟人辩论到底：“大众小说”绝非“垃圾”的代名词，受欢迎未必就不是好文学！
一九九一年，美国笔会通讯针对“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分野进行讨论，小说家厄休拉·佩琳（UrsulaPerrin）写了一封信给笔会，公开说：“我写的是‘较好的’小说，意思是说，我不写罗曼史或恐怖小说或推理小说。”这段话激怒了斯蒂芬·金，他疾言厉色地反驳，就算畅销小说也分千百种，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他们中间某些人的作品，有时或经常充满文学性，且全都是讲故事的好手。而这使我远离了平淡无趣的生活……丰富了我的闲暇时光。这样的创作，在我看来，始终是正直体面，甚至是高贵的。”哪能一锤定音，妄定优劣呢？
“只有好小说跟坏小说之分，没有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之别。”斯蒂芬·金想说的就是这个。然而，一如前此所有关乎此一主题的讨论，这次的争论，还是各自表述，虽有交集。原因是，此事表面虽仅关乎“严肃文学”跟“通俗文学”区分的合理性与否，但，问题底层除了文学典范的更替、文学史的流变，例如，狄更斯如何从通俗多产的通俗文学作家一变而为今日英国文学史中浪漫主义的经典作家；或艾略特（T。S。Eliot，1888—1965）的《荒原》（TheWasteLand；1922）跟乔伊斯（JamesJoyce，1882—1941）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2）如何型塑现代主义，而将小说带入到“晦涩难懂才叫文学”的窄胡同等等，事实上，还涉及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例如，写作的商业化、出版的娱乐化、文化霸权的攻防，甚至人性的本质，绝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的——“道假诸缘，复须时熟”，典范的更替，岂是说换就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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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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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斯蒂芬·金惨遭车祸，幸得大难不死。二年出版《写作》（OnWritting），颇有为自己一生盖棺论定、薪传后人的意味。二二年夏天，传出他罹患老年黄斑病变，恐有失明之虞；到了冬天，他又说要急流勇退，即将封笔了。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显示长日将尽，时不我予。大师一辈子念念不忘，希望能在美国文学史上立块碑，好向老校长证明自己没有糟蹋天分、没有浪费时间、不是写些垃圾的心愿，眼看是无法完成了。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竟然宣布，他获得二三年全国书奖的“终身成就奖”，理由是他的作品“继承了美国文学注重情节和气氛的伟大传统，体现出人类灵魂深处种种美丽的和悲惨的道德真相。”
斯蒂芬·金终于收到请帖了，而且是上台领奖的请帖。消息传出，美国文学界仿如被捅穿了的马蜂窝，群情沸腾：不屑者有之，阴谋论以对者有之，鼓掌叫好者有之。争论持续一个月，从报章杂志一直延续到颁奖会场。保守派大将、一辈子宣扬“西方正典”不遗余力的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开炮直斥这是“可怕的错误”，因为斯蒂芬·金“根本不是个好作家。”“他的作品，过去被称为‘廉价惊险小说’。就是这玩意儿，他们竟还相信里面有什么文学价值、美学成就，以及启迪心智的思想，这只能证明这群评审都是白痴！”著名文学评论家列夫·格罗斯曼（LevGrossman）则在《时代周刊》写了一篇《老金万岁》，大力声援斯蒂芬·金。他认为“斯蒂芬·金的努力不但是诚恳的，而且是勇敢的。”“下一个文学浪潮，不会来自高雅处，而是来自低俗处，来自药房架板上那些用烫金外包、封面轧花印字的平装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继续读你的吧。这场变革不会让圣徒们为之欢呼的。”
圣徒不但没有欢呼，还当面“吐嘈”斯蒂芬·金。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颁奖典礼于纽约举行，斯蒂芬·金不顾肺炎感染，抱病出席。还花了七万多美元，大手笔包下六张桌子，邀请同为畅销作家的好友谭恩美、约翰·格里逊参加，也给他们一张免费的请帖。他诚恳呼吁“在所谓‘通俗小说’与所谓‘严肃文学’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然而，以《大火》（GreatFire）一书赢得该年度小说奖的七十二岁老作家雪莉·赫札德（ShirleyHazzard），却不买这位五十六岁小老弟的账，不但告诉美联社记者，自己从没读过斯蒂芬·金的小说，还当着九百位来宾的面，老实不客气地说：“就算给我们一份当前最畅销的书目，我也不认为我们会从中得到更多满足。”“我们的这些爱好是严肃的，我们有自己的直觉、个性，我们知道自己该读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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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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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预见的将来，“通俗”与“严肃”之间的文学战争，只怕要再继续相持下去。斯蒂芬·金还看得到，但未必还会去趟浑水，与人对骂。毕竟，他已挣得他最想要的那一块功碑，对老校长有交代了。就一位终身致力写作，花了三十年功夫，写出四十本小说和两百个短篇小说，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三种语言，发行三亿本，被誉为“每个美国家庭显然都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八成是斯蒂芬·金作品”的作家，要说这不是“终身成就”也实在太牵强了。诚如“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主席鲍德温（NeilBaldwin）在宣布斯蒂芬·金得奖时所言：“我们要以更广阔的视角来看什么是文学。”假如我们放宽视野，不坚持“作者之死”，而将“写作的态度”视为文学的最基本要素，那么，文学的世界或将更为多元富饶、平易近人一些。而斯蒂芬·金在《午夜禁语》（FourPastMidnight，1990）序言里的这段话，也显得更有意义了：
我依然喜欢好故事，爱听好故事，也爱讲好故事。你也许知道（或在乎），也许不知道（或不在乎），我出版这本和下面两本书，赚了大钱。如果你在乎，那你也应该知道，在“写”（Writing）这件事上，我并没有得到一文钱。正如其他自发性的事情一样，写作本身是超乎金钱之外的。钱当然是好的，不过在创作时，你最好不要太去想钱。这种想，只会让创作过程便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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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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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说过，监狱里每个犯人都声称自己无辜。他们只是碰上了铁石心肠的法官、无能的律师、警察的诬告，而成为受害者，再不然就是运气实在太坏了。尽管他们手按《圣经》宣誓，但却口是心非，像电视布道家那样信口开河而已。大多数囚犯都不是什么好人，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没什么好处，他们最大的不幸，就是被生到这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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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第一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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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著
施寄青、赵永芬、齐若兰译
春天的希望
肖申克的救赎
献给拉斯和弗洛伦斯·多尔
我猜美国每个州立监狱和联邦监狱里，都有像我这样的一号人物，不论什么东西，我都能为你弄到手。无论是高级香烟或大麻（如果你偏好此道的话），或弄瓶白兰地来庆祝儿子或女儿高中毕业，总之差不多任何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只要在合理范围内，我是有求必应；可是很多情况不一定都合情合理的。
我刚满二十岁就来到肖申克监狱。在这个快乐小家庭中，我是少数肯痛痛快快承认自己干了什么的人。我犯了谋杀罪。我为大我三岁的太太投保了一笔数目庞大的寿险，然后在她父亲送我们的结婚礼物——一辆雪佛兰轿车的刹车上动了手脚。一切都正如我的计划，只是没料到她在半路上停下来载了邻居太太和她的小儿子，他们正一起下城堡山进城去。结果刹车失灵，车速越来越快，冲过路边树丛，撞上了一座内战纪念雕像的底座而轰然起火。旁观者说，当时的车速一定超过每小时五十英里。
我也没料到自己居然会被逮住，但我却锒铛入狱，在这里长期服刑。缅因州没有死刑，但检察官让我因三桩谋杀罪而逐一受审，最后法官判了我三个无期徒刑，数罪并罚。这样一来，我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有机会假释了。法官还在判决书上说我罪行重大，死有余辜。的确如此，不过现在这些事都已成过去。你可以去查查城堡岩的旧报纸档案，有关我的判决当时是地方报纸的头条新闻，与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罗斯福手下那些字母开头的特工人员的新闻并列，如今看来，实在有点可笑，也早已成为老掉牙的旧闻了。
你问我，我改过自新了吗？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改过自新，至少我不晓得那在监狱里代表了什么意思，我认为那只是政客爱用的字眼，这个词也许有一些其他的含意，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明白它的含意，但那是未来的事了……而监狱里的囚犯早就学会不要去多想未来。
当年的我出身贫穷，但年轻英俊。我让一个富家女珠胎暗结，她出身卡宾街的豪华宅邸，漂亮娇纵、但老是闷闷不乐。她父亲同意让我们结婚，条件是我得在他的眼镜公司工作，“靠自己的实力往上爬。”后来我发现，他真正的用意是要让我随时都在他的监控下，就像管着家里豢养的不太听话、还会咬人的猫狗一样。我的怨恨经年累月，越积越深，终于出手造成了这种后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重蹈覆辙，但我不确定这样是否表示我已经痛改前非了。
不过，我真正想说的不是我自己的事，而是安迪·杜佛尼的故事。但在我开始说安迪的故事之前，还得先说几件关于我的事情，反正不会花太多工夫。
正如我刚才所说，差不多四十年来，在肖申克监狱里，我有办法帮你弄到任何东西。除了永远名列前茅的香烟和酒等违禁品之外，我还有办法弄到上千种其他东西，给这儿的人消磨时间。有些东西绝对合法，只是在这种地方不易取得，因为坐牢本该是一种惩罚。例如，有个家伙强暴了一个小女孩，还涉及几十件暴露的案子。我给他找了三块粉红色的佛蒙特大理石，他雕了三座可爱的雕像，一个婴儿、一个十二岁的男孩，还有一个蓄胡子的年轻人，他称这些雕像为“耶稣的三个不同时期”，现在这些雕像已经成为前任州长客厅中的摆设了。
又或者，如果你是在马萨诸塞州北边长大的人，一定还记得这个人的名字——罗伯特·艾伦·科特。他在一九五一年，企图抢劫莫堪尼克弗市第一商业银行，结果那次抢劫演变成血腥事件，死了六个人，包括两个强盗、三名人质，还有一个年轻警察因为挑错时间抬起头来，而让子弹穿过眼睛。科特有收集钱币的嗜好。监狱自然不会准他将收藏品带进来，但靠着他母亲和洗衣房卡车司机的帮忙，我还是替他弄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我告诉他：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在这个满是盗贼的石头旅馆中收藏钱币。他看着我微笑说：“我知道该把钱币藏在哪里，绝对安全，你别担心。”他说得没错。直到一九六七年他死于脑瘤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