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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毋庸讳言，我们与美国将长期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第一，实力悬殊不可以道里计（这是全面的，迄今还看不到差距缩小的趋势）；第二，双方互有需求，但是需求的程度显然是不平衡的；第三，尽管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在国际上常遭到批评，但是相比之下，它并不孤立。原因之一是它的霸权包括“顺我者昌”和“逆我者亡”两个方面，而老帝国主义和前苏联不愿做或做不到前者。冷战时期的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以及扶植日本的政策等等都做到了“顺我者昌”，东亚“四小虎”中起码台湾和南韩与它的扶植直接有关。它做不到“逆我者亡”，却能使“逆我者”衰，或者至少增加发展的困难。第二是它的对立面并不都是无辜的、正义的代表，不像过去的南越解放阵线那样得到国际同情；另外，更重要的是，它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自己在实践中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思想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不仅是在道义上而且是在实践上。这次经历了金融危机的东南亚国家痛定思痛，并不是更加强调“亚洲价值观”，而是相反，进一步认识到统治者利用这一口号反对民主，保护腐化的实质，因而客观上在观念上更向西方靠拢。六十年代，我国高举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不论在实际政策上有多少错误，这一口号确实代表当时的进步潮流，至少在道义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改革，并且跟上全球化的潮流。我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时仍需要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口号，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不论我们认为多么没有道理，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更害怕“中国威胁”，而宁愿谋求美国的“保护”。
我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取得了空前速度的发展，举世瞩目，百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足以使我们自豪，更应珍惜改革的成果。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积累的问题已经成堆，今后将步入改革以来最艰难的阶段。国际环境对我国并不利，“得道”不一定多助，而“失道”则肯定孤立，甚至带来危险。中国正处于过渡阶段，“崛起”的趋势足以引起他国警惕，视为威胁；而实际力量又不足以确立使国际作为既成事实来承认的强国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切实体会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的智慧和深远用意。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不争气，是国内弥漫性的腐化和种种严重的弊端，当务之急的是切实加强内功，兴利除弊。即邓小平所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对于青年一代的教育尤其是艰苦的任务。决不能承认烧领馆、砸使馆的行动是爱国义愤，所谓“民气可用”。一个世纪以前，还有徐用仪、许景澄、袁昶这样有胆有识，敢以死谏之士，在国家危难之际坚决反对围攻外国使馆，而被进退失据的慈禧太后杀头。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的高潮中，周恩来总理曾挺身而出，正面批评了火烧英代办处的事件，并对当时在狂热中的红卫兵耐心进行解释教育。谁能说这些前辈的爱国立场不坚定？将要跨进二十一世纪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难道就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如果再一味鼓励以廉价的空洞口号代替脚踏实地的点滴工作，以排外的民族情绪的发泄来代替切实的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自重自强，以虚骄的姿态掩盖骨子里的崇洋，甚至培养两面派和机会主义者，听任民族劣根性驱赶民族优良传统，野蛮淹没文明，我们的民族将要退化，这是怪不得任何外人的。
今天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率多生于忧患长于国难，做梦都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但是又见证了太多的内耗和时机的丧失。现在外部世界一日千里，我们再经不起在那个怪圈中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