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基于对客观事物、对革命事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毛泽东始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心，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引导人们要看到革命必胜的光明前景，指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鼓舞人民坚定斗争的信心。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有充分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1956年9月1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23＇
毛泽东说：“我是乐观主义者。”他早在1925年写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提出“谁主沉浮？”昭示未来主宰世界的力量，决非反动派，而是人民，他鼓励有志青年“中流击水”，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在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24＇毛泽东从困难中看到前途，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坚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25＇可见，他的不怕苦的革命乐观主义，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
毛泽东于1959年8月在与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会见时说，我每年都要横渡长江，或游其它江河——如广州附近的珠江。我还打算游过黑龙江。斯特朗当时对他说：“那你就要游到俄国去了！”毛泽东笑着回答：“哎，你完全正确！”他还高兴地挥手说：“如果你们三位允许，我愿去横渡你们的密西西比河。大概另外三位先生——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会欢迎我们去吧！不过我是个乐观派。”＇26＇
毛泽东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视一切艰难困苦为寻常，永远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在年轻的时候说过：“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27＇这也是说，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斗争中，本身就是一种享受、快乐。毛泽东在青少年时就立志救国救民，以为劳苦大众吃苦、斗争为乐。1945年，当国民党当局积聚力量，蓄谋发动全面内战时，为了揭穿敌人阴谋，争取和平，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指出：“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28＇他倡导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要求一切革命同志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为荣，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挑重担，以“百折不回的毅力”，“一往无前的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不同革命时期，毛泽东写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雄浑豪迈的诗词，形象地赞扬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敌人作斗争，敢于同困难作斗争，而且能够战胜敌人和战胜困难的精神，抒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和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壮志。毛泽东在《八连颂》诗中，“为人民”，向全国军民提出“要自立”和“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的八不怕。＇29＇这是对“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做了新的概括和形象的发挥。
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口号，表述了共产党人为了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了人民大众的欢乐、幸福，不怕艰难困苦，不怕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现了无产阶级的苦乐观和生死观的内在联系，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把两者统一起来。
第四部分：毛泽东的苦乐观与荣辱观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2页。
＇2＇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115页。
＇5＇ 《历史巨人——帅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7＇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5页。
＇8＇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124页。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4—1465页。
＇1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5页。
＇11＇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92页。
＇12＇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73页。
＇13＇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9—50页。
＇14＇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5＇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16＇ 《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2页。
＇17＇ 参见权延赤：《红墙内外》第49页。
＇18＇ 参见权延赤：《红墙内外》第49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948页。
＇20＇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21＇ 见《孟子·告子下》。
＇22＇ 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学史》第323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4＇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0页。
＇26＇ 参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主席的三次谈话》。
＇27＇ 引自1969年7月23日《解放军报》。
＇28＇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1页。
＇29＇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页。
第四部分：毛泽东的苦乐观与荣辱观不同阶级的荣辱标准（1）
荣誉和耻辱，是荣辱观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是指社会对人们行为褒贬评价和人们对这种评价的自我感受。
荣辱观念，古已有之，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早就重视荣辱问题。战国时期的思想家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的命题。这一命题把道德、荣辱观念同物质消费水平联系起来，包含了进步的因素。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认为，不知荣辱乃不
能成人。此后，古人又提出了不少有关荣辱的格言，如“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立大志者，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等。这些格言都包含有强烈的荣辱感，在我国伦理道德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毛泽东的荣辱观，是对中国以往的荣辱观的批判汲收和继承。
在阶级社会中，对于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不同的阶级以及同一阶级内部的各个阶层，由于他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各自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荣辱观。马克思说：“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这就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3＇。这是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决定的。
在奴隶社会中，人们因其占有财产和奴隶的多少而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谁拥有的奴隶越多，等级就越高，就越光荣。奴隶主们把奴隶看作是“会说话的工具”，以污辱、残害奴隶，对奴隶用肉刑，像拍卖牲口一样拍卖奴隶为荣；以从事体力劳动，给奴隶以人的待遇，归还奴隶人身自由为最大耻辱。在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更加发展和完善，封建地主阶级更是把特权和等级作为划分荣誉高低的标志。毛泽东说，一部《红楼梦》，就是封建社会的兴衰荣辱史的缩影。读《红楼梦》要了解“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这四句话是《红楼梦》的纲，讲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怎样以其豪华奢侈，横行霸道为荣誉。他还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取消封建特权的同时，仍保持了等级的荣辱观，并把荣誉归结为金钱的多少和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把工人和农民以及他们的劳动看作是下贱、耻辱的。
不管怎么样，在私有制社会里，形形色色的剥削者都是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把个人荣耀、剥削集团的荣耀置于劳苦大众的痛苦之上。他们的荣誉，实质是等级制度和个人利己主义的代名词。
在阶级社会里，尽管剥削阶级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但依然有劳动人民的荣辱观。从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到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特有的荣辱观。在劳动人民中，那些热爱劳动、技艺高超、勤俭朴实、见义勇为、忠于爱情、为人正直、主持正义的人，是最受尊敬、享有荣誉的；而把那种不劳而获、欺诈勒索、巧取豪夺的行为看作是卑鄙的，把那些沽名钓誉、谄媚取宠、卖身投靠的人，看作是可耻的人。无产阶级及其思想家，批判地继承了历史上劳动人民和一切人类进步的荣辱观的积极因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自身实践的基础上，形成无产阶级的荣辱观，即马克思主义荣辱观。
可见，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荣辱，有各个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前面已说过，剥削阶级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私有制和更多地占有金钱、特权的基础上，他们总是把荣辱与有无特权和财产等同起来。无产阶级的荣辱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对人民、对集体、对祖国、对人类尽义务的基础上，它同社会主义事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四部分：毛泽东的苦乐观与荣辱观不同阶级的荣辱标准（2）
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实际，论述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4＇。还说：“要向一切在农业、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以及业余劳动中的劳作人员（包括雇工及伙伴的老百姓）说明：他们的劳动都是革命的，他们做了十分光荣的事业。从他们劳动所得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给公家，完全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光荣的神圣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为着任何个人增殖私产。凡在国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们为他自己个人谋特殊利益，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活动，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5＇。毛泽东这些论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阐明什么人应受到褒奖和赞许，什么人应受到尊敬？什么人丧失道德是最可鄙，最可耻的？把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促进社会的进步为最高荣誉，以祖国和人民的荣誉为最大荣誉；而把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看作是最大的耻辱，应遭到社会的谴责和唾弃。
毛泽东这一论述，不仅阐明了无产阶级评价荣辱的标准，划清了它与剥削阶级荣辱标准的界限，也阐明了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是怎样与共产主义道德相联系，相统一的。
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符合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荣辱标准，具有长远的稳定的意义。但是，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人民、集体、国家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也不是抽象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的，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因此，荣与辱标准的具体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人民、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积极领导和投入抗日烽火的人，“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6＇；而坚持反共，坚持内战的降日亡国方针者，则“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7＇。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新的政权，获得翻身解放。当取得政权，建立新政权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改变人民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