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能”之校训。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逐渐形成南开中学的教育传统和特色。家宝进入南开中学时，学校已经有了一套课堂教学和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体制，有了一支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和管理有方的教学生活秩序，充满活力和生机。
家宝一进入学校，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南开中学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基础课都是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考试制度严格，倘遇学生作弊，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决不姑息。期末考试两门不及格者，一律留级。家宝在这种紧张的严格的教学秩序中，经受着磨炼。使家宝感到安慰的，是学校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活动，经常请许多专家、学者来作学术报告。他还记得梁启超曾来南中讲学，题目是《情圣杜甫》。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却开阔了视野，得以亲自看到这位大学者的风采。曹禺说：“记得那年，我才１３岁，学校办暑期补习班，听过梁启超的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梁启超头光光的，讲起来铿铿锵锵，很有兴味，我就是听了他讲杜甫而受到启发去读杜诗的。”①张伯苓特别重视因材施教，对优秀生给予特殊培养和照顾，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培养尖子。像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伯苓发现周恩来是个天才，在经济上给予扶助，而且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谈话，予以关照。他常说，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设法使之尽量发展”。
在这样的浓郁的学习气氛中，家宝本来就是个读书迷，如今是更为发愤了。他的老同学都说，家宝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看到他在那里看书，在教室，在图书馆，在路上碰到他，他也都在看书。他成绩不错，但不是那种全优的学生，他摄取知识带有他的自主性。
张伯苓竭力倡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学校不但给安排活动场地，补贴活动经费，还派教师职员参加指导。如由学生主办的《南开双周》等刊物，都是学校出钱印刷。摄影研究会，由校方准备暗室，让学生使用。京剧社有乐器、服装。至于体育活动开展得更是活跃，有各种球场，冬季还设滑冰场。张伯苓喜欢篮球，南开中学的篮球运动很普及，而且水平较高，每班都有篮球队。就是在家宝读书期间，涌现了由唐宝坤、魏蓬云、刘健常、王锡成、李国琛号称“南开五虎”组成的篮球队，战绩辉煌，名震全国，成为南开校史上的光荣一页。
这种课外活动，形成一种校风，造成一个没有课堂的课程，使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得以培养和发展。与其说是课堂教学奠定了曹禺未来成才的基石，不如说是南开的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启迪了他的才智，把他的潜在的才能发现出来，调动起来了。
家宝进入初中三年级了。
经过一年多的中学生活，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紧张而富有朝气的环境，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了。但，他却在１９２３年的冬天生病了。
家宝小时候没有种过牛痘，传染上了天花病毒。最初，只是发烧，家里人以为是伤风感冒了，等到进入发疹期，才知道是生疹子，这使德尊和继母着急了。他们把家宝从一楼搬到二楼小客厅来住。
小客厅临街的窗子格外明亮，在靠墙的地方放着床，免得家宝受风。父母的住房就在小客厅的对面，而旁边就是女仆住的地方。这样，德尊和继母可以随时进来照看，招呼女仆也很方便。家宝病了，一家人都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德尊，他成天提心吊胆，继母也总是守护在身边。
持续地发烧，病愈之后，家宝的身体十分虚弱。德尊和继母断然决定休学，等暑假过后再重新读初中三年级。
在家里养病期间，他也不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总是找些书来看。这时，他对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他看《少年》杂志，也看父亲订阅的《东方杂志》，还有《语丝》和《创造》。
１９２４年的秋天，家宝复学了，原来同班的同学都升到高中一年级。他又结识了许多新的同班同学，其中有章方叙（靳以），两人成为要好的伙伴。他们都喜欢文学。靳以的忠厚，特别引起家宝的好感。
家宝对语文和外语课是很上心的。南开中学的教学是不偏科，重视基础训练。语文和外语课要求也很严格，老师经常布置课外阅读书目，还规定写读书报告，并由老师检查记分。有时，还组织语文竞赛。这样，学生练笔的机会很多，家宝的作业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语文课是按文学史的发展顺序来讲的，从《诗经》讲起，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这样依次讲下来。每讲一个单元，就要写一篇文章。家宝未入南中之前，根底就不错，加上这样系统的讲解和阅读，就使他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快。他写的作文、读书报告，不仅颇有文采，而且文思独特，绽露才华。
可以说，这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到新文学上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一大批文学刊物涌现出来，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从家宝对新文学发生兴趣，就承受着五四新文学的雨露滋润，在五四新文学的浪潮中经受洗礼。他曾说：我１３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我正因病休学，一度住在北京，正赶上《呐喊》问世。记得是托北大的一位大学生替我买的，价钱很贵，红皮面，黑字，毛边，现在印象还很深。我很爱读，有的能读懂，有的就不理解了。《狂人日记》当时没有读懂，《孔乙己》、《社戏》、《故乡》、《祝福》就给我以深深的感染。还让我联想起段妈讲的故事，《祝福》中砍门槛的细节还记得。读《阿Ｑ正传》觉得写得很好玩，觉得其中有些什么，但琢磨不透。《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白，但《呐喊》却让我更同情劳动人民。①《语丝》、《创造》、《小说月报》那是必看的。《语丝》每期到来，就抢先去买。而给精神以强烈震撼的却是《女神》。家宝为那种狂飚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所慑服了，他说：“我被震动了。《凤凰涅槃》仿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②的确，正是翩翩少年、血气方刚的时刻，新文学作品中所跃动着的时代潮汐，激扬着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爱憎，自然，会像火种一样点燃着他心中的热情之火。家宝爱这些新文学作品，远远胜过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作品。他曾这样说，易卜生的作品“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家的作品一样的喜爱，大约因为国情不同，时代也不一样吧。甚至于像读了《官场现形记》一类清末谴责小说，都使我的血沸腾起来，要和旧势力拚杀一下，但易卜生却不能那样激动我”！③显然，他为新文学作品迷住了，他沉浸在其中了。
１９２５年８月，他加入了南开中学的文学会，并成为这个学生文学团体所设图书馆的职员。他很愿意担任这个差使，因为，这可以更多更方便地看到自己所爱读的新文学作品。文学会曾编辑出版了《文学》半月刊，后改为《文学旬刊》，可惜，这些刊物已很难找到了。
由于对新文学的爱好，那种不可抑制的创作欲望鼓动着他，使他跃跃欲试。几个要好的同学聚在一起，纵谈读新文学作品的感受，在一起争论着、探索着。而他们更想有自己的刊物，来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就在１９２６年，家宝才１６岁，不过是高中一年级学生，和几个同学终于办起了一个文学副刊。
一个叫王希仁的同学，和当时《庸报》的编辑姜公伟很熟悉。当时，天津文坛不甚活跃，姜公伟也很想把文学副刊搞起来，一听说南开中学有六七位同学这样爱好文学，便答应为他们开辟一个园地。这消息传来，使家宝兴奋异常。他们在一起商讨副刊的出版编辑计划。但是，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于是便有人提议，把字典找来，随手翻出的两个字就作为刊物的名称。翻出的第一个字是“玄”，第二个字是“背”，于是便起名曰《玄背》。曹禺回忆说：“《玄背》，是临时随便翻字典起的名。先查到一个‘玄’字，就要它了，‘玄而又玄’。又翻到一个‘背’字，这就叫‘背道而驰’，‘反其道而行’。可见，那时的思想情绪是很苦闷的。”①在他们的紧张筹备下，第一期稿子很快准备出来，于１９２６年９月正式出版，每周一期。当他们看到自己亲自编辑写作的副刊变成铅字出版发行后，真是个个欢欣鼓舞，家宝也感到一种试练的由衷喜悦。
说起《玄背》的创刊，其原因自然是出于对新文学的共同爱好。但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个少年伙伴，对郁达夫都十分崇拜。《沉沦》的出版曾引起文坛的强烈反响。这部小说集以它的大胆的取材和描写，颇激动了当时许多青年人的心。郭沫若就说过：“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①家宝也迷上了这部小说。达夫小说中那种悲愤难抒的伤感调子，那种抒发自我感情的大胆赤裸的直率态度，颇能引起家宝的共鸣。曹禺说：说来也奇怪，我还曾迷过郁达夫，受到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他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曾写过一篇小说，叫《今宵酒醒何处》，就是受了郁达夫的影响才写出来的。②我记得这篇小说是受一个漂亮的女护土的触动而作。大约是一次坐船时，见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又加上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就写了这篇东西。③《今宵酒醒何处》，刊登在１９２６年９月出版的《玄背》第６期上，到第１０期载完，署名曹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万家宝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为什么叫曹禺呢？繁体字的万，写成“萬”，拆开便是“艹”和“禺”，由“艹”谐音成曹。曹禺的笔名就是这样来的。
这篇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男主人公夏震同梅璇小姐相爱了，正当他们爱情甚笃的时候，却出现了波折。梅璇的叔父从中作梗，不同意她和夏震相爱。梅璇的叔父之所以持反对态度，是因为一个名叫野村三郎的日本贵族青年看上了梅璇，便要把梅璇从夏震那里夺过来。他仗着他的父亲是日本显赫的贵族的权势，对梅璇的叔父施加影响。梅璇的叔父是个势利小人，为了巴结野村三郎，慑于权势，便听信了野村的挑拨，也不顾野村三郎是个有妇之夫，便执意要梅璇嫁给野村，逼着梅璇同夏震断绝来往。在这种高压之下，梅璇被迫同夏震分手。但梅璇并非真的和野村要好，实际上是先应付一下，作为权宜之计。可是，夏震却以为梅璇变心了，背弃了他们的爱情盟誓，从而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为了消愁排闷，便到妓院里去厮混，饮酒纵乐，颓废伤感之情无以复加。这种内心的苦闷和悲伤在写给他的好友文伟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信中说：“我的心身日益萧索，长日昏噩地饮酒凄闷，到荡妇窝里胡闹也是凄闷，终是觉得空虚落寞，不知怎样是好。”他还要写下一首诗，诅咒“人类本是残酷无知蠢物”，他要“今朝有酒今朝醉”。小说的结尾，是在文伟的暗中帮助和安排下，当夏震乘船回到Ｂ地时，梅璇又突然出现在船上。他们终于解除了误会，倾诉着分离之苦情。照说，在这喜重逢中，应该使夏震感到高兴，但是，这并不能使他的心灵创伤得以愈合，相反，却更加心境漠然，于是便脱口说出柳永的词句：“多情自古伤别离，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说着眼泪黯然坠落下来，仍然充满了凄楚伤感的调子。
这篇小说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只要读过郁达夫的小说，读过创造社一些作家的小说，就会更加增强这种印象。这篇小说虽不能判定是曹禺的处女作，但的确体现了他最初的美学追求。他喜欢那种感伤浪漫主义的情调，他对此有一种热烈的向往。一个作家早期的美学追求和倾向，并不一定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但却可能成为他未来创作美学倾向的基因。据曹禺自己说，他写《今宵酒醒何处》，是借柳永的词来抒发他的感情。这篇小说的技巧并不高明，有着明显的模仿印痕。但是，这篇小说对抒情性的追求，对感伤诗意的执着追求，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郁达夫作品的倾慕，也并非他故作多情，当时，他只有１６岁，但他自幼因失去生母而产生的忧郁和苦闷，以及家庭环境造成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这种情形都可能使他更接近郁达夫，接近郁达夫那种感伤浪漫的调子。这点，对我们理解他后来的作品是会有所裨益的。《玄背》的同人都崇拜郁达夫。《玄背》创刊不久，他们便把《玄背》寄给郁达夫，并写信给他，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当时，正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玄背》同人的信，很快便复信了。曹禺回忆说，当他们收到这封回信时，心情是十分兴奋的，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他以为郁达夫的来信，对他这样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是太重要了，在他心目中，郁达夫是大作家，能给他们来信，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这对他的创作道路无疑是起了重要影响的。他们是那么兴奋，决定把郁达夫的信发表在《玄背》上。
郁达夫的信是这样写的：玄背社诸君：
记得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一阵清新的感觉。举例来说，就譬如当首夏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时候，忽而吃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这时候我的身体不好，虽则说是在广州广东大学教书，然而实际上一礼拜只上三点钟课，其余的工夫，都消磨在床上横躺着养病。因此，从前接手做的事情，都交出去托别人办了。第一，那个《创造》月刊，在那时交给了仿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