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 第48部分

评论家也指出《明朗的天》的缺点，如张光年就指出，作者对董观山这种党员干部形象不够熟悉，“董观山究竟没有被投入剧情冲突之内，没有展示他的心灵活动的机会”。另外，凌士湘的思想转变写得不够自然，“过分强调了压力，过分强调了外力推动的作用”等。吕荧的意见也许更尖锐些，他说：“可是观众看了之后，仍然觉得它感动人的力量不够强烈，因而所得的印象还不够深刻。许多人认为它的艺术成就还没有达到作者以前已经达到的水平，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原因决不如某些人所想象的，是作者被共产主义这把‘刀子’吓坏了，而要从作品的本身去找求。”他本来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但回答问题时，却缩小了视野，单是从作品本身就事论事，就不可能回答得更有力了。应当说，吕荧的批评还是比较深刻的。比如他说：“戏剧的主要缺点，可以说，因为剧中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刻画失之简略，缺乏深刻的内容。”还认为“当斗争主要地不是在生活基础上进行，而是在思想概念中进行的时候，戏剧中的风暴就不容易最有力地震动观众的心弦了”，第二幕第二场在凌士湘家里的一场戏，“全幕都被思想问题的抽象的辩论占有了”。他还指出，全剧的结构缺乏完整性，“全剧的主要人物（凌士湘）不能成为情节的中心，联系情节的中心人物（赵树德和赵王秀贞）又只能作为插曲式的人物出现”。他更指出：“作者对剧中的人物的描写一般地还止于表面现象和表面特征，可能是生活中突出的东西，但还不是生活中本质的东西。表面的现象和特征在表面上可以抓住，本质的东西却非深入人物和生活的内部不可。在艺术上，不深就不高，这是一条定理。”这些意见，还是有见地的。

《明朗的天》的创作表明，作家还没有在创作思想上完全解决在《雷雨》、《日出》修改中所暴露的矛盾，连他自己也意识到其中一些问题。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上，他重视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现实，反映现实，但却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现实主义创作的自身规律，甚至把自己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也都搁置起来。在对待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上，重视了加强作品的政治思想倾向性，而又多少忽视了艺术的生动性。在思想观念和政策观念的局囿下，使得创作个性不能得到自由的发挥。

戏剧，也可以说是描写冲突的艺术。曹禺作为一个杰出的戏剧家，善于把生活的冲突提炼为戏剧的冲突，即使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面，他也能激扬其想象力，把它加以戏剧化，写出有声有色动人心弦的戏来。但是，《明朗的天》，他所面临的生活题材，本来就充满了尖锐的矛盾，而他却避开它。董观山在全剧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他同江道宗、凌士湘等人很少有“正面的交锋”。作家承认，“由于他没有把握应该怎样处理董观山对待江道宗的态度，所以整个剧本里，他一直避开了让他们两个人直接碰面”。①而在一些可以使矛盾得以展开的地方，作家也使之软化下来，第二幕第一场，整个剧情已进入开展矛盾的阶段，赵王氏的被害事件已引起激烈的反响。此时，凌士湘公然为贾克逊辩护，女儿凌木兰在会上激烈地反对爸爸的行为，宋洁方也很为老朋友担心。但是，凌士湘来了，宋洁方刚刚和他“接火”，便被作家调动下场了。董观山到来，本也是展开冲突的好机会，可是又绕开矛盾，只是让董观山请凌士湘去参观反细菌战展览会，使一个可能深化矛盾冲突的场面变成了过场戏。曹禺也意识到“避开了生活中尖锐的冲突，其结果就必然会削弱人物性格的鲜明性，降低作品的思想深度”。②他为什么这样回避矛盾呢？他是怕把“现实生活中旧的丑恶的事实揭露得太多太露骨”，以致可能歪曲了生活。这一顾虑，是可以理解的。在那时，不只是曹禺，恐怕许多作家在创作意识的深处，都有一个无形的阴影笼罩着，那就是怕把生活写歪曲了，其结果，也是可以想象的。有批判《武训传》的先例，有批判肖也牧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前车之鉴，谁愿意自愿地去当批判的靶子呢？一旦作家创作的自由意识被禁锢了，就很难听到他心灵的自由歌唱，也很难自由地展现他的艺术个性。

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现实主义，这本来是大家所熟知的道理；但是，当时整个的创作风气，把对作品的政治思想的强调，抬到一个不适当的程度，必然使作家处处考虑表现出生活斗争的社会意义。就像曹禺在写《明朗的天》中，“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要加以仔细的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他们”，这就势必忽略了现实主义剧作只有把生活的矛盾斗争概括为生动而真实的戏剧性构图，才能更好地体现作品的思想含义。不可否认，曹禺的社会意识是增强了，创作的思想意图是更加明确了，但是，如果不能对题材进行咀嚼消化，像他过去那样进行“孵化”和酝酿，就急于扩大人物和事件所体现的社会观念的深度和强度，自然会导致作品的理念化，导致人物性格的模糊。他明知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纠集着深刻的矛盾，却不能给予深刻的展示。他说：“在揭露这些人物的丑恶时心怀顾虑，不敢放手地让人物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去思想、行动，却由作家来支配、指使和限制他们，使他们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①他当时也意识到，这样的一个写作路子同过去不一样。他说，过去写剧本时“虽然也企图发表某些见解或者宣传某种思想，但是对这些见解和思想常常自己也不是想得很明确，很深刻的”。②他举《雷雨》中的周朴园来作例子，剧本描写他时常怀念侍萍，甚至把她过去用过的东西都原样不动地保存起来，不让挪动；可是当他真正见到侍萍时，却又非常惶恐，极力要打发她走开，不让她再见到自己。他说，他“当时认为周朴园这个人物性格就是这样矛盾的，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矛盾的，他却不大弄得清楚，也没有想到应该找到正确的答案。也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和明确性”。他是以自我检讨来对比《明朗的天》和过去创作的不同的，而在我们看来，他否定的正是他应该坚持的，他肯定的正是不足取的。这里，又一次暴露了他创作思想的紊乱。的确，他写《雷雨》时，不像写《明朗的天》这样具有明确的思想，但他不过只是没有那种“明确的”概念式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社会学的概念，并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思想倾向，只不过它是渗透在人物形象和情节场面之中罢了。像周朴园的性格矛盾，他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来的，是按照他的性格发展逻辑描写的，他可能“不大弄得清楚”，也只是没有从理性认识上“找到正确的答案”。由于作家忠于现实，从性格的真实出发，在刻画周朴园这种性格矛盾中，却揭示了他的性格的深刻性。这个事实再一次说明，现实主义创作有着它自身的艺术规律，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作家观察生活和研究生活，但却不能代替艺术的创造。

不管作家在理性思维上多么明确，并有了深刻的作品的主题，不管作家如何“企图发表某些见解或者宣传某种思想”，都不能脱离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主题，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诗意的发现。《明朗的天》的创作，也许作家不乏热情，但却缺乏对生活的诗意发现。它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或者是党的政策观念上，是从外部灌入的。像《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每部剧作都有着自己独具慧眼的艺术发现，都透露着作家的艺术个性，都能听到属于作家自己的主题颤音，都能看到属于作家自己的艺术形象。因此，它久演不衰，具有一种持久的艺术魅力。正如阿·尼柯尔所说：“伟大剧本的大部分力量就在于它们的诗，这里用的是诗这个字的一般涵义，以适用于一切富有想象力的创作；而且，正是它们的这些优美的诗，才使它们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创造它们起，直到今日——作为充满生气的东西被保存下来。”①的确，他写的是戏剧的诗，诗的戏剧。当他的艺术个性为强大的文艺思潮——那种高扬着政治思想的唯一尺标的思潮所包围时，他以为他过去的都错了；他要校正自己，但却又感到迷惑。对于一个具有才华的艺术家来说，这种校正未免太勉强了，而使之失去艺术的自信和胆识。《明朗的天》是一种勉强但却真诚适应时代的产儿。

尽管这出戏受过称赞，也获得奖励，但却不是一部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作品。对曹禺来说，其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教训，而对于研究者来说，他的创作上的经验教训就更令人深思了。１２月间，正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明朗的天》的高潮期间，接到继母逝世的消息，他和方瑞立即赶往天津参加继母的葬礼。

继母曾来京治病，那时他就知道她得了癌症。眼看着继母瘦枯的身躯，憔悴的面容，他难过极了。他想尽了各种办法，细心地照料着她，尽了他的一片孝心。母亲病重，他正在写《明朗的天》，急着回到天津，看护母亲。为了更好地照顾她，他在母亲床前铺上一张席子，睡在母亲的床前，一边看护着母亲，一边坚持写作，虽说他早就有了思想准备，而继母的逝世，使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勾起他绵绵的回忆和无量的伤感。

尽管他从小就知道失去了生身的母亲，自童年就因此而苦闷伤感；但是，继母对他的抚爱是他永远不能忘怀的。是继母给他播下喜爱戏剧的种子，是继母教他背诵诗词，是继母料理他的生活，还给他以生活的勇气。曹禺回忆说：继母曾给我许多鼓励，我胆小，继母曾对我说：“添甲，你出去，你放心出去，该做就做，你父亲没有做过缺德的事。我们的积蓄都是你父亲的薪水，盖的房子也是用的积蓄的钱。他没有杀过人、骗过人，你放心做事吧！”她常对我说：“你胆子要大一点，心肠要宽一点。”我这个继母很不错，我是非常怀念她的。①一幕又一幕的童年生活的片断又浮现在眼前了。

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每当他放学晚点回家，继母就不放心了，一回来便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出了什么事？”她是不放心的，南开中学周围的环境比较乱，又是在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离家又远，她怕家宝出事。她是很能体贴曹禺的心情的：曹禺在中学读书时，常把吃点心的钱省下来，有了十几个铜板，就分给胡同里的穷孩子。给了这个孩子那个还要，那个给了这个又要，没完没了，结果钱都没有了，人家还不放他走。回来跟家里说起来，继母从来不怪罪他，只是一笑了之。

有一次，他从学校乘洋车回家，拉车的慢慢地走，跑不起来。他就问车夫：“你怎么不跑？这还没有走得快呢？”说着，拉车的哭了，才告诉曹禺，她是个女人家。车是丈夫的，因为丈夫拉车累得吐血了，躺在家里，车没人拉，家里揭不开锅，实在没办法，才穿上丈夫的衣服，出来拉车。曹禺听了，心中十分难过。他总是心疼穷人，回到家里就找继母要钱，继母问明原由，就给了他五块钱。他把这五块钱给了那位拉车的妇女，还从家中拿了些吃的东西给她。在这些事情上，他常从继母那里得到支持。

继母从年轻时就守寡，支撑着这个家。他很体恤继母，对继母是很孝顺的。他的侄子万世雄说：“我曾听祖母说过，叔叔很懂得人情，祖母过生日，他总要给家里寄点钱。其实这些钱本是家里寄给他的，而他却节省下来，再寄给祖母，为她过生日。老人家是很高兴的。”一个曾在他家做过事的女仆王振英回忆说：“曹禺是很孝顺他的母亲的，他出去做事后，常给老太太寄钱来。在美国时，也常写信给老太太。信中说，他不能去看姆妈了，现在一个地球要走半个才能见到您，还把他的照片寄给老太太。曹禺离婚后，老太太对郑秀也很好，认她作干女儿，把她当亲人看待。方瑞生万方时，老太太还去北京照料过。”难得的是，继母也能理解曹禺写的戏，她看过《雷雨》，也看过曹禺主演的《财狂》。看过《雷雨》回来，她跟家里人说：“人的感情被挤到那份儿上了，就要发生那样的惨事。”在曹禺的成长中，他曾得到继母的默默地抚爱和支持。

如今，继母安详地躺在那里，一个平凡的母亲，永别了人世。在曹禺的杰出剧作中，也有着继母的心血。曹禺说：母亲死后，还有些股票，给了嫂嫂。我要了《湖北先正遗书》，这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出钱编辑的丛书，有一百多本。收集的都是湖北的先正，也是先贤的著作。像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诗，凡是湖北的哲学家、作家、诗人、文章家的作品都收进来了。这是母亲为我留下的。继母还细心地保存下《雷雨》的手稿，嫂嫂不懂，烧毁了一些，也是继母给我留下的。《雷雨》的手稿，后来给了北京图书馆。①

临离开天津时，他特意嘱咐侄儿说：“虽然你的母亲不是生身的母亲，但你要格外照顾好她。她把你们拉扯大很不容易。”他还拿自己来打比方，说自己的母亲也是继母。叮嘱他们照顾好他的寡嫂。他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怅惘和感慨的心情，离开了这个家。他的“家”在时代的动荡和自然的淘汰中解体了，分化了。






曹禺传第二十八章　日本之行






第二十八章　日本之行

我国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沸腾的生活，飞跃的旋律，使曹禺感到祖国处处鼓荡着春天的气息，好像徜徉在春天的海洋里，自由，舒畅。

在他看来，工作，学习，劳动，开会，看戏，旅行，听报告，参加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生活仿佛一道愉快的泉水，晶莹闪耀，奔流向前。他的自我感觉很好，在歌唱中，在忙碌中过着充实的日子。每天清晨起来，新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