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各种嘈杂的声音，要饭的，实报的，卖糖卖豆的。妓院的大门口上都贴着“南国生就美佳人，北国天然红胭脂”这样一些低级庸俗的对联，门前站着两三个妓女在那里挤眉弄眼地拉着嫖客。墙上贴着的乌光红油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赶早×角，住客×元，大铺×角，随便×角”。
走进院里，只见一排排鸽笼子似的小屋子，从这个门洞到那个门洞，川流不息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在灯光下，他看见从鸽笼里走出来的妓女，一个个脸色蜡黄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只听伙计一喊“见客啦！见客！”这些女人便随着点叫，依次走上前去，让嫖客们挑选。在他看来，这些女人就像锁在这人间地狱里的可怜的动物。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他混在里面，和妓女们面对面地交谈，终于使他有了一种惊人的发现。在这最黑暗的角落里，在那些污秽掩盖着的“可怜的动物”身上，发现了人间美好的心灵。他说：
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只恨没有一支Ｂａｉｚａｃ的笔来记载下来。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线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鸨，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于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淡，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这类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①这些妓女的遭遇，的确使得他心疼：“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呵，我心疼痛，我心在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他恨透了衣冠禽兽的世界是怎样残酷地摧残着人性，在扭曲着人的灵魂：“上帝就任凭你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些，他熟读过的《圣经》中的箴言，回荡在他的心胸之中。
他一定要把他亲眼见到的写出来，他的勇气与日俱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要熟悉这黑暗角落的一切。为了学数来宝，在严寒的三九天，半夜里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去等候两个吸食毒品的乞丐。这是事先约好，并且要给赏钱的。可能是赏钱给多了，他们猜疑他是个侦缉队之流，便没有来。他冒着刺骨的寒冷，瑟缩着到一个“鸡毛店”里去找他们，也许因为找的次数太多了，被一个罪犯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这个家伙大打出手，险些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曹禺还不死心，有了经验，不再独自冒险。或是托人介绍，或是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里，同那些像黑三一样的人物讲交情，曹禺这样回忆说：开始，我是跟着中国旅行剧团的人去三等妓院调查，什么样的人物都看过的。好多妓女的话都是当场记录下来的。人家也奇怪，我说我是报馆记者。慢慢搞熟了，什么话都讲给你。我记得这样搞现场调查，整整搞了一个暑假。当时，我还得教课，是够紧张的。也带着靳以去，靳以就像方达生那么一种书呆子气。砸窑子，招待不好，就砸了，是常有的事。翠喜那种妓女是自由身，可以回家，其实她也跑不了，得给当班的印子饯。小东西就不准乱跑。土药店，土药就是大烟，土药店又称戒烟所。像个澡堂似的，一排排的床，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乞丐也来。满屋子抽得乌烟瘴气，有女招待给烧烟泡。①
他在调查时，被一位朋友看见了。于是便有谣言散布出去，弄得他无法解释。但他硬是把调查坚持下来，尽管遭受不少折磨、伤害，甚至是侮辱，但却使他获得了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他写《日出》较之写《雷雨》，更是憋满了一腔愤懑之情，更强烈，更深沉。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剌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有时我也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里踱过来，踱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我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内中有我最心爱的瓷马观音，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沟，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①这就是曹禺创作时的情景，这就是曹禺的创作个性。他那种执拗的恨在心头燃烧着，那种热烈而执着的爱也在燃烧着。而最后却是失望、悲哀和不尽的酸辛。情感的昏迷和创作的迷茫浑成一气。他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浸着血泪苦苦地思索、探求；但却探索不出一条智慧的路。尽管他熬过许多不平静的夜晚，读《道德经》，读佛经，读《圣经》，读那些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的书，也不能想出究竟来。他说：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我还是年轻，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围攻着我，我想不出一条智慧的路，顾虑得万分周全。冲到我的口上，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书经》的时代，最使一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见《商书·汤誓》）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②这是他当时最真实的思想，最真实的情感，也是《日出》诞生的真正原因。他把一腔的愤懑都倾注在《日出》之中。他写《日出》与《雷雨》有所不同。巴金和靳以知道了他的计划，就催促着他交稿，就像写章回小说一样，写一幕刊登一幕，采取连载的形式。《雷雨》他前后酝酿五年，而《日出》却像个急就章。
他原先计划，把《日出》写成契诃夫那种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②他的确想学着契诃夫的剧本，以虔诚的拜师心情，做一个契诃夫的学徒。他那样写了，但他觉得失败了，他把这些底稿烧掉了。他心中在想着，这样写也可学得契诃夫的“半分神味”，但观众是否肯看，确是个问题。他觉得中国的观众，“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①这是他多年来在演剧实践中对观众心理、观众的欣赏趣味和习惯，进行观察和体验所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写剧本，总是想着观众，把观众的需求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戏剧。戏，总是演给人看的。他已经体会到一个剧作家的苦闷和兴味：“写戏的人最感觉苦闷又最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出中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而最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观众的趣味。怎样一面会真实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观众感到愉快，愿意下次再来买票看戏，常是一个从事戏剧的人最头痛的问题。”那时，中国话剧经得起上演的剧本并不多，话剧的观众更是寥寥无几。在他的戏剧创作中首先想到观众的需要和口味，注意培养观众对话剧的爱好，这是他创作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他要博得观众的欢心，同时却不以低级趣味投合群众，“怎样拥有广大的观众而揭示出来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这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应当说，《雷雨》和《日出》都做到了。在《雷雨》中已经显示着他的诗的兴奋，诗的激情，在《日出》中就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他把诗意的发现和现实的揭示有机地熔铸起来。他不仅仅是把那个“漆黑的世界”的图画描绘出来，就他对那个社会的揭露来看，它的污秽、混乱，使人感到那发散着腐尸的恶浊气息的社会，确是一座人间的地狱；但是，《日出》的迷人之处，却在“漆黑的世界”里又透出满天大红的天色；在冷酷中，蕴蓄着温热；在地狱里，有着金子的闪光；在腐尸臭气下，潜藏着牵动人心的诗意力量。《日出》的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融入作家理想的温暖和浪漫的诗情。他曾谈过他写《日出》时的一种美学的愿望：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出来！我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①这是他写作《日出》的一种更真挚更内在的动因和企图。有了这种创作心境，他的笔墨就不同了。诗意的潜流在主题、结构、背景和人物身上流淌着：“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他写了那些“丢弃了太阳的人们”，更写了渴望阳光的人们。虽然，它还不能明确指出太阳是什么，但他的确“写出了希望，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属于太阳的正是那些在夯声中前进着的小工，方达生正是在高亢而洪亮的夯歌声中，迎着太阳走去。这点，当然是激动人心的。
诗意的灵魂，渗透在戏剧结构的血躯之中，处处是充满诗意的对比。激扬着愤慨的深刻揭露和喜剧的嘲讽，同犹如发现新大陆那样对美的心灵的揭示和美的毁灭的悲剧，是那样交织着激荡着。作家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在他的剧里，汇成对旧世界强烈的控诉。听听翠喜的心声吧！
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的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是啊！“都是人”，谁愿意堕入非人的生活境地？在这真实的心灵自白中，是对罪恶社会制度的控诉。对人的价值、人的精神遭到摧残和蹂躏的无比愤慨，使他为恢复人和发现人的价值而进行斗争。他以为，像翠喜这些“可怜的动物”，她们的心灵像金子一样，不能不使人想：究竟是什么毁灭着她们的美。
再听听陈白露的痛苦的答辩吧！
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这是作了交际花的陈白露对他少年时代朋友方达生质问的答辩。这个辩词貌似倔强，又是何等软弱，又包含着多少屈辱和痛苦！在这里深刻地反映着陈白露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也反映着她的精神危机。一个曾经有着美妙青春，漂亮、能干而纯洁的少女，一旦堕入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是既不得自已又不能自拔。她明知太阳出来，但又清醒地看到太阳不属于她。她为强大的黑暗势力吞噬了，精神崩溃了，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在《日出》中，既没有色情的露骨描写，更没有投合市民的庸俗心理。他听到过，看到过像艾霞、阮玲玉的悲剧，以及像翠喜那样妓女的悲剧。他不是写陈白露、翠喜堕落的悲剧，而是写她们这样一些纯洁善良的女人是怎样走进悲剧深渊的，他穷追猛打的正是那个社会制度。作家的心像洁白的玉石，他的神圣而崇高的道德感情，使他对自己的人物永远是同情，是悲悯，是怜惜。有人说左拉在《娜娜》中把浪漫幻想和色情描写结合在一起；而曹禺要写的是诗意的真实，翠喜、陈白露都是严峻而残酷的真实的诗。陈白露，是继蘩漪之后，作家贡献给新文学的第二个杰出的典型形象，她是属于曹禺自己画廊中的人物。
最费曹禺思索的是《日出》的结构。他决心舍弃《雷雨》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物上。用他的话说：“我想用片断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若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谓‘结构的统一’也就藏在这一句话里。《日出》希望献给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们心里的，也应是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因为挑选的题材比较庞大，用几件故事做线索，一两个人物为中心也自然比较烦难。无数的沙砾积成一座山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绩。在《日出》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当的轻重，合起来他们造成了印象的一致。”①这种所谓片断的方法，正是同《日出》的内容相适应的。结构的方法总是对象的适应性的产物，从来没有固定的格式。它的构架特点，即以陈白露的休息厅为活动地点，展开上层腐败混乱的社会相，同以翠喜所在的宝和下处为活动地点，展开下层的地狱般的生活对照起来，交织起来。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