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作品，理解下层水手，是真正从生活中来的。”②虽然，曹禺还没有开始他的戏剧创作；但是，他已经在细心体会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剧作家的戏剧艺术。他从他们的剧作中吸取着营养，在观察，在研究，在酝酿，在思索，在消化。伟大的剧作在撞击着他的灵魂，拓开他的生活视野，调整他的艺术视角，激起他的创作冲动，孕育着他的人物……这一些，都不断地融入他艺术的胎动之中。
曹禺传第九章 人生的探索
第九章 人生的探索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
二马路上，穿起长袍马褂的男孩和扎起红头绳的女孩子在嬉戏着，爆竹声间或响起来，空中飘来阵阵香味。万家公馆也打破了平日的宁静，二楼通向平台的小餐厅的门关起来，挂起帷幕，临时放上祭祖的桌子，把祖宗的牌位供上，蜡台、香炉都擦拭得银光闪亮。
一放寒假，曹禺就从学校回到家里。他是无须操心的，他从来不问家里的事，治办年货，清扫房屋，擦洗器皿，自有继母指使着仆人去做。他仍然躲在他的房间里，去读他的书。年三十了，德尊老早就让仆人告诉家宝，陪他去澡堂洗澡。他从小就带着家宝洗澡，如今儿子已经成了大学生，他仍然保持着这个老规矩，大概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吧！不过，现在又多了一层含意，轮到家宝来服侍他了。
洗过澡，通常又该理发的。正在理发的时候，德尊忽然觉得头痛，似乎他已预感到什么，便急着把家宝喊来，把他送回家去。抽大烟的人，都以为只要抽上几口烟就能百病皆除的。当继母把烧好了的烟泡放到烟枪上，送到德尊的手里，他刚刚拿起来要吸的时候，便突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了。连抢救也来不及，就这样猝然去世了。
万德尊曾经得过中风病，不过因为抢救及时，病情又轻，很快就痊愈了，也没留下后遗症。得过这种病是要格外小心的，一是要注意休息调理，不能过分劳累；二是不能生气。但是，要德尊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就在前几天，因为债务的事，他又生气了。发过脾气之后，就抑郁寡欢，成天阴沉着脸，家里人看惯了，也未能引起注意。谁也没想到他死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他的猝死，对万家的打击是太突然太沉重了。全家都不知所措了。继母是个能干的妇女，如今她哭得死去活来，根本就顾不得别的事了。大哥家修生性软弱，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加之平时他对父亲的怨恨，指望他办丧事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曹禺了。可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书呆子，突然让他去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真是够难为他的了。
生活的教育比书本来得更深刻。读十几年的书，往往不及一件亲历的事实教训更直接，更深刻，更有力。
平时万公馆里常是宾客盈门，吃啊，喝啊！在德尊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曹禺从小就看到这些亲朋故旧是怎样陪着父亲吃啊喝啊！怎样地送上笑脸和献上殷勤。他以为临到父亲亡故，求求他们来帮帮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曹禺那里懂得人情世故，他挨家跑遍了，去报丧去求援，结果呢？迎接他的是一张张熟悉而突然陌生的脸，是冷漠的眼色。如果说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也不符合事实，可以说他得到了对他一生说来都是十分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真实相，世人的真面目。曹禺是这样回忆父亲的死的：我父亲死后，亲朋离散，那时，我才１９岁。他是因为债务生气，一着急便死去了。是我去报丧，都是由我跑的。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起劲，除了李仲可，别的人都不来过问了。家庭一败，立即脸就变了，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吗？我以为这条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真像鲁迅经历的那样，家庭一败就完了，找谁谁都不管，真是可怕的啊！这种体验是平时不可能得到的，这种人生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太深刻了。①
这次遭际使曹禺想得很多很多。如果说，他在南开新剧团演戏是在体验戏剧里的人生；而这次，就在体验着人生的戏剧了。不过，后者要比前者来得不知深刻多少倍。
李仲可是德尊的朋友，为人耿直，肯为朋友帮忙。万德算的丧事就是由他一手操持主办的。说起李仲可，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曹禺还很小的时候，李仲可还为曹禺说过亲。李仲可是军阀齐某某的助手，可能是秘书之类的官。齐某有财有势，只是姨太太就有不少。不知是为他的第几个姨太太的女儿，李仲可找德尊提亲。德尊总是免不了那种穷念书的骨气，他决不肯趋炎附势，高攀那些他看不起的军阀，他甚至感到一种侮辱，怎么能娶一个小老婆的女儿呢！但是，德尊不愿伤害李仲可，就对李仲可说：“齐大非偶（耦）嘛！”②这个回绝十分巧妙。他借用了《左传》中的一个典故，就婉言谢绝了。说来也巧，李仲可料理丧事，他又把这位齐某某请来点祖。点祖是很隆重的，要请有名望的人来点。齐某某长得有些胖，背微微地佝偻，半白的头发很润泽地分梳到后面，确实一副富态相。在阳光下，他的脸呈银白色，一般人都把这看作是贵人的特征。也许由于曹禺知道提亲的事，当齐某某点祖时，曹禺就格外注意这位有福之人，他的长相打扮给曹禺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曹禺就按照齐某某的肖像描写了周朴园。
万德尊的亡故之日，正是旧历除夕，阳历是１９２９年２月９日，时年４４岁。
德尊的死，使曹禺感到格外的悲凉。生母下世是那么早！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一直敬爱的大姐也死去了，如今又是父亲的死。想起这些，心中不胜辛酸，他不明白为什么人生会碰到这么多痛苦和不幸。
他又想起姐姐的死，想起姐姐的悲惨的命运。
大姐家瑛的婚事是很不幸的。记得大姐都成了个大姑娘，出落得更俊秀了，而对弟弟的疼爱却是有增不已。隔着万公馆两条街有一个姓柴的人家，柴大哥长着满脸的麻子，他的妻子何凤英和家瑛不知怎么熟识起来，常到万家来串门。有时，何凤英就住在万家，和家瑛睡在一张床上。因为家瑛喜欢家宝，何凤英也很爱这个小弟弟。柴家还有个老二，尚未娶妻，何凤英热心极了，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家瑛。和柴家老二见了面，家瑛还是满意的，不久，就把婚事定下来了。所以说，这门亲事也不能说是旧式的。继母和家瑛的感情不错，虽说不是亲生的女儿，但继母待家瑛如同亲生的一样。既然家瑛自己都满意，作继母的也就没得可说了。临家瑛出嫁时，母女还拥抱在一起哭了一场。这些，家宝都看在眼里。但是，家瑛婚后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幸了。柴家是山东人，也是个官宦人家，家里很有些钱。一家人都抽鸦片，婆婆抽，哥哥抽，丈夫抽，把这个家抽得乌烟瘴气。婆婆为人不好，总是看不上这个儿媳妇，家瑛不是那种泼辣的女性，是婆婆太挑眼了，这使家瑛十分郁闷。婆婆不好也罢，可是逐渐发现丈夫也不好，在外边嫖妓女，赌博，不务正业，回到家里也没个好脸色。这样，夫妻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婆婆的虐待，丈夫的欺侮，使她每次回到娘家，总是抱着继母号啕大哭：即使对着弟弟家宝，也不禁伤心落泪。家宝看见姐姐的悲苦，心中也有说不出的滋味。有时，他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懑，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每次看到姐姐哭得像个泪人，他就觉得姐姐的命运真是太惨了。做一个女人太难了。家瑛还曾生下一个男孩，家宝很喜欢这个小外甥，每次姐姐回家，他都亲着抱着。人的内心痛苦太多了，是会郁闷而死的。柴家的生活像罐头一样禁锢着家瑛，在吞噬着家瑛的生命。痛苦在心底埋着、积累着、熬煎着她，一日一日地消瘦下去，最后终于经受不住煎熬而含恨死去。姐姐的死，给曹禺带来深沉的悲痛，那么一个心地美好的姐姐，硬是被折磨被摧残得死去。那青春的生命，美妙的年华像花一样在风雨中凋零了。他感到这世界的不公，这人世的不平，为什么他爱的人，母亲、姐姐，都这么早地离开了这人间？！这凭空又增加了他的苦闷，在那苦闷的积层上又增加了新的厚度。
曹禺不是那种哀叹人生如白驹过隙的人，他伤感，他苦闷，既是情愫的凝聚，同时更是对人生苦苦的探寻。由于父亲的死，似乎一夜之间，他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他不再只是为父亲母亲所疼爱的孩子了，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的客观存在，更深沉地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去思索人生了。曹禺这样回顾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我是想过的。我曾经找过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过。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但是，我终于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假的。①父亲死后，不知怎么，他突然对宗教发生兴趣了。还记得父亲在世时，他第一次中风之后，大病不死，就念起《金刚经》来了，虽不是佛教徒，但却是虔诚的。把他一颗无处寄托的心都放在对佛的膜拜上了。也记起小的时候，继母还教他背枉生咒：“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娑……”他背得滚瓜烂熟，大概继母不是让他学绕口令，也是有她的人生寄托吧！难道人生就是这样的痛苦，自己也是这样的苦闷，这又是为什么呢？人又该怎样活着呢？他对宗教的兴趣，倒不是寻找解脱，好像宗教能给一些人生思索的启迪。
从小就熟悉法国教堂里的钟声，对他曾产生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从远处望去，那三个高高的圆形屋顶，耸立在天空的十字架，如今却吸引着他。他徘徊在教堂前面，眼看着穿黑色长袍的修女走进那神秘不可测的教堂里去，更感到其中似乎隐藏着什么诡秘似的。
当他第一次跨进法国教堂时，他被吸引住了。大厅里静谧幽玄，高高的拱形的屋顶，像天穹似的张开，但又像要沉重地压下来。是抑压阴森的感觉，是说不出的肃穆。这里的一切都安排得十分严整，从四周的圆柱，到每个窗子的设置都是按照严密的结构组织起来的。当风琴奏起弥撒曲时，使人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他也被消融在这质朴而虔诚的音乐旋律之中。似乎这音乐同教堂都熔铸在一个永恒的时空之中。由此，他迷上了教堂音乐，特别是巴赫谱写的那些献给天主教徒的风琴曲。
巴赫的宗教乐曲具有一种虔诚而庄严的风格，它那和谐的旋律，在组成乐曲时显示出高度的整体性的力量。曹禺对巴赫的《ｂ小调弥撒曲》更是听来入神，好像它的音乐结构同这教堂一样，浑然一体，肃穆庄严。他对音乐的敏感是直觉的，他从不愿意去掌握它，但却愿意欣赏，让心灵儿随着音乐荡漾，沉迷在那音乐境界之中。
他不但到天主教堂去，也到基督教堂去，他读《圣经》，其中的故事、箴言对他也有一种吸引力，从中也有所感悟。他去看大弥撒的仪式，也非常想知道复活节是怎么度过的。他说：就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怎样的人生道路？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这些问题吧？当时我是有闲工夫的。我觉得宗教挺有意思，但对佛教不感兴趣，大约它太出世了。我曾经跟父亲念过一段佛经，念不进去。对于宗教，我有些好奇心。①他的确有些东撞西撞。十八九岁，正是人的思想最活跃的阶段；可能突然对某种事物发生兴趣，可能又突然而消失，看来似乎杂乱无章，飘忽不定，但不是不可捉摸。在起伏周折之中，在徘徊进退的过程中，总可以找到它的轨迹。对于曹禺来说，他的思索早已同现实人生紧扣在一起。他的苦闷，他的遭际，他的写诗，他的演戏，都和那个时代，那个令人懊恼、令人愤慨的时代联系一起。他的思想跃动的光点，尽管显得斑斓多彩，但却是循着一个方向，同那光怪陆离的社会相逆而行。
他还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同学沈敏基介绍，参加了在英租界耀华里举办的一个短期讲习班。在这班上，他曾听过王芸生（后来任《大公报》主笔）讲工人运动史。正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在课堂大骂蒋介石，激昂慷慨。曹禺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革命理论，当时不甚了了，但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②
在高中时代，他虽然还不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也不懂得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在进行，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献身牺牲的事迹，也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很崇敬李大钊的，李大钊的英勇牺牲，使他悲愤不已。
他是北京《晨报》的忠实读者，１９２７年４月８日，他从《晨报》上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这之前，敌人已经多次进行法庭审判，妄图从精神上压倒李大钊同志，使他屈服。《晨报》是这样报道的：“李大钊受审时……态度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自谓平素信仰共产主义，侃侃而谈，不愧为革命志士本色”。①李大钊英勇不屈的表现，使曹禺更加尊敬这位夙享盛名的学者。但是，他没料想到军阀会杀害这位教授。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９日，他一打开《晨报》，就为李大钊被害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了。４月２８日上午１０时，军阀的所谓特别法庭，突然宣布开庭判决，对李大钊，还有范鸿劫、谭祖尧、杨景山等革命者立即处以绞刑。当天下午李大钊被押解到西交民巷看守所秘密杀害时，“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如临大敌。后来曹禺回顾说：“在学生时代，有几件事对我以后的写作有些关系。一是李大钊的死。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是在《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页上印着特大的黑字标题，下面详细描写李大钊和他的同伴们从容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