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夫人的话，说她的丈夫在外边同一个叫欧林纳太太的人过往密切，由此，夫妇之间产生怀疑和冲突。当她决计离开丈夫，带着扇子去达林顿勋爵家里，并向勋爵说，她不再能和丈夫生活在一起了。此刻，欧林纳太太来了，劝说她回到丈夫身边去，并且拿走了她遗落下来的那把扇子。原来，欧林纳太太是她的亲生母亲。她不愿意自己的女儿像自己２０年前一样，走错了路，丢下女儿不管，离丈夫而去，从而造成遗恨。因此，欧林纳太太就想法挽救自己的女儿——温德米尔夫人，使她和丈夫重归于好。临走时，欧林纳太太要走了扇子作为纪念，因为这扇上刻的“玛格丽特”正是她自己的名字。但是，温德米尔夫人没有想到，欧林纳太太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经过洪深改译的本子，为了更适合在中国演出，把所有人名都改为中国的，布景也是中国的，语言没有翻译的痕迹，也中国化了。洪深说：“改译云者，乃取不宜强译之事实，更改之为观众习知易解之事实也。地名人名，以及日常琐事，均有更改，惟全剧之意旨精神，情节布置，则力求保存本来，仅为表演，则即此已可合用。”①洪深改译本，由戏剧协社演出过，取得了巨大成功，与《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失败形成鲜明对照。据记载，《少奶奶的扇子》演出时，“有万人空巷之盛况”②。一次又一次的排练，家宝对《少奶奶的扇子》着了迷。虽说，他这时还不能登台表演，但也全身心沉浸在剧本里。他把一本《少奶奶的扇子》经常带着，把它翻得稀烂，背得滚瓜烂熟。家宝就有这股痴劲，只要他迷上这件事，就什么也不顾了，就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了进去。据陆善忱说：“１９２５年排演英国王尔德名著《少奶奶的扇子》，自此剧词固定，南开剧团始有背剧词一事。”③家宝一开始他的戏剧生活，就很认真严肃，刻苦用功。
曹禺对戏剧的爱好是执着的。只要他感到兴趣，这种兴趣就不会轻易失去，而是持久地迷恋着。他不但参加演话剧，也参加演京剧。他那自小培养起来的对京剧的爱好，进入中学后，始终找不到一个施展的机会。不知是什么原因，南开中学历来是“禁唱”京剧的。但是，学生中有不少京剧迷，实在憋不住了，就偷偷地把二胡拿出来拉上一段，随着就有同学跟着清唱一段。像烟瘾一样，也有“戏瘾”。如果被斋务科查到了，那是不客气的，照章罚款五角。自然，京戏迷很有意见。老师当中也有戏迷，也不赞成这个办法。大概校方觉得这种规定不合情理，１９２６年校庆前夕，张伯苓校长在大会上公开宣布“对京剧开禁”，这对师生中的京剧迷来说，显然是个福音。曹禺也十分高兴。在解禁后，京戏迷们决定在校庆时公演京剧，曹禺自然又成为一个积极分子。
他参加排练的两出戏是《打渔杀家》和《南天门》（又称《走雪山》），他分别扮演的角色是萧恩和曹福。特别是曹福，他演得很出色。曹福唱段不少，曹禺的唱腔洪亮圆滑，韵味很足，情真意切，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和他配戏的是常家骥，家骥扮演曹玉莲，二人配合很好，其中有一段西皮导板转二六，他唱得绝妙，博得满堂喝彩。
曹福唱（西皮导板）：“耳边厢又听得有人呼唤，咳，小姐呀！（二六）尊一声小姑娘细听我言，实指望保姑娘脱离大难，有谁知行至在中途不能够周全。倘若是到了大同地面，是这等数九寒天，大雪纷飞，闪得你甚是可怜。我的小姑娘啊！（白）小姑娘，此处离大同不远，少时自有人前来接你，恕我曹福不能远送了！（接唱）数九天冻得我虚气喘，三魂渺渺归九泉。”曹福在大雪纷飞中冻倒在雪地上，曹禺紧紧把握住此时此刻角色的心情，唱得悲凉真切，十分动人。他演京剧也是动真情实感的。至今，看过他这次演出的同学还说：“家宝是个天才，他演什么像什么，他演京戏也照样打动人。”
从初中三年级开始，他就成为南开中学的一个活跃分子，直到高中毕业，他一直积极地参加校内各种文学艺术活动。继编辑《南中周刊》的“杂俎”栏之后，他又成为《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南开中学的校刊很重视发表新剧剧本，１９２８年前后，刊出的独幕剧有《白华俱乐部里》（第２卷第１期）、《双十节的气氛》（第２卷第２期）、《追悼会前》（第２卷第３期），此外，还发表过熊佛西的三幕剧《孙中山》（第２卷第４则）、《一重悠悠的寥寂》（第２卷第６、７期）、《梦里恬静的灵魂》（第３卷第５则）等。可见南开剧本创作的风气很盛。据我们可以查到的经曹禺编辑发表的剧本，有碧郎的独幕剧《压迫》和死镜的《疯人的世界》等。他像个辛勤的园丁，也在默默地做着浇花育草的工作。他除了写诗，写杂文，还练习翻译。他翻译过莫泊桑的小说《房东太太》和《一个独身者的零零碎碎》，都发表在当时的《国闻周报》上。①尽管这两篇小说并不是莫泊桑的代表作，但也颇具特色。它对小市民的卑琐、虚荣和空虚作了含蓄的嘲讽，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比较细腻。曹禺的译笔流畅，特别是心理描写部分译得尤为生动。
曹禺似乎从各方面探索着自己的才能，选择着自己的方向。他向各个方面伸出触角，在发现着自己，寻找着自己。他不是那种可以冷静起来进行客观思考的人，他的兴趣和热情牵引着他，他也为他所感兴趣的事业投入精力。不能说，他在中学时代就自觉地选择了他未来的方向，他还在探索着前进。
曹禺传第七章 绽露表演才华
第七章 绽露表演才华
１９２６年，张彭春从清华大学又回到南开中学来了。他一面在南开大学兼课，一面做中学的代理主任。张彭春这次回来，不但导致了南开新剧运动的再次振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曹禺未来的命运。
一个人的一生，有着许许多多偶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一本书，一个事件，一次机遇，一个朋友，一个老师往往导致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奇妙变化，突然转折，导致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有时使人回忆起来，未免感到惊讶，感到奇妙。但是，人生就存在着这样的偶然的组合和碰击。如果说，张彭春没有重返南开，曹禺的命运又该是怎样的呢？
现在，戏剧界的人，早就把张彭春遗忘了。但他是不该被人们忘却的。不懂得张彭春，也就很难懂得曹禺。
曹禺对这位老师是铭记在心的。当他的第一部剧作《雷雨》问世时，他就在《雷雨·序》中说：“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这是曹禺发自肺腑的声音，的确是张彭春先生把他引向话剧创作的道路的。
他第一次接受张彭春的艺术指导，是排演丁西林的《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在这次排练中，他就为老师严格而民主的导演作风而折服了。在确定剧目、分配角色之后，张彭春对演员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先要弄清剧本的企图、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等。他自己讲解，也发动演员讨论，一旦统一起来，就得严格按照这种理解去排练，一丝不苟，绝不允许有丝毫马虎。当时一位观看张彭春排戏的学生回忆说：彭春老师排戏严格极了，我看过他排《压迫》、《可怜的裴迦》、《获虎之夜》。一进排演场，他什么都预先规定好了。无论是台词还是台步，甚至于台词的轻重音，这和我后来到上海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排戏时可以即兴表演，演出时甚至也还允许自由发挥，完全是两回事。当时我就想，看来张彭春是另有所师的。①这是著名电影演员金焰的回忆。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鲁靭（吴博）是这样回忆的：我上初中时看过曹禺演的《压迫》，演得不错，但多少还有些业余的味道。后来看到他演的《娜拉》就演得十分绝妙了。这不能不谈到张彭春，他在外国看了那么多戏，显然受欧美小剧场运动的影响。他在美国接受这些影响，回到南开搞实验，已经不是《一元钱》那样的新剧了，而是正规的话剧了。张彭春排戏是很讲艺术民主的，他那一套又是很严格的，正规的。先要分析剧本，剧本的主题、角色的体现，让大家来讨论。他们有时争论得很激烈。经过争论，导演吸收大家的意见，或是大家接受了导演的意见。那是很浓厚的艺术追求的精神，是很难能可贵的。①
曹禺参加过《少奶奶的扇子》的排演，也有不少收获；但这次在张彭春指导下排戏就大不相同了。张彭春执导甚严，精雕细刻，犹如上课一样，每次排戏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既是演技的训练，又是艺术的熏陶和享受。学生在发现着老师，老师也在发现着学生。经过这次排练演出，张彭春把曹禺的演剧天才发现了。
如果单从外貌来看，说曹禺具有表演天才，那是谁也不能相信的。他个子长得不高，而且平时不爱讲话，总是沉默地坐在角落里，不为人注意。可是一旦他在舞台上表演起来，他却总是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导演的意图，对角色有很好的把握。张彭春从排戏中，发现了曹禺富有魅力的表演天赋，清秀的面庞，格外明亮的一双眼睛，流盼之间透露着一种迷人的力量。他的嗓音深厚甜润，念起台词来很有韵味。还有伉鼐如、吕仰平、张平群这些老师，都喜欢上这个沉默寡言，但又有戏剧才能的小伙子。当张彭春决定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时，便挑中曹禺来担任女主角。这是对他的莫大信赖，也给了他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他既十分高兴，又有些担心。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的风气，男女不能同台。我在中学时多半扮演女角色。我演的头一个女主角戏是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我们排演认真，费时两三月之久。这个戏写的是正直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疗养区矿泉中含有病菌，他不顾浴场主的威迫利诱，坚持要改建泉水浴场，因而触犯了浴场主和政府官吏的利益。他们便和舆论界勾结起来，宣布斯多克芒为“国民公敌”。①张彭春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是经过深思熟虑，做了认真准备的。虽然易卜生的剧作早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就介绍进来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易卜生的戏却很少在舞台上演出过，能否取得成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他清楚知道，１９２１年，汪仲贤、夏月润、夏月珊等人把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搬上舞台，花了那么多精力，投入不少钱，演出后却遭到惨重的失败。这次失败引起一次热闹的讨论。演外国剧，使人望而生畏。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是因为他作了改编。因此，这一次他十分谨慎。他首先向全体演职员讲解易卜生的生平和创作道路，把特制的易卜生的著作年表挂在黑板上，由《勃兰特》讲起，直到易卜生的晚年剧作，听讲的人挤满了教室，还有来自大学部和中学部的教职员，曹禺回忆说：“彭春先生做事非常认真，他对大家说，这次排演，非同小可。要成功，必须下苦功夫，从剧本的题旨、人物、表演到舞台布置，都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容稍懈。他讲话时那种严肃的神情，至今我还不能忘记。”②家宝是第一次演出易卜生的戏剧，又是第一次担任主要角色，而且是扮演女主角，他把全身心都投入角色创造中去了。
《国民公敌》是一部战斗性很强的作品，气势逼人。复杂而生动的剧情，具有英雄气概的斯托克芒的形象，雄辩而饱含哲理性的语言、高度的戏剧技巧，这些都使曹禺感到别开生面。
他那热性方刚的气质和性格，便很容易地引起了共鸣。斯托克芒医生，性格纯真开朗，热爱生活，追求真理，具有一种为其相信的真理而进行斗争的坚毅不拔的精神。他发现浴场是一个瘟疫流行的场所，就想把这个发现通知市民。因此，引起市长、哥哥、岳父的反对。报纸也对他进行攻击，群众也起来反对他，甚至在投票表决中，把斯托克芒称为“国民公敌”。但斯托克芒面对多数人的攻击，却宣言：“坚实的多数从来是错误的”。“国民公敌”的骂声响彻城市的大街小巷，把石头投进他的住宅，浴场的公职被撤掉，女儿裴特拉的教师职务被解除，两个儿子也被学校开除，这一切打击都不能使他屈服，他觉得自己充满力量。虽然十分孤立，他却认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正是最孤立的人”。斯托克芒这种“独战多数”的勇气，对真理的坚信，给曹禺以深深的感动。裴特拉也像她的父亲一样坚持真理，她认定父亲是会赢得胜利的。曹禺很喜欢裴特拉的形象。易卜生的剧本，为曹禺打开一个充满生气的世界，他第一次接触这样深刻而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剧，就被它吸引了。
如果说，曹禺过去还不甚了解戏剧的社会意义，而在《国民公敌》的排练过程中却体验到了。
正像每次排练一样，在紧张地排演后，就是盼着演出的日子。但是这次却遇到了麻烦。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１７日就要来临，《国民公敌》就要在校庆纪念日演出了。可是，突然校方下达了紧急通知：“此剧禁演”。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使每个演员都惊呆了。大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据陆善忱说：“彼时津市军政当局憎恶其名，疑该剧有政治宣传作用，竟于将行公演之前夕，函知学校不准公演。当时因处于军阀淫威之下，未能申辩，只得忍气吞声停止公演。”①这次禁演事件，对曹禺影响很深。正如斯托克芒触犯了工厂主的利益而遭到攻击一样，《国民公敌》的演出也触犯了军阀当局。原来戏剧是如此紧密地同现实联结在一起，演戏也并非是十分好玩的事情。曹禺后来回忆说：“天津的军阀褚玉璞，以为有一个姓易的青年写了《国民公敌》，骂他是‘革命’的敌人，派了督办公署的爪牙勒令师生们停演。”这些军阀是这样的无知愚蠢，昏庸反动，以致使曹禺回忆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便愤慨地说：“仿佛人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