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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到最后，没想到父亲竟勃然大怒，脸一沉，喝道：“混账话！”
其实我讲的是实情。有甜头的事，谁不想上，既然国防工业可以武器出口，军队凭什么就不能搞？军队做武器生意，各个机部不干了，你从我们这压价买了去，又高价卖出去，抢了我们的市场，那我们就不给你了，看你卖什么。父亲说，军队就不要搞了，国防工业赚的钱是上交国家的，国家再返给它搞技术改造，是用于发展武器装备的。但现在这年头，谁还听这些。拱来拱去，最终还是被他们给拱成了。军工企业可以，为什么我们军办企业就不行？军工企业你卖你的，我们军办企业卖我们的，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朋友们都说，你爸也太不识时务了！
说到这里，要澄清一个概念。军工企业和军办企业，虽只一字之差，但不属同一范畴。我们通常所指的国防经费、国防支出，或者说军费、军费支出，是指专供人民解放军使用的专项经费，不包括国防工业的支出费用。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费用在国家财政上归入经济建设支出。按照国家的财政制度，军工企业的税金和利润要上缴国家财政，和军费没有任何必然关系。而军办企业受军队控制，收入归军队所有。
我从来没有被父亲劈头盖脸地如此骂过。他当着家里人和秘书、工作人员很多人的面，痛斥了我一番。我解释说，百家争鸣，这也是一家之言嘛。他根本不听，怒火难消：
“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我看要垮台就垮在这上面。”
在他眼里，我好像已经是个腐败分子了。我很尴尬，但我能理解他。他有气，而且非常的生气。
他不是个守旧之人，1977年复出后，他一向力主改革开放。在改革中，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意见和办法提出，他还是老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也不反对中央提出的“大胆地试，对的就坚持，错了的，改过来就是了”。但这次，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
他说：“不错，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
“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称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我知道，对他来说，在立场问题上，是不能求同存异的！
但真正使他如此愤怒的还不仅在于此。
在这样一个浅显简单的道理面前，怎么就得不到认同呢？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能量能影响到中央最高决策层呢。他，作为一个军委和国务院的领导人，作为一个主管我军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最高领导者，怎么就制止不了呢？何况小平同志自己也早在1978年就说过，“军以下部队坚决不办工厂，为盈利的一律停办，要断这条路。……四处派人拉关系，这样有的坏分子也混进来了。”（注：《张震回忆录》399页）
像父亲这样的一辈子都在治军带兵的老军人，他们并不主张军队绝对地排斥一切经济活动。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为军队规定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军队仍然保留了这个传统。军队办的企业化工厂，是为了生产军需产品、军训器材或修理武器装备。也有些下面部队办了小厂矿和农副产品加工作坊，那是为了地处边远部队的随军家属和他们的孩子们，能够安置他们就业并多少给些生活上的贴补。还有军队农场，为艰苦生活中的部队，做那么一点点“标准加补助”、“斤半加四两”的贡献。再就是军人服务社了，经营点日用百货、理发、洗澡、照相、修理什么的。但这一切和军队经商有什么关系？和军队卖掉自己的武器装备有什么关系？
1985年3月14日，父亲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一封信。他用词激愤：
“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
“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一次，来人闲聊，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父亲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
人家对他说：现在社会上都这样。他回答：
“我们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弹的！能和人家一样吗？”
人家又说：首长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父亲大怒：“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他忿忿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说：“现在就把他从我这里撵出去！”
我们赶快打圆场，人家是说社会上的一种现象，你怎么就骂人家。
人家都走了好久，他还在那里生气。
父亲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说着说着，又忿忿起来：“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
想了想，他又补上一句：“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满座皆惊。张爱萍，你这话也太出格了！
但他已无力回天。党政军经商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有人是这样记述的：
三大总部带头，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南方工贸、北方实业……各集团军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进入商界。当时最为人称道和羡慕的是两个集团军，北方的采矿开煤窑，南方的在特区经营房地产。客观地说，经营所得，确实改善了他们的训练场地和营区条件。省军区、军分区也干得热火朝天，沿海、沿边地区更是全力以赴，有声有色。
整个解放军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
到过海南的人，不会不对公路两侧标有“八一”军徽的加油站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旅店、餐馆、酒吧、卡拉OK屋，随处可见。军队也迅速进入了资本运作的领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下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无需成本。当这一情况引起交通警察的注意后，干脆将自己的士兵连同军车一起出租，这就正应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句话。走私汽车、香烟、燃油，倒卖军火、煤炭、批文，擅用部队装备，出租银行账号，搞国防费搬家，甚至经营色情场所，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对军队这样的特殊社会组织，如何约束它的经商行为，大概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不要说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代王朝，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哪家能做到的。
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惟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在扞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上，军队必然会冲锋陷阵的。工商、税务、海关、森林部门的检查，奈何于我？
市场的神奇就在于使人疯狂，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真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事都敢办”。
军队经商，大有失控之势。
但问题还不仅止于此。父亲常会说的那句话：“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真正要命的是内部的腐烂，机制上的变化。市场和战争能融合吗？公司的机制正在替代军队的机制。战争要求军队的是绝对的服从，而市场要求的是等价交换。国家安全是军人的使命；经商使各部队都变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一旦有了切身的经济利益，各单位都希望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谁也不可能掌握全局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军办的经济实体，有多少官兵、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又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它们的盈亏情况如何，经商所得如何分配……
军营的平静打破了。摸爬滚打与经商盈利，同为士兵，但待遇是天壤之别。创收，就要提拔重用“商业能人”，甚至将老板拉入部队，授以军衔，因为他们能帮部队发财致富，军官们可以进高级餐馆，住豪华饭店，乘进口轿车。
沿海驻军和大城市驻军创收的机会多，所得外快大；但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的官兵则没有那么幸运，有些地方完全无商可经，无钱可赚。
军队的腐败再也无法避免了。它全部恶果，也许只有等到国家出现危机时才会显露出来。
即使在当时，这一现象已引起了许多高级将领的警觉，军委、总部和各级领率机关也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据迟浩田回忆，1986年6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谈党风的座谈会上，当时还是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他，发言后，爱萍同志当场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两句话：“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
后来我和父亲回忆到这件事，他说：“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
迟浩田还说，我到总参工作后，爱萍同志那时已经退离了工作岗位，他专门把我约到家里，对我说，要以史为鉴啊！
以史为鉴，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父亲说：“你们读岳飞的词《满江红》，有一句注意到了吗？‘靖康耻，犹未雪’……”
这是怎么回事呢？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小说《水浒传》，就刻画了张团练、张都监这样一批人，他们既是军队、政府的官员，同时也是“快活林”酒家恶霸蒋门神的合伙经营者和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者。
父亲说：“富国不等于强兵。但愿不要等到哪一天，也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迟浩田后来对我说：“你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震动：饮鸩止渴！”
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考证，1936年抗战前夕，日军兵力25万人，中国陆军220万人，蒋介石却丢掉了大半个中国；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那时他们的装备堪称世界一流；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知道他们是多少人吗？25000人。
中国军人的耻辱啊！
迟浩田后来撰文《为人顶天立，豪气逐风云》，记载了与我父亲谈话的内容。
十多年后，1998年7月22日深夜。军委江泽民主席提笔写了封信：“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父亲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
父亲曾和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和小平同志汇报完工作，闲聊了两句，小平同志说了句话让他久思不解。父亲说：“小平同志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我不明白，我怎么不懂政治了？75年，‘四人帮’那样嚣张，我妥协过吗？”
什么是政治？政治源于希腊语，指的是城池或保卫城池；后来的人说法就多了，列宁说，政治是个利益集团；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蒋介石说得更邪乎：政治是我养的一条狗，让它咬谁就咬谁！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你是个军人，军人热衷于搞政治，不就成了政客。
父亲说：“胡说八道！”
我还是想说服他：资产阶级政客的那套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我想小平同志指的，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又说，小平同志能当着你的面说，我看，他是太了解你了。
父亲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我们都沉默不语。
还是前些年，在中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文化大革命”，总的精神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可他说：“‘文革’给党带来的灾难和教训，能这样就完了吗？”后来我把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拿给他看，说人家这才叫懂政治呢！他并不认同，说：“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不要混为一谈。”会上有的领导同志说，“文革”中我们每个人都挨过整，但我们不也都整过人家吗？他呼的一下子就站起来，指着人家说：“那你说，我整过谁？”回来后，他还忿忿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相互整，党就更应该痛下决心了！”“都是些没有原则的话！”
我把这些陈年旧账，一一给他翻倒出来。
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讨论候选名单时，军队组的许多同志提出，政治局候选名单中，为什么没有张爱萍同志，既然要他进军委班子，而且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照例应该是政治局委员啊。胡耀邦同志来军队组参加讨论，他解释说，当时在拟定候选名单时，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军队占的比例大了。当时秦基伟说，都嫌军队人多，那我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