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军是在暗示我，别人都不怕，就别被三点水缠住。这个女人可是个疯子，落在她手里可真就完了。三点水，意指江青。在当时极其恐怖的政治气氛下，有些话是很忌讳的，即使是自己人在一起，也都不直说。如“点眼药”就是指邓小平。（注：瞪小瓶的谐音）提到毛泽东时，就竖起个大拇指。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后，张春桥也出来说话了：“这只能说明，卫星上天是个幌子，红旗落地才是他们的真意。”
“四人帮”全体上阵了。反作用力的能量远远超过父亲刚来230厂的时候。那时，父亲手中的王牌只不过是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是要为国家拿出杀手锏的使命感；是压抑在人们心中的呐喊。但他的对手现在手中的王牌则是，毛泽东的亲笔批示；权倾一时的“四人帮”的直接点名；以及在全国开展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三张对三张，在权势面前，正义退败了。
中国当时的政局，就像一架失控了的天平，或像一艘要沉的船，无论在哪边加一点轻微的力，都会造成更大的偏移振幅，毛泽东已经左右不了局面了。
原国防科工委23基地政治委员申秉辰回忆：“我那时是国防科委政治部副秘书长，随爱萍首长下到230厂蹲点。记得是10月份吧，把我派到24基地搞整顿，工作还没有完，首长就来电话了。他说‘形势不行啦，你赶快回来，还是继续抓230厂。’等我赶回来时，真是已经不行了，刘冰的信公开了，不是你抓人家，而是人家抓你了！”
对方已开始读秒，他们说，张爱萍的再度倒台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但他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他必须要证明自己。
他证明自己的办法不是像他的搭档一样，如何见风使舵，揭发自己的战友、反戈一击。当然，也不是和批判他的人去辩论，用言语说明正义在自己一方。他说得已经太多太多了。
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予那颗星，那颗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发射的“尖兵”，那是我国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
整整50年前，1926年，当他只有16岁的时候，在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时候，他就会唱：“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做一次最后的斗争！”
还在他第一次组织达中同学闹学潮时，他就是唱着这首歌带头冲向军警队伍的。那以后，人们送给他一个“拼命三郎”的绰号。今天，65岁的他，又要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再次去充当拼命三郎了。他要在沉没之前，去做最后的搏击。
英雄剧从来都是悲剧。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在空旷的戈壁上，待命起飞的长征－2号火箭在落日的余晖下闪闪发光。
1957年8月，由父亲主持，总参谋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筹建酒泉国家综合导弹试验场规划。开国第一代的将军们邱创成、陈锡联、孙继先、陈士榘、张贻祥、李寿轩等奔赴大西北，组织勘察建设。1960年2月，父亲代表军委和三总部对试验场区进行全面检查。他大胆地提出，从根本上改变苏联专家的方案，着眼将来，建立一个以新型城市为目标的试验基地。同时下决心，引弱水河南下，彻底解决基地和今后城市用水问题。这在当时战备的大形势下，是一个很大胆、很有远见的计划。他们唤醒了沉睡的千年戈壁，奠定了今天这座现代化航天城的基础。
父亲原计划是要亲临第一线指挥的，他多么希望避开这肮脏的、无聊的政治漩涡，将自己置身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和浩瀚之中啊！他是多么愿意和那些真正干事业的、将自己的青春奉献出来的科学家、解放军指战员在一起啊！他希望亲眼看到我们的卫星升上太空，希望和大家欢呼、拥抱、干杯！
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他的行动已经受到了限制，戴罪之身是不能放出京的。就像1966年10月，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试射前夕，他被勒令做出反省。历史又一次重演，他亲自送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科技部长马捷上飞机。马捷回忆道，爱萍首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了三个字：“拜托了！”
马捷回忆：
“说到这颗卫星，爱萍同志委派我坐镇前沿指挥。他交代我说，这两样东西（火箭和卫星）生于乱世、先天不足，全靠后天的营养。你去代我认真检查，发现一丝一毫的问题，也不能让它升空。一定要万无一失！他不断给我打电话，关心我的身体、生活情况，询问火箭、卫星的检测安装情况。独立在外执行任务，能接到直接领导，又是德高望重的老将军的电话，那是个享受，是股力量，每每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心里就热乎乎的。而每讲完一次话，我就觉得有股力量在升腾；更不用说他的电话常常在关键的时候打来，又常常给我以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毕竟连续三次担任试验总指挥，对发射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哪个环节要注意哪些事情，他都及时给提个醒。而对一些突发的意外问题，他又叮嘱你、安慰你沉着处理、大胆处理，出了问题他负责。对这样的领导，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勇于负责地去工作呢？不过，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对我不放心的误解。就在对火箭和卫星完成测试工作，由技术阵地转入发射阵地，万事俱备、只待发射的间隙，我到距基地不太远的核反应堆去看看，以丰富一下知识。没想到刚进这个工厂的大门，便接到他追来的电话，他问：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说想来学习学习。他说：现在不是你学习的时候，要坚守岗位。我问他怎么追到这里来了。他说：盯着你哪，我也有卫星盯梢儿，赶快回基地赶快回基地！我只好进门即出，打道回府。在后来的交谈中，他还提醒我补上这一课。我知道他不是对我不放心，是发射一刻未成功，他就一刻不放心。在卫星临近发射的那段时间，他的电话来得格外勤，有时一夜连打几次。在发射之前的一天，他又打来电话，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说，形势大好，胜利在望。他说，不行，我要给你改一个字，胜利在望还不够，要胜利在握！一切准备都要达到胜利在握的标准。”
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使父亲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颗卫星上。他一直住在招待所，他根本无暇也没想去追回“文革”后被别人占据了的家。在招待所与前沿阵地联系不方便，他就干脆住在指挥室里。
1975年11月26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父亲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顿时，指挥室里一片欢腾，但父亲说：真正圆满的成功，是卫星胜利归来的时刻。
是啊，“尖兵”上天了，他要在太空绕行整整三天，它能按时返回吗？美国为这一尖端技术花了整整12年时间！我们这次能过吗？
这颗“尖兵”返回式卫星，重约1800公斤，携有一台可见光物地相机和一台星空相机，卫星上天后，前者将在轨道上对国内预定地区摄影，后者则同步对星空摄影，以用来校正误差。完成拍摄任务后，装有胶片暗盒的返回舱必须返回地面，方能获得遥感资料。
现在，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它按时返回来了。
整整三天。他上午参加“帮促”会，下午去指挥室；白天应对声讨，晚上和前方通电话。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现代化的。
父亲心系“尖兵”。我们全家也是如此。其实我们都知道，成功与否，都不会改变他的命运。功劳和立场相比，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成功了，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失败了，就是你“右倾翻案”的罪行。
但父亲自己不这样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么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有一篇采访总设计师孙家栋的回忆文章，我把它整理摘录下来：
“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后就爆炸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将军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返回式卫星，就是要它回来。卫星从北方往南飞，落在四川。继续往南？走不好就出国了，到了柬埔寨、越南，落到人家国家里去。卫星里装了个炸药包，一旦发现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就把它赶快炸掉。但卫星假设不出毛病，正常落下来，分解，把片盒拿出来，谁知道这炸药包出不出毛病？一开盖，里头炸药包崩了，你不就出事了？
“一个信任，一个工作上支持。这话就是张爱萍将军说的。张先生他有个口头话，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是认真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确实是真心话。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11月29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
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四川……返回舱进入大气层的速度是每秒8公里。巨大的摩擦力将周围的空气点燃，它遍体通亮，以20～30倍的音速，排山倒海般地呼啸着从宇宙归来。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已经飞过了预定地点，前面就是国境线！再等一等……
父亲回忆说：“紧张程度超过战争。因为不可知的因素太多了，同时影响面也太大了。”
尖兵把它的着陆点选在贵州。越过国境，对这颗星来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大获全胜的地方。”
太神奇了，大科学家也相信命运？
意味深长啊！返回舱不偏不倚地落在贵州省西南部北盘江关岭铁索桥旁。这个神秘而雄奇的大峡谷现在已经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回收部队和民兵、群众找到了这个庞然大物，这个消息也令父亲暗自惊诧。历史为什么总有意想不到的巧合呢？北盘江关岭铁索桥！40年前，他正是在这里率领红3军团先遣团抢渡白层渡口、阻击援敌并大获全胜的地方。几年前，父亲在关押中还在念叨，倘若有朝一日大难不死，重获自由，就到北盘江关岭边安个家吧……
“尖兵”的到来，寓意着什么呢？冥冥之中又有什么暗示呢？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这场灾难，是噩梦缠身，还是吉人天相呢？
我们都在祈祷。
前方的报告说，舱体基本完好，裙部再入大气层时有烧损痕迹。“尖兵”取得了预定的遥测试验资料，只是返回舱的落点偏大了一点。
《解放军报》有篇回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身穿军装的张爱萍，昂首挺胸地出现在北京站站台上，他要亲自在这里迎接从前方归来的同志们。
“列车徐徐进站，马捷一行走下列车。张爱萍大声说：‘欢迎你们！前线归来的英雄们！’马捷一行在大西北有些日子了，他们万万没想到，此时来迎接他们的张爱萍，正在接受批判。”
铸造大国，为这个国家拿出杀手锏，曾是他人生的夙愿。看来，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他对马捷说：“你们好好干下去吧！”他遂热烈地拥抱了他。但马捷还不太明白。
从此后，他将永远从中国两弹一星的事业中消失了。但他想过了：
“你们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无所谓了。我即使不在了，但我的事业总还是留着的！”
他顶着寒风来欢迎胜利归来的战友，他由衷地感激他们。
也由衷地庆贺自己的胜利！
“尖兵”的成功，再次引起世界瞩目。这件事，在当时，对未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就在本书即将发稿送排的前夕，2007年10月24日晚，“嫦娥－1号”发射升空。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中华民族由此迈开了向宇宙深处探测的第一步；古老的神话《嫦娥奔月》将成为现实。《参考消息》编辑部将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媒体有关我国航天事业的报道系统地整理发表，我看到了有关当年这颗回收卫星“尖兵”的报道：
日本《朝日新闻》1975年12月3日，题目《对苏美接近的大示威》：“在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前夕发射卫星，而在其访华高潮中收回这颗星，是意味深长的——中国洲际导弹试验和进行实战部署日益临近了，它要告诉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存在是举足轻重的！”
“尖兵”发射成功后，11月30日，根据军委的要求，我们替父亲写了份检讨。粟裕同志说，可以听听宋时轮的意见，他点子多。宋说你们就别操心了，就让我的秘书帮助写一个，“文革”的事经历多了，他已经练出来了。宋当时的秘书叫雷渊深，后来从军科军制部部长位置上退休，他的爱人谭小雯，是父亲的好友谭知耕同志的女儿，我曾专门听他们两口子说起过这件事。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父亲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对陈锡联，父亲一直心存感激。感激他在危难时对自己的真诚关照。“四人帮”粉碎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站出来说：“陈锡联在那样大的压力下，保护了我。我今天为他说话，不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感情。我们不能因为有些同志当时在台上迫不得已地说了些话，就一风吹地批判他们。包括吴德同志，他对整顿七机部是给予支持的。不看历史，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尖兵”的成功，使许多同志为父亲高兴。粟裕当时还在住院，他对我妈妈说：“卫星回来了，爱萍的压力会轻一些了。”遂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虎落平阳被犬欺！”
8 生死由命
陈宝定继续回忆：
“1976年整个翻过来了，中央批准开两委联席会议（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揭发他。对我倒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还让我当特约代表参加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