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父亲以国防科委名义起草了一个决定，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中，坚决解散所有的派别组织。最后期限为7月1日，凡继续坚持搞派性活动的人，一律调离国防系统。这个决定上报了中央后，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1975］14号文件的形式下发。迄今为止，在记述1975年整顿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这段历史中，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其实，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份相当重要的文献。
彻底搞好整顿，就必须从组织上解决帮派体系问题。后来，七机部造反派头目舒龙山就在调出之列。9年来，毛泽东这次是破例了。
父亲当年的不少讲话，之所以得以保存，是因为一年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汇编成供批判用的《张爱萍主任部分言论摘录》。正是这个《摘录》，忠实地保留下了父亲当年的风采。我要感谢这些派性头头们。
经过了5年的炼狱，他已经不是当年在东海前线指挥三军联合作战的张爱萍了；也不是在荒凉戈壁滩上组织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张爱萍了；更不是在方巷搞社教对农民大讲毛泽东思想的张爱萍了。地狱之火烧掉了他的纯真，烧掉了他的盲目，烧掉了他远离党内政治斗争的桃花源之梦。也许，他还是他。他忠于他的信仰，忠于他的人生追求，忠于他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特质，忠于他“到处青山埋忠骨”的誓言。他说：
“我谁也不跟，我只跟随真理！”
但是，能给他多少时间呢？
父亲曾多次大声疾呼“抢时间”，他何尝不知道头上高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剑呢！1975年4月21日，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召开东风5号和东风4号方案论证会。父亲意味深长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天这个会议，我想给它取个名字，叫‘抢时间’。我们曾有过时间，但失掉了。现在你们要帮我把它抢回来。”
会议根据父亲提出的抢时间的要求，确定了一个“三步走”计划：1977年前拿出东5、东4；1978年拿出潜地导弹；1980年拿出通信卫星。重点是，1977年前拿出射程为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这个计划，比1965年8年4弹的规划推迟了4～5年。1977年父亲再度复出后依据这个计划，提出“三抓”任务。但时间上又推迟了3～4年，就是说，延误了7～9年，我看过一些经济学家写的文章，说“文化大革命”在国防尖端上取得很大成就。真令人费解，难道还要用这种忍辱负重的痛苦经历给“文革”贴金吗？
当时，有三个关于卫星的方案，侦察卫星；导航卫星；通信卫星。他拍板第三方案，即卫星研制以通信卫星为重点，集中力量攻关。他说，“专门给它成立一个局”，国防科委给我盯住管住它，要“管好管到底”。
安排好卫星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从新疆到陕西再到四川跑了一大圈，和打仗一样，他必须亲临一线督战。
第一站是新疆戈壁滩上的马兰核试验基地。
马兰，诗一样的名字，她是开在戈壁滩上一朵神奇的花。只有在这里创业同时又具备了诗人情怀的人，才能为这片荒凉的土地赋予如此浪漫的名字。整整10年了啊！自1965年一别，梦魂牵绕。父亲写道：“十年重上阳关道……”
当他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基地领导人张蕴钰将军拥上来，他们都落泪了。张蕴后来说，什么都不要问了，看到张爱萍的那根手杖，9年来经历的一切劫难，都尽在其中了。
1975年10月27日9时，我国的第17次核试验，也是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核裂变巨大的能量自地心深处爆发出来，山崩地裂！
父亲写诗道：“任尔金刚能炸！”
在后来的几年，我随部队执行任务，曾数次往返于西域古道。这是祖国的边陲，四顾雄浑苍凉的戈壁荒沙，肃然生出悲怆之情，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在这里建功立业。在禁止大气层核试验的国际条约通过前，那一代人，在那样一个非常的年代里，为国家拿到的入场券，使我们今天与世界大国同步。
当阳光洒在它寥廓无垠的土地上时，你总会看到那里幻象出的理想的光环。
随后是七机部所属717厂，接着又飞067三线厂。他呼吁科技工作者和工人们抢时间，抢速度，为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看着这个拄着拐杖的65岁老人的背影，随行的人都说：归山之虎！
抢时间。真的只是像父亲在会上讲的那样，因为“文革”，我们失掉了太多的宝贵时间吗？我问他，他说了句心里话：“我知道，他们给我的时间不会太多了。”
“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把卫星在今年打上去。”
他们是谁？
4 在政治残局中
抢时间。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还是如期到来了。
1975年的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就要走完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这位历史巨人曾经带领着父亲那一代人，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使那一代人对他怀着难以言说的崇敬和深情。但是，也是这位巨人，在晚年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之中。他要收拾这个搞了8年革命的烂摊子，可又绝不允许任何人否定这场在理论上解释不通的大革命。这盘棋已下了9年，到了最后的残局。
5月3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连续两次开会，江青、王洪文检讨。
7月25日，毛泽东对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信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消息虽是从小道传来，但我们都不怀疑这是真的，欢呼雀跃。
但是，20天后，钟摆似又摇动了。
8月14日，毛泽东同北大教师芦获谈《水浒》：“《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谁是宋江？谁是晁盖？谁是投降派？还有聚义厅？忠义堂？招安？这都说的是些什么啊？从现在看到的当事者的言论中，似乎这件事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未必就有多少内在的联系。但在影射史学猖獗的年代，这些借古喻今的话，难免使人猜测到底隐指的是什么。
一股忧虑注上心头。难道这一天真的来得如此之快吗？
9月24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是利好消息！和我们一样，许许多多的人，都在字里行间品味、揣测。这关乎着他们的命运。
但牛市已经到头了。在此期间，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同为副书记的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这两封信均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毛泽东阅过第一封信后，没有表态，阅了第二封信，雷霆震怒。
从现在披露出来的材料上，我们知道了，促成毛泽东态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是他的侄子毛远新。
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毛远新讲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他感到社会上有一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批林批孔”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主流和支流，三七还是倒三七；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这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时还要凶些。
毛远新说：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还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了？
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向毛泽东表示：“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很多年后，我才看到这些公布出来的材料。我很难断定毛远新的动机。抑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为这局棋“支了一个招”？从常理上说，毛远新，这位年方34岁的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治委员、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不该不了解“文革”中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所承受的深重苦难啊！
应该说，毛远新反映的全都是事实。人民对“文革”的反感；对唯恐天下不乱的左派理论家的厌恶；对靠造反起家独霸一方的黑势力的抗争；其实大家都明白，邓小平提出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借用一下“最高指示”，其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不过是个幌子，实现社会生活的安定，达到不同族群和阶层的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建设一个富强的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才是实质，才是目的。
问题的要害在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谁的主张更符合历史进程的规律？以毛远新的年龄、见识和教育素养，他有这个条件分清是非。我不知道他还和毛泽东讲了些什么，但就上面这些内容看，基点就是错误的。我也在总部工作多年，一项政策出台，我们下去调查，应该了解什么呢？是这项政策贯彻后出现的正面和负面的效应呢，还是下面对制定政策人的态度？明知广大干部群众有意见有看法，不去从中反思自己在政策制定上的偏差和失误，反而以阶级斗争的大帽子去定人家的性，把自己的失误，归结于人民的反动，这样的政治立场和工作作风符合共产党人的宗旨吗？为什么不能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错误和危害？不是不知道，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根本的原因是，他必须扞卫他家族的地位，扞卫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扞卫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权威。即使他是错的。
10月19日晚，毛泽东对邓小平转呈刘冰来信提出严厉批评：“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同时决定，由毛远新担任他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虽然他的这个决定是以建议的方式提出来的。
据说，邓小平听到决定的一刹那，反应非常强烈。他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历史上多少宫廷悲剧不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失去决策层信任、支持的执行层是没有任何作为的。他的政敌们马上就要扑上来把他撕得粉碎。
毛泽东的批示，我们是几天后才从小道听说的。无论从内容还是口气上，都是不容置疑的。尤其是这种做法，符合党内整人的一贯方式。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入手，引爆炸药，炸你个粉身碎骨！批转彭德怀的一封信；彭罗陆杨的一出戏，海瑞罢官；借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争论有没有天才，导出党内有个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把陈伯达，最后又把林彪揪出来……尤其是批示的最后一句话：矛头是对着我的……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已经是图穷而匕首现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毛泽东说的反潮流是不包括反对他自己的。
上述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他当时正在大西北，风风火火地准备发射那颗返回式卫星呢。这颗卫星对他太重要了。前面说过，两弹一星在中国，从来就不只是个技术问题，从它起步的第一天，就是个政治问题。父亲当然清楚，失败对他意味着什么，历史将永远不再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了。
11月5日深夜，他在三线的凤州接到陈锡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陈说：小平同志让我转告你，在外面不要乱讲话。
乱讲话？我讲什么了？不就是骂了那帮小爬虫吗？父亲问北京有什么情况；陈说，说不清楚。电话就挂断了。
不祥之兆。
11月8日，父亲准备飞绵阳，到九院去，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电话，中央领导同志有重要事请你马上返回。专机已经派出，请到宝鸡机场乘机返京。
他应该是有数的，只不过不知是什么事。他还是推迟了一天，他要做最后的安排。赶到宝鸡要坐4个小时的汽车，他发着高烧。
回京的当天晚上，妈妈给他服了药，看他极度疲劳的样子，原本不想再说什么了，只要他早点休息。但又担心第二天中央的紧急传讯，没有一点准备也不好。于是，犹豫再三，还是告诉了最近刘冰发生的事情。他靠卧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通常他都是腰板挺得直直的，即使是坐在沙发上，腰从来都不靠椅背。下面垫两个沙发垫子，双手搭载在拐杖上，一副军人姿态。所以我们家的一圈沙发中，总有一个是没有垫子的，谁摊上就坐硬板凳。经常搞得客人莫名其妙，怎么你们家的沙发少个垫子？我们会指给他看，在主人屁股底下呢！今天他是真不行了，高烧且有些胸闷，吸了会儿氧气，他什么也没有说，静静地、默默地听着。他有时常这样，只听不说，脸就像是花岗岩刻成的，冷峻、刻板，又透着威严。很晚很晚了，他睡下又爬起来要长途电话，断断续续地听到，好像是一切发射准备要加快，时间还要再提前。
我知道，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5 卢晨征的回忆
为了写父亲的故事，要收集素材。但我知道，以我这样的身份会有碍被访者客观如实地讲述历史，为此，我请了《解放军报》记者江林替我收集资料。
1991年9月11日，江林找到了退休在家的原航天部质量司司长卢晨征。
说明来意后，卢表露出极不配合的态度，他说，你代表组织还是个人？如果是组织，我说的你们也不会用。如果是个人，你了解这些干什么？总之，没有什么好说的。我还有事，就别浪费时间了。
一个咯涩的老人。
江林说，对不起，打搅您了，我这就走。但容我说一句话行不行？
据我了解，当年是张老安排你去230厂当厂长的，你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个动荡、难忘的年月。但我不理解的是，你们这些前辈，你们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们，为什么都要把这些岁月埋葬掉呢？为什么要它永远地在中国的历史上消失呢？为什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就不应该记住他们前人所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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