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过头去，意思是不要再提了吧。
我们小时候，常听父亲自己说，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不喜欢他，喜欢他的哥哥。母亲喜欢他，他也特别爱他的母亲，每每提及，总会流露出伤感。尤其是他到了暮年，回忆孩童时代的生活就更多了，他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们的奶奶死得很早……”就说不下去。“小时候太穷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找人按我大姑的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或许是想弥补一下吧，他要多陪陪母亲。
安庆、九江陷落，日寇沿江而上，武汉门户洞开。在武汉的共产党人，真的该考虑沦陷后的问题了。刘少奇后来总结华中工作时说，当时在华中负责的同志认为日本人不致打到武汉，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地区阻止敌人，中国可以速胜。因此没有必要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注：《刘少奇自述》）
乱世出豪强。在全国抗日的浪潮中，各式各样的游击军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扩张势力者，消灭异己者，打家劫舍者，占山为王者，鬼子还没见到，自己便已打得不可开交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内忧外患交织而来。
要在角逐中占据有利位置，就要依附更强势的集团。现在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公司要寻找挂靠单位。据说，中国字头的康华公司，下面就有多得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儿子公司、孙子公司。而在当时，最热门的就是挂靠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块招牌下了。
有个叫李应权的人，是河南信阳地方民团的一个团总。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说河南一带有许多流散武装，如果八路军能助他一把，拉起个几千人的队伍应该不成问题。这个信息太有诱惑力了，何况这又不是去挖“友军”的墙脚。周恩来即派父亲和罗炳辉去河南考察。罗是共产党里带有传奇色彩的江湖好汉，原本就是靠拉民团起家的，枪法极准，为人豪爽，父亲年轻时喜欢结识这样的朋友。行前，周恩来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亲自看到，不能有水分。果然，这里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河南人一直就是不安分的。父亲想，与其磨嘴皮子收编别人的，不如自己拉起队伍。李应权出身豪门，有人有枪，当地人脉关系又广，干脆就不回去了，将在外，王命有所不受！他们两人拍合后就打出了“新四军挺进纵队”的牌子，以确山为基地，开始招兵买马。他让李任司令，自己是书记兼政治委员，随行的共产党干部杨子仿、李林分别当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李应权的表弟孙石，是一员武将，带了几百人投奔上山，被任命为大队长。这群确山聚义的青年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走过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歃血为盟，共举义旗，在这个深山的古庙里，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
父亲自豪地说：“大雄宝殿就是我的指挥部。”古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自延安出来后，第一次如愿以偿。国破山河在，他在武汉办事处的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他就喜欢干这种事，就像小时候梦想当一个大侠一样。虽然，他已经是一个有信念、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战士了，但他血管里流淌的仍然是不安分的因子。
正当他要一展宏图时，接到了长江局的来电，命他迅速赶到豫东执行新的任务。父亲说：“我找到陈少敏（注：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她也希望我在当地拉武装，说帮我向上反映，但长江局坚持原有决定。”
送行的场面是悲壮的。队伍从山上一直排到山下，他们没有多少枪，大刀长矛的红穗穗迎风飘舞。大家都掉泪了，一直送出确山地界。“千里送君，终需一别。都请回吧！”父亲说：“这一别，和李应权，竟是生死诀别。”
李应权家在当地是个很有势力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被红军杀掉的，但后来他们兄弟俩都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李后来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是民族英雄。他的表弟孙石解放后是国家水利电力部人事司司长，“文革”中和他的妻子双双被折磨致死。是父亲把他们引上了革命之路。这是一段离奇的历史，每当我想起这段故事，总会被共产主义思想的巨大征服力所震慑，也为革命最终吃掉了自己的儿子而悲泣。
父亲的第三次折腾又宣告“无疾而终”。
“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泽……尸骨逐水流，树梢鸡啼血。”这是父亲当年在奔赴豫东的途中，路过黄泛区时写下的诗句。不难看出，他的心情是忧郁和焦虑的。
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和争斗，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失利了。20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注：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蒋介石1938年5月28日给程潜的密件”）
为阻止日军进犯，蒋介石采纳陈果夫建议，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据当年目击者称，参与掘堤的工兵营对着河堤上的关帝庙祷告，关老爷啊，中华民族眼下遭大难了，我们打不赢，只好掘了河堤，淹死的都是中国人啊，你宽恕我们吧。悲伤的官兵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上，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滚滚黄河水，从天而降。虽然暂时阻滞了日军的西进，但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80多万人被淹死，1400多万人无家可归，中原大地成了汪洋一片。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真的只能靠掘黄河的大堤来苟且吗？面对2万日军，真的要用88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吗？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唱歌，引得父亲兴起，他说我来教你们唱一首：“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黄河精神！
三次折腾，三次夭折。这第四次了，是什么任务如此紧急呢？
就在前不久，彭雪枫率游击支队离开竹沟，往豫东进发。豫东有个国民党主战派将领叫魏凤楼，任鹿邑县长，一向与共产党交好。父亲此行，正是长江局因彭雪枫的要求，指派他到魏凤楼部做统战工作，将鹿邑县发展为我们党的可靠后方，保障彭雪枫游击支队顺利进展。
据父亲回忆：“彭雪枫一见面就说，你在那个庙子里干什么！”
和彭雪枫认识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彭在江西军区当政治委员，父亲是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开始时，彭是3军团红五师师长，父亲在红四师当政治部主任。遵义改编后，师的番号取消，彭是红13团团长，父亲在红11团当政委。过了大渡河，父亲调红13团当政治委员，与彭雪枫一起翻雪山、过草地，可以说是生死至交了。还是在红军大学的时候，彭雪枫入学没一个月就神秘地消失了，走前只给父亲打了个招呼。父亲后来才知道，是被中央秘密派到太原与阎锡山搞统战去了。1938年2月，彭雪枫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父亲当时正在确山拉队伍，今天，两人又走到一起了。
放弃自己好不容易占据的地盘，过来为别人做保障，他实在是不情愿的。但又能说什么呢，和彭雪枫的这种亲密关系，何况人家是看得起自己。父亲说：“我还能说什么？帮他把事情做好吧。”苦也！
当年彭雪枫的参谋长张震在回忆录中记载：“出征后的第一个冬天来临，部队衣着甚单，后经张爱萍交涉，魏凤楼答应给我部解决棉衣和部分经费。”押运棉衣是个女同志。张震回忆录中描写：“脸冻得通红，军装领口露出红衬衣，与盆中炭火相映，更添了少女的羞涩……”她是谁？她叫马龄松，后来成了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夫人。去年我去给马阿姨祝寿，张震指着她说：“她可是你爸爸的兵。”
父亲回忆要简单得多：“我整顿了魏的部队，想以这支力量为主，建立抗日武装。彭雪枫的军服都是靠这个县给的。”
鹿邑县的老人们还记得，新来了一支出没无常的神奇队伍，还有男女学兵。这支队伍是张爱萍将军带领的，不光纪律严明，而且能歌善舞，是真心实意专打日本的。说太上老君曾用铁鞭帮他们打过日本，连沉睡800年的陈抟老祖也醒了和他们一道驱赶鬼子。（注：摘编自《张爱萍在豫东》）
当年参加过我父亲主办的“鹿邑县抗敌训练班”的老同志展新回忆，当时师范、初中的同学大多数都参加了张爱萍办的抗敌训练班。集中上课，分组讨论，课外组织文体活动。实行只供食宿，官兵平等。这种方式大家感到很新鲜、有生气。特别像我们这样十几岁的青少年，唱啊，跳啊，简直像置身于一个新天地。
他说，张爱萍身材修长，温文尔雅而又英姿勃发。上课从不带讲义或笔记。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写起字来龙飞凤舞，常打破习惯笔顺，一些偏旁字从右向左写；有的对联从下向上写，不拘一格，笔意纵横，挥洒自如，学员叹为观止。好多人想学习模仿，但都学不会仿不像。年龄大些的说他是文韬武略的儒将，更多的人说他是安邦治国的奇才。他是我平生最敬佩的人物之一。
他说的对。父亲毛笔字的书写习惯确是从左往右。陈老总就说他：“你这个张爱萍真是不守规矩，中不中，西不西的。”周恩来补充道：“不用看落款，就知道是谁写的，全党就你一人。”他自己说：“我这是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用毛笔写字，竖着写甩得开，由左至右，不会弄脏了袖子。”（注：中国传统写法格式是，书写，由上至下；排列，由右向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学西方书写习惯，由左至右，横排书写。我父亲是按中国传统书写习惯，由上至下；但排列却又按西洋习惯，由左至右。）这只是个插曲。
我和父亲谈起，他说：“我们的抗战，不是政府抗战，是全民抗战。正如毛泽东说的，把独立和民主结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者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所以我们提出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何止是蒋介石不懂？现在很多人也不懂。他们把中国的抗战简单地等同于二战中一般的作战行动，只是计算作战的规模、歼敌数量，而忽略了中国抗战的性质，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的民族独立战争，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懂得它的意义。展新写道：“鹿邑县抗敌训练班，是血沃中原的艰苦年代里长出的一株劲草；是寒凝大地的救亡战线上萌发的一朵春花。我永远怀念它，永远怀念1938那闪光的年华！”（注：展新，原名展耀祖，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院。中国民盟成员，南京中学高级教师。）
父亲的回忆没有展新那样浪漫：“那次遇到红枪会，差点送了命。”红枪会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武装，有上千条枪。父亲说：“刚进村子，突然冲出一伙人，扎着红头巾，举着红穗子的扎枪，围上来乱刺。我一下子抓住刺过来的两支枪，撕扯在一起，没法子腾手拔枪。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这下可糟了。正巧路边有个两人多深的壕沟，就喊警卫员，快跳下去！在沟底，我们才得以掏出手榴弹，甩上去，炸得他个人仰马翻。上来后，一摸，脖子上全是血。原来，打斗时，背后的枪刺过来，我正巧低头，一枪就把头皮挑破了……”
“我把部队整顿得不错了，魏凤楼不信，非要自己检查一下。夜里哨兵问口令，他就是故意不答，哨兵就开枪了。他这才服了气。我说讲你不听，送了命我可不管。魏后来靠上了卫立煌，他要拉我跟他一起走，说卫立煌要给我个少将参谋长。这时，少奇同志从延安来了，决定还是让他走，我就撤回来了。”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们党是完全可以控制这支部队的，但刘少奇同志没有同意这样做。魏的背景、经历很复杂，对他的看法评价也不尽一致，像他这样的情况，在革命斗争中是不奇怪的。但要父亲跟他走，这未免过于荒唐。
第四次的折腾，就这样结束了。
时间到了1939年的3月。父亲离开延安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可他还是孑身一人。
4 殊途同归
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时间：1939年5月；地点：永城孙团集镇游击支队驻地。
党政军委员会是掌有地区最高权力的领导机构，它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彭雪枫——游击支队的司令兼政委；张爱萍——豫皖苏省委书记；吴芝圃——他是最早在豫东建立抗日游击武装的领导人。此时，他在党和军队里都兼有职务，任省委副书记兼游击支队副司令。会议由彭雪枫主持，他同时又是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主席。
会议主题：确定下一阶段的战略发展方向。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批判了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倾向。长江局一分为二，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和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1939年1月28日少奇同志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据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玉柱回忆：
3月，彭雪枫司令员派我到竹沟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工作，少奇同志指出了我们的缺点：“扛着枪要饭吃”。并指示：“迅速建立豫皖苏边区省委；对彭雪枫、张爱萍、吴芝圃三位领导同志的职务提出了建议。”（注：见之于《刘玉柱纪念文集》40页）
据父亲回忆：“少奇同志原来打招呼是要我到彭雪枫那里任政治委员，我是有些犹豫。……后来彭雪枫宣布时，我为豫皖苏省委书记。”
此时的彭雪枫，已拉起了5000人的队伍，下属三个团，除司、政、后机关外，还办了随营学校、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等。战史记载，1939年初的彭雪枫支队，已经可以抗击2000多日伪军的进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