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小屋和小屋的女主人，满目荒芜的戈壁变得温馨，我所做的每一份成绩都有她的一半功劳。
当我们面对今天灯红酒绿的城市喧闹，当我们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丰裕和舒适，我真的不知道现在的人们会怎样看待这位大科学家的人生。
根据钱三强的举荐，父亲特聘了程开甲。程开甲说，关键是机构和队伍。父亲说，那我们就说好了，现在就由你来组建这支队伍。
父亲回忆说：“看了程开甲开出的清单，我觉得从头来不行，时间太紧，赶不上了。必须利用现有力量，搬现成的。我说，你再开个单子，写明试验需要的东西，科学院哪些院、所可以搞出来，我去找张劲夫。你的任务就是跟踪落实。我用了一句四川土话：寡妇生儿子——全靠别人！”
我惊讶父亲居然会说出这样一句粗俗的话。但细想想，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发挥整体的力量，借助体制的作用，现在叫“搭车”，或者是什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反正一个意思。粗俗的话，我父亲讲过的何止这句。我听一位老专家说起过，他们那时为了熟练掌握操控设备的能力，经常组织演练。张爱萍心疼好不容易弄来的设备，就挖苦我们：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像峨眉山的猴子，光知道扒拉自己的儿子！这倒也是，既然是同一个意思，怎么表述还不都一样？
距和钱三强谈话的1个月零10天，11月26日，程开甲和于敏、陆祖荫、忻贤杰等，果然拿出了《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和《急需安排的研究题目》两份试验纲领性的文件。
程开甲说：“张爱萍是一位一诺千金、能干大事的领导人。原子弹试验的队伍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大将挂帅，一切很难如此顺利。”他和我父亲一样，也用了“挂帅”这个词。
靠寡妇生儿子的何止是试验基地。
兰州铀浓缩厂。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部领军人物的蒋心雄部长，当时就在这个厂的车间工作。父亲说：“蒋心雄和我说，关键在于一个塑胶膜，我说，还是那句话，寡妇生儿子——全靠别人。你就告诉我，什么地方能做出来。他说，目前还搞不清楚，但上海、天津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我马上找了这两个市，都是第一书记领受任务，召集专家，下达指令，后来还是上海先拿出来的。”
根据父亲回忆的线索，我查到：高压电雷管和高爆炸药是兵器部和兰州化学物理所拿出来的；原子弹装置的一个核心部件的制造加工是航空部一个工厂承担的；中科院数学所和计算所进行了计算方法的研究，物理所参与了理论设计；长春、西安光学机械研究所负责高速摄影机；气象局和大气物理所提供气象保障；水电部电力、铁道部运输、商业部生活物资、卫生部的放射医学和环境监测。所有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安全和保密，由公安部负责，挂帅者高仑同志为此立下军令状。不过在回顾40年前这段寝食难安的日子时，他却轻松地讲：“在楼兰古国遗址，我还捡到一个骨头手镯呢！”
据国防科委当时统计，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阶段，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方面，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参与。国防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机械部、邮电部以及航空、电子、兵器等国防工业各部，外加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防化研究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帮助解决了近千项课题。在中央专委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倾全国之力，一路绿灯，各行各业，大力协同，形成了旷古未有的万众一心、协同攻坚的局面。由此，从根本上加快了关键技术的突破，保证了核工业生产、建设和核武器研制任务的按时完成。
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时间表是：从1955年，地质队发现放射性异常点开始，用3年的时间提交出第一批铀矿工业储量，建成了重水研究堆和回旋加速器。从1960年4月，开采出第一批铀矿石起，两年后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重铀酸胺和符合纯度要求的二氧化铀产品。中央专委成立后，速度大大加快，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实现了整体聚合爆轰出中子的成功；3个月后，兰州铀浓缩厂首次生产出原子弹核装料高浓铀合格产品；又过了3个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核心部件。
一切就等待合适的时机了。
3 青山处处埋忠骨
父亲从事原子弹事业的时候，我还小，有关他和原子弹的故事，都是后来听到的。也许是原子弹那超出人们意想之外的巨大神威吧，和它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也都蒙上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第一颗原子弹，父亲他们称它叫邱小姐，这是一个密语代号。我后来向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旭阁问其缘由，他当时是原子弹试验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是密语代号的发源地。他说：“第一颗原子弹是在塔架上试验的，形状像个球，根据谐音，就叫它邱小姐。第二颗，形成了武器化，要空投，才造成炸弹状。试爆前，有一道工序，插雷管，代号梳辫子。”世上万事万物，原本无所谓美丑善恶，都是因为有了人，在人们不同的审美视角下，不同的心态和情感下，才会变得光怪陆离、美轮美奂。原子弹是个可怕的武器，但在中国的科学家和创业者们眼里，她却成了个有生命的含情脉脉的女孩子了。
当然，给邱小姐梳辫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海晏——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地方。
坐上刚刚通车的青藏铁路列车，出西宁约百公里，就到了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县。这是青海高原上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蓝天白云、荒草无际，有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的就是这里，第一颗原子弹爆轰试验基地就设在这个地方。原子弹和王洛宾的歌曲使金银滩扬名，前几年当地出了本杂志，就取名《金银滩》，他们请父亲题了刊名。
1992年基地解禁后，青海省军区作训处的同志陪我去过。当年的禁区，已人去楼空，一座座低矮的堡垒式的建筑匍匐在荒凉的地面上，暗红色的残垣断壁映入眼帘。这便是生产重水和核弹配件的工厂遗址，代号是“西宁100信箱”，为我国核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九院就在这里起家。“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年来到这里的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最多时达800多人，参加基地建设的解放军和工人达15000多人。现在这里已移交给地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基地，成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改名为西海镇。
要离开了，我回头瞻望，在父亲题写的纪念碑上，12个金色大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基地”在夕阳熹微中闪亮。纪念碑高16．15米，代表着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那一时刻：1964年10月16日15时。
王洛宾的歌唱到：“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在那个基地开始建设以前，二机部就在北京附近简易的棚子里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父亲奉中央命令去二机部调研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一系列部件的试制、试验工作。父亲说：“当时只剩下一个技术关键问题未解决，正在沿着两个途径研制，专家们认为这两个途径都有成功的把握。”核物理学家陈能宽回忆：“张爱萍和我们一起到官厅水库做试验，找来个铁桶，把手榴弹放在里面，用当年流行的话说，这叫土法上马。成功后大家兴致不减，一定要坐船游游湖，不想风浪变大，好不容易才回到岸上。张爱萍说，我站在这里都替你们捏把汗，几个大科学家翻了船怎么得了啊！”当年的艰辛创业，在回忆中变得轻松而有趣。
1963年春天，核研究所从北京迁出。在北京生活多年的科学工作者们，就要离开大城市到遥远的青海去了，李觉请父亲去做动员报告。
我没有找到报告的原本，也许当时就没有记录。但许多亲历者仍向我讲述了动员报告的大致内容，事隔40多年了，记忆犹新，只是每人的说法不一，可能是听的人心情不同，层次不同，存留的记忆也就不同了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是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多少年后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潮澎湃。
有人说：“我这才知道，大首长也很浪漫的。你父亲说，你们要去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地方。那里确实很苦，但绝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早在你们之前，就开辟了基地，在等着欢迎你们。你们这一代人，要亲手在戈壁滩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还有人记得是这样讲的：“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可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是大知识分子，将亲手放飞我们的原子弹！你们就像春风一样来到玉门关外，唐朝诗人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将永远成为历史。”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着名物理学博士陈能宽说：“我还从未听到过哪一位高级首长做过如此动人的演讲。永远忘不了这位上将把‘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改成了‘春风已度玉门关’。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鼓动起来了。当时我就想，这个将军不一般，不像我所接触过的某些领导，‘通不通，三分钟’，而是真诚、细致、入情入理。我相信跟着这样的领导，有干头。我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带着试验队伍，唱着歌、写着诗，来到大西北的。后来的实践，验证了我的这一感受。”
许多大科学家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动的，他们回忆时还能清晰的记得我父亲当时的原话：“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到处青山埋忠骨！”多么熟悉的语句。1964年，我参军。我对爸爸说，既为军人，就要誓死报效国家。我向他提了三个要求：一到有仗打的部队去，不当和平兵；二到先头连队，不在后方；三要到步兵班，刺刀见红。这当然也算是走后门了，属不正之风之列。父亲对秘书环克军说：“给军务部打招呼，就说，我支持这样的想法。今后凡有这样要求的战士，都可以同意。”当我来到担任抗美援越作战任务的部队时，接到父亲在大西北写来的信，几个毛笔写成的大字：
“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一个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知识分子，当我采访他时，他说：“是你父亲的一场报告，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这一呆就是30年。”
就在这以后，没两年，三线建设开始，山、散、洞，备战备荒；紧接着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回来的奢望都没有了。这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硬挺到80年代初。父亲出任副总理，分管国防口，开始着手整顿、调整“文革”以来处于混乱中的国防工业体制和布局，清还历史的欠账。征得邓小平认可和胡耀邦的支持，经与赵紫阳多次协商，讨价还价，才从当时极其有限的财政中，拨出一笔款项，逐步将长期奋战在艰苦地区的这批人陆续安排，返回他们在北京、上海的故里，算是叶落归根。他们现在的住所大多是80年代初建的小单元，50平方米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了，但和现在9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比起来，还是简陋、寒酸得多了。
后悔吗？我在采访他们时问。
“不！”几乎是异口同声。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呢？
“也许就不去了”；“也许还去”；“谁知道……”说法不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英雄观，社会因此而具有活力。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去重复上一代人的丰功伟绩了，但战争的轰鸣还在他们心中激荡，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蓝图还等待着他们去描绘。他们生长在一种得天独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年轻的心充满了人生的使命感，激动不安，跃跃欲试。
回头审视历史，总有说不出的歉意，但不知是在替谁。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离不开时代的选择。我和父亲谈论起这些献身于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时，他总联想到当年在华东海军时，受他影响和他一起创业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会若有所思，沉默不语，猛地蹦出一句话来：“陈老总当年就说过，不要让人家骂我们共产党是过河拆桥啊！”
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1986年6月邓稼先病重时，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闲谈中提到国家颁发奖金的事，许鹿希说：“人民币10元。”杨问：“不是开玩笑吧？”邓稼先纠正说：“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也许是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吧，1985年经济略有好转后，模仿社会上，专门经中央批准，破天荒地对两弹一星有功人员颁发了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怎么个分法？九院领导们八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当年那么多人抛家舍业地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啊！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没办法，九院自己又掏了十几万，按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邓稼先得到了20元。
这难道是钱吗？杨振宁当然会明白，这是共和国颁发给他侄女婿的两枚勋章！在许鹿希的家里，至今挂着我父亲为邓稼先题写的横幅：“两弹元勋邓稼先”。
还是在1985年，一次会上，我父亲遇到了多日不见的邓稼先，说你瘦了，气色不对，必须马上住院检查。邓还想说什么，我父亲这边已经亲自要通了301总医院的领导，从会场直接送邓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直肠癌，必须马上手术。那天，父亲拄着拐杖，在手术室外静候了整整5个小时。他批示：“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邓稼先去世后，父亲写了挽诗，其中有一句是：“踏遍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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