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向父亲核实过这个细节。他是在为曾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牺牲的这块土地的丢失而伤心呢，还是在为自己这时多么的无奈而悲泣呢？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只说了一句话：“粟裕同志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消息传来，我真为他高兴。可我每天只是头痛，痛得像裂开了一样……”我找到他当时写的诗《捷报》：“七战连捷敌难逃，运动战和游击战，胜券稳操。”日期是8月1日在淮安。他在病痛的折磨中，为战友七战七捷的胜利而祝贺，同时也为无法亲自去实践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主张而耿耿。
两淮失守后，华中党政机关后勤人员从沭阳方向撤至山东，地方人员因撤退不及遭受很大损失。我们也随父亲转移到临沂。不久，临沂也告急，组织上又决定父亲转道大连养伤。
这本不是他该去的地方！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面前的是关乎着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如果说，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还只是排练；到了解放战争，则是大戏开场了。经历了在分散的根据地上游击作战的共产党军队，今天，他们将整合起来，以野战军为单位，与这个18年的宿敌，进行最后的决战了。一场大兵团会战的宏伟剧幕已经徐徐拉开，刚刚被提拔到战区领导岗位上的他，本来是可以一展风采的，而现在，在大战来临之际，他不得不与老弱病残为伍，颠沛在后撤的路上。这对他，不仅是焦躁和苦闷，简直是一种惩罚，命运的惩罚！
这次负伤给父亲带来了终生的遗憾。整个解放战争辉煌的战史上，消失了张爱萍的名字。皖东北的大地啊，伴随着我的降临，带给父亲的却是灾难，难道冥冥之中，真的会有什么暗示吗？
4 我愿意为他做出牺牲
在浩浩荡荡北撤的人流中，有一副担架，抬着一个昏昏欲睡的伤员，他头上缠满了绷带，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伴随他的是他的妻子，怀里抱着的是他们未满周岁的儿子。8名警卫战士护送着，他们走得很慢很慢，匆匆而过的士兵们都好奇地回过身来，当他们认出担架上这个双目紧闭、昏睡不醒的人是他们的司令员时，他们向他致以军礼，然后又匆匆赶路了。拥挤的道路渐渐变得空旷，他们翻山越岭，跨河涉水，蹒跚而行，曾几何时，这个在江淮大地上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此时只能躺在担架上听天由命了。
淮安丢失后，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这个词了）先自蒙阴到临沂，然后过沂水、诸城、莱阳、烟台，从蓬莱登船，到大连。这一带，我后来在总参工作时，曾多次组织过实兵演习。这是当年华东野战军的主要战场，其实地形并不十分复杂，从苏北平原到鲁中南山区，仍属丘陵地，地势虽多有起伏，但并不险恶，用现代作战的理念来看，和我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并不是理想的战场。为此，我惊叹当年华东野战军居然能在这里纵横驰骋、决战决胜，消灭了蒋介石正规军和各种武装247万之多。每念及此，大有愧对先人之感。
妈妈和父亲同命运。
父亲负伤后，组织上明确告诉妈妈，把你的工作交代一下，好好照顾爱萍同志，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你今后的工作。妈妈回忆说：“听那口气，好像你爸爸已经永远是个需要照顾的残废人了。我真的不敢去想……”此时的父亲不过35岁，妈妈只有26岁，都是人生最灿烂的年龄。妈妈18岁离开了豪门之家，抱着“国家有难，巾帼不让须眉”的人生志向投身抗日洪流。当翻天覆地的时代大变革到来时，命运却对他们作出了如此残酷的判决，他们当真是会绝望的啊！
去大连这一路，她又要照顾担架上情绪不安的父亲，又要照看嗷嗷待哺不满周岁的孩子。父亲负伤后，妈妈一急之下没了奶水，我经常在路上饿得哇哇乱哭。走了一天的路，宿营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老乡借口大锅，熬米粉糊糊给我吃。米粉是她自己做的，先把米烤焦了，碾成粉，吃时加水搅拌熬成糊糊。妈妈说，我那时总像疯了似的，两个勺子都喂不过来。
从临沂往北是沂水，过了沂水就是敌占区，沿途有敌人的封锁线，碉堡、炮楼处处可见，鬼子和伪军拒绝向我军缴枪，等待蒋介石政府的接受和改编。听爸妈说，一路上大多是昼伏夜行。过封锁钱的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伸手不见五指，为了肃静，连马蹄子都用棉布和麻袋片包起来。人们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在这样寂静的夜晚，一声哭啼，引来了敌人，8个人的小分队是不堪一击的，何况沿途还有许多跟上来逃难的老乡呢。为了让我熟睡，行前特意用米糊子把我喂饱了。但临近村头时，我突然号啕大哭……真是鬼使神差！
每当父母讲起这段经历时，总会补上一句：“你啊！从小就让人闹心。”这大概也是种暗示，怪不得我这一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被视为是个不安定因素。
走了一夜的路，住下来，大家都能休息，只有妈妈忙着号房子、筹粮，与当地党的地方组织取得联系。再就是照顾爸爸和我，弄饭、换药、洗洗涮涮的。还要计划明天的行军路线，甚至给警卫班上课，给个别战士做思想工作。妈妈说我真是她的克星，夜里行军骑马抱着你，一颠就睡着了，白天大家睡了你就闹。为了怕我吵闹，总是抱着你到村头去哄，可你精神大着呢。她说，那时真累啊，一倒头就睡着了，就是在老百姓半尺宽的长条凳上也能美美地睡上一觉。睡觉时怕我乱爬，就像拴小狗似的，用绑腿布一头拴住我的脚脖子，另一头拴在凳腿上。
妈妈说，那时她什么愿望都没有，唯一的就是想睡个安稳觉。就这样，也不知熬了多久，突然有一天，她一点觉也没有了，困乏消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按现代医学的说法，大脑精神和情绪控制的记忆产生了，这就是失眠。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每晚她还是离不开安眠药。
战争中的女人啊！
大连，是座美丽的如梦幻般的城市，异国风情的小屋，栉鳞彼伏、依山傍水，比比皆是。在领略了幽美如画的海天山色之后，日俄战争遗留的碉堡、堑壕和街区深巷里破烂不堪、低矮潮湿的小窝棚，以及随处可见的和服、俄文招牌，似乎都在提醒人们曾经有过的殖民地的屈辱历史。
这是一座极特殊的城市，它的行政管理和政治取向也是多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连的行政权名义上归还给了中国，但实际上为苏联军队所占领。他们也奉行国际主义，同情中国共产党，暗中赞助并提供便利；但不允许中共进行公开的活动。应该说和平已经来到了这里，但就像所有经历了战乱的城市一样，秩序混乱，物资匮乏，粮食、药品、燃料，弥足珍贵。电力不足，电灯的灯丝总是红红的，像是烛火，在黑暗中仿佛随时都会熄灭。妈妈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就是烧开水，一个小小的电炉，在微弱的电压下，一壶水足足要烧两小时。临来的时候，组织上给了些大洋。随着战事越来越扩大，一些伤病员和领导干部的家属也陆续转移到大连，生活成了最大的问题。妈妈把这些大洋兑换成卢布，分给了大家。
父亲除了昏睡就是抱个收音机不放，是那种用干电池的像电台一样的军用收发报机，缴获日本鬼子的，一天到晚地听有关战事的进展。他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经常拒绝吃饭，成天不说一句话。后来，我听说脑外伤病人的特征就是脾气、情绪异常的焦躁和暴烈。总得要补充营养啊，妈妈是整天去弄吃的。有一次，好不容易搞了点牛奶，热好了端上来，好劝歹劝，不料父亲手一挥，就将牛奶打翻在地上，恶狠狠地说：“要吃你吃！”妈妈说，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默默地流泪。她说：“一个病人，你能拿他怎么办？”
“你爸爸总是头疼，他会死死地抱住自己的脑袋说，头要裂开了啊！疼得没办法时，就使劲往墙上撞……他整夜整夜没法入睡，全身疼痛，我就给他揉。祸不单行，你爸又得了急性盲肠炎。手术是个日本医生给做的，你想怎么能不让人揪心？可有什么办法，只能是硬着头皮看着他动刀子。我累一点没关系，就是担心。你想，四肢、五官残了，别人还可以帮一下，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脑子要是坏了，那可全完了，真就是个废人了。”
妈妈每到医院给爸爸送水送饭，把我先喂饱了，拴在桌子腿上。等她回来，我都尿得湿透了。
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日子。
妈妈说，在和爸爸的一次争执后，她冲出家门。她找到刘尹兰大姐，诉说内心的苦闷，求大姐帮她找份工作。她还年轻，她要革命，她不能把自己的一生糊里糊涂地葬送在这毫无生气的日子里。刘尹兰当时负责铁路医院的工作，作为女人，她能理解，说你就来我这里吧。妈妈把一切都收拾好了，亲了亲我，就带上了门，这一去，她真的不想再回来了。
她能走得出去吗？一个女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当她面对一个躺在床上受伤的丈夫，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儿子时，她能迈出这一步吗？在寒风中，除了无助的失声痛哭外，除了默默的叹息自己的命运外，她还能做什么呢？妈妈说，她就这样，一个人沿着岭前的那条小路走了很久很久，前面就是大海……
从此，她就不再去想了，不再去想未来，不再去回忆少女时一切美好的梦境。她将她的青春和对未来的憧憬，“葬送”在陪伴病中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的漫长的日子里了。
当我长大以后，当我也恋爱，当我也有了爱我的女人的时候，我才慢慢地搞懂，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杨纯为什么会离开他。据杨纯的密友，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回忆，她们之间就杨纯的第一次婚姻曾有过一段对话：
“我的婚姻解体了。”黑暗中，杨纯静静地说。“为什么呢？”唐棣华轻声地问，她忽然间为自己忽略了好友的情绪而自责。“因为我还没有学会为他做出牺牲。”……（注：选自《一个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199页）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能让爱他的女人为他做出牺牲的；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甘于为她们所爱的男人去牺牲的。
这应该是什么样的男人，什么样的女人呢？
妈妈比爸爸小9岁。爸爸出身在四川东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家境并非富庶，他种过地，放过牛。
可妈妈就不一样了，浙江宁波镇海的小港李家，可是个了不起的名门望族。到了我外公那代，正是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中国大门的时代，伴随而来的是西学东渐。外公李善祥，性格开朗，敢闯敢干，思想新潮。年轻时接触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是一个实业救国派人士。小时的娇宠，使他养成吸食大烟的恶习，参加革命后，决心戒烟救国。他把自己捆在床上，责令家人无论怎样都不许松绑。现在人们常说戒烟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我外公就是登上了这个青天，戒掉了大烟。我外婆出身贫寒，但我外公破除门第，硬是迎娶了她。外婆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作风，真诚善良、助人好施的待人态度，立马引起了李家长幼上下的尊重。她的到来，在这钟鸣鼎食之家，犹如刮进一股清新的风。外公当年是镇海地方长官，为破除旧习树立新风，自己剪掉辫子，让外婆剪成短发，挎着胳膊在镇海街上昭然过市，看热闹的人群，一时沸沸扬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观念很超前了，比比老一代人，这种向社会世俗挑战的勇气，我们可差得太远了。
外公后来去了东北。他办农场，建果园，以实业救国。后来又开办学校，提倡耕读，教育救国。1931年，“九一八”东北沦陷，日本人要他出来做锦州地区农会会长，像他这种人怎么可能去给日本人干这种事呢？他流亡逃回到宁波，“八一三”上海抗战，他出资在家乡成立了一支抗日救护队和一支救亡宣传队。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使妈妈与生俱来的具备了许多特质：家境富庶，因此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学识丰富；外公是个社会活动家，且思想激进、新潮，妈妈从小跟着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具有革命倾向；在大家族中，我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妻子了，这种多少带有“庶出”色彩的背景，使妈妈待人处事纳敛、通明、周全；在家她又是大姐，下面一串弟妹，加之外婆是穷苦出身，从小要替母亲分忧，早当家，明事理，能吃苦，养成办事沉稳、练达，极善于和周围融洽相处。这些家庭给予她的特有材质，使她一踏进革命队伍的大门，便迅速崭露头角，受到多方面的赏识。不像我爸，他的那个脾气、秉性，只能靠自己一路打拼出来，不到危急时刻和用人关头，没有人会理睬他的。
“八一三”日本鬼子攻打上海。外公把妈妈和我阿姨、舅舅，连同李氏家族里的许多年轻人，以及他的学生，一行十几个人都送往抗日队伍。我妈妈那时也才18岁，但论年龄是大姐了，该她带着这帮弟弟妹妹们闯天下了。一开始他们懵懵懂懂地进了浙江青年战时训导团，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来发现国民党不是积极抗日，于是就相约逃离投奔延安。他们利用星期天休假，跑出军营，乘船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一心要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但被周恩来说服了，来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我妈妈回忆说：“我们异口同声要去延安，不去皖南，周恩来说，八路军是哥哥，新四军是弟弟，弟弟要成长壮大，需要你们。”许多老同志后来见到我妈妈，开玩笑说，幸亏听了总理的话，要是去了延安，就凭这段经历和出身，肯定逃不过康生的“抢救运动”。
妈妈在新四军军部搞速记，很快展现才华，在同期女生队里成为佼佼者，担任了速记班的班长。我没有学过速记，但听妈妈说，真正掌握这门技术是要下工夫的。她说，她做的记录可以一字不落，甚至包括讲话人的习惯语句和口头禅。真是个录音机！不，比录音机还要强，因为整理编辑出来的稿子，比原始的讲话更精炼、更具有逻辑性。这就要靠记录人的文字功底了。现在保存下来的许多领导人的讲话，周恩来、刘少奇、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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