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又你看我，我看你。美术馆门口有一棵大树，风一吹，树叶像眼泪一样纷纷落下。有一片树叶“啪”地在他脸颊上碰了一下，坠到他脚边。他伸手摸摸面颊，低头端详那片树叶，说：“不好，被打了一记耳光。”我抖着肩膀，哧哧直笑。树叶继续像眼泪一样落下，沉重而无力。
A本来是五点钟就说要走的。一拖，拖到了六点多。他打电话回家，家里没人，他就不急了。他说他要坐的车已经没了，我说你坐的车怎么那么差劲，他说那我也没办法，坐地铁吧。地铁里灯火通明，太亮，太干净，有又冷又硬的空气。我说我讨厌地铁。他说我喜欢地铁。我看见他抓住车厢里扶手的认真样子，很想笑，可并没笑，只是一直叫：襄没城，襄没城！“襄没城”是他的名字，起得很差劲，据说是他爸爸翻字典懵的——每次遇到新老师，他都要说明自己名字中间那个“没”读ｍò不读ｍéｉ。我故意作怪，叫“襄ｍéｉ城”，他就不理我。出了地铁站，我说你干脆再陪我走一站路好了，到站头，你乘车回家，我七点要补物理，也在那里坐车。他拖长声音说，不——行——的！最后却还是陪我走了：我说：“所以我讲你心肠好。”他说：“心肠好的人都该去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真的走了八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在车站上，A对我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么好好找一个地方，做做功课，不要总是这么浪费时间，不要总是叫襄没（ｍéｉ）城出来陪你荡。”他又说“荡”。他又说“荡”！我知道他这样说，是真的叫我不要百无聊赖，不是怪我拉他出来。可我就是痴爱走路，有时一个人，有时找一个人一起。而且我并不百无聊赖。我甚至想问他，他难道真的不喜欢美术馆门外的大树吗？
那棵大树上的叶片簌簌落下，像乱纷纷的眼泪。可我个人认为，那天绝不是秋天。那么，叶片怎么会那么猛地落下来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它们千真万确是落下来了，落在A和我的脚边，像最伤感的眼泪。
也许因为走路走得太累，晚上我总会梦见一棵大树：在微风中，绿得发亮的叶片像人的眼泪一样，纷纷落下，纷纷落下，纷纷落下，落下，落下……
高考后八个月（1）
那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也许没有我说的那么久，只不过是感觉上的久——感觉上是真的很久很久很久。我在食堂里猜疑着自己为什么那么爱走路的那个时候，离现在遥远得就像南极点一样。我现在自然是比高中里那会儿悠闲多了，可真要说大学里有多么幸福，倒也没什么可说。
我还是一个痴爱走路的人。我个人认为，至少此生此世，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了。A说我最近走路的姿势比起高中里那段时间来正常了一点。我一听很气，问他凭什么说我以前是不正常的。A说，你不要以为我总是故意惹你生气，不是的。我说，呸，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总是在献爱心，不是的。A噎了一下，说，你不要学我说话。
我们这样说着话在我的大学校园里走，（“我的大学校园”——听上去好像很阔气。）经过一个篮球场。刚刚过了正午，冬天的阳光亮得像夏天。篮球场上有两个高个子男生席地坐着，腿叉开，脱了鞋，脚底心对着我们，棉袜子还木头木脑地竖在鞋子里。不大有人会公然对我出示脚底心的，所以我看了有点感激涕零。A在旁边，好像知道我想什么似的，说：“他们不是给你看的。你别乱想。”我转身做了一个踢他的动作，他没有躲闪，像那两个男生的袜子。每次他摆出这种金刚不坏之身的样子来，我心中都不由恨恨。可是在嘴上，我却说：“襄没（ｍéｉ）城，我爱你。”A灿然一笑道：“你不必勉强。”
我们经过那两个英俊少年的篮球场。阳光罩着他们，好像把他们烙在了一个金色的大盘子上，做成花纹。整个世界都有种变软溶化的感觉，看上去恍若童话。我说：“襄没城，我们怎么会在一起了？”A说：“不是你叫我来看你吗？所以我就来了。你给不给报销车费？”我不响。忍了一会儿忍不下去，说：“你明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A叹着气说：“自从高考结束，你就越变越聪明了。”我说：“你变笨了。”A说：“不是。我不是变笨。我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
从前A也常常说，我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聪明。可是这一次他有点像不愿意同我多闹的样子。我没讲出来。我知道A是一个大好人。每隔几天就坐车一小时来看我，他有点累了。我想，假如哪一天我们厌倦，分开，那只能怪我们所在的两个大学离得实在太远、上海这座城市实在太大、交通线路实在太复杂，只能怪人是那么容易就累了不愿意动了。我这样想着，并没有好过一点。我告诉自己说，这大概是因为我不想和我的A厌倦分开。于是我就去摸A的手。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原来他把手插在裤袋里。
这个时候我们在河边的一条路上走，A指着对岸的灰色建筑物说：“那是哪里？”我说：“体育系。”A说：“为什么体育系要在河边？”我说：“不知道。大概体育系的人力气大，抢得过别人。A笑笑，自言自语地说：“咦，我们学校的体育系在哪里？”我们走过了一棵又一棵水杉树，我一棵接一棵地拍着按比例大约是树的腰的地方。随后我说：“水杉树到了晚上就都像一个个鬼一样。”A没有睬我。我又说：“高中好还是大学好？”A想了想，很久不说话。我伸出另外一只手去拍他的腰，他就和颜悦色地笑了，还是不说话。我说：“喂，喂，喂，喂。”他一个人在那里想了又想，一边想一边笑，从路的这一头想到路的那一头，又想过了一座桥，随后说：“没有什么好不好的。”
我去勾他的手臂，说：“那么我呢？我是在高中里好还是在大学里好？”他笑起来，看着我——他的目光老是在我的眉毛和眼珠之间游移。“你啊，”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说，“你也是没有什么好不好的。”我说：“屁！”他镇定地说：“是的呀。屁就是很难讲好和不好的。”
我大叫。天边一朵云，被我叫裂开来了。
我在A那个大学的校门口，可是我并不是来看A的。好像我每次到A的大学都不是来看A的——这里有太多我的中学同学了，多得我都来不及去看看A。
我站在校门口左面那个邮筒旁边，东张西望。我在等C。C是一个男的，也是我的高中同学，过去和A很要好。校门口有许许多多的人和车，所有人都是一种慌乱的样子，在走出走进。还有几个保安人员站在当路挥手，可是没有人听他们的。我数了一会儿，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几个保安——你永远也搞不清楚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警察、保安，真是伤脑筋。总而言之，我长时间地看着校门口，看得久了，简直以为那里是全世界人最多最乱的地方，于是我心里就很烦，只好转过脸去，看两个人打投币电话。
那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可是电话机庞大的身躯挡住了他们，让他们谁也看不见谁。他们都在打很长很长的电话。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像商量好的一样，一会儿你变姿势，一会儿我变姿势，轮流变。然后其中一个人挂了电话四下环顾，看见了我，就走过来问我换一元硬币。我说，我不能换给你，我只有一个。说着我就把仅有的那个硬币掏出来给他看。接着我说，要不然这个就给你好了。他赶忙说不用不用，只有一个也不够。我说，那么你去买样东西，找一点。他笑了笑，对这个建议似乎不甚赞同。他说谢谢，转身苦闷地走了。
这时突然有个人拍我的肩膀，扭头一看，不是C，是A。A说：咦，怎么在这里？我十万火急地说，你有没有一元钱硬币？他说有。我说多少多少？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硬币来。我连忙大声叫那个苦闷的人回来，把A的硬币换给他。那个人已经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在公交车之间飘忽不定，我叫得声嘶力竭，他才听见。等他又跑过去打电话，A说：“你这算什么。”
高考后八个月（2）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算什么。我说：“我等张斓（C的名字），你陪我等吧。”A看看表，说：“我只能陪你等一刻钟。我要去做家教。”我笑起来说：“你做家教，怎么我不知道？”他说：“第二次而已。寝室里一个人不做了，一定叫我去做。小孩是蛮好的。”他一直在看校门对面停的一辆大巴士，半晌，指着它说：“会不会在巴士后面？”“没有。我看过了。”我说。
我和A站在校门口，一起等C。A开始说C如何会放别人鸽子，历数C放鸽子的罪状。他说的时候，把手放在我后颈上，说到中间，突然停下来问：“脖子那么空，冷不冷？”我说：“习惯了。说下去。”他就说下去，手没动。傍晚这个时候，不知从哪里出来了许多风，连夕阳也是冰红色，很快很快就化成冰蓝色的一大摊，没办法收拾掉。大家都结冰了，包括我。不过我的脖子后面是巴掌大一块热乎乎的。风吹啊吹啊吹。我听着我熟悉的A的声音，默默想，这一刻我一定要永生永世记住。
A陪我等了二十分钟，来不及，就走了。走以前，他掏出来一块很大的白手帕，系在我脖子上。我说：“这算什么？”A笑眯眯的，说：“幸亏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就走了。A走之后一分钟，C从校门里面跑出来，大叫着：“表停了。对不起哦！”
C跑到我面前，喘着气说：“对不起对不起！你等了多久？”我说：“没多久。”C带我往校园里走，在前面回过头说：“我想你要杀掉我了。真是对不起。我跑出来的时候，一直想怎么办怎么办，即使你要我的头，我也肯的。”我在他背后穷笑，笑得脚发软，走不快，他走得特别快，又不停地回头跟我说话。突然他回头指着我脖子上的白手帕问：“这算什么？”我说：“啊。”就把手帕摘下来塞在口袋里。
C的寝室在学生公寓顶楼。在楼梯上，他说：“六楼走起来太吃力了。”又说：“咦，今天怎么这么清静，一个人也没有。”走到他的寝室，一开门，他重复说：“怎么人也没有。”一个人在房间深处咳了一声，我们走进去一看，是C他们寝室卷发的Van。我说：“Van在。”Van看到我，点点头。在他的写字桌上方贴了一张法国地图，看得我开心得要命，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好在心里蛮佩服他的。Van在放音乐，一个有点鬼气的女声充满了方块的房间，然后他在音乐里做事情——感觉真好。我说：“这是什么音乐？好听。”Van说：“MONO。”
C说：“没什么东西招待你。”我笑笑。我在看Van的微型音响，心里羡慕了一百遍。Van抬头问：“喜不喜欢？”C插进来说：“JVCUX…7000。我眼热死了，他不肯送给我。你要是做他的女朋友，大概他会送给你的。”我伸腿做个踢C的动作，说：“屁！”Van笑笑。
C也走过来，看Van摊在桌上的书。Van问：“看过没有？”C茫然道：“什么？”Van就把书的封面翻过来给他看：邓小平理论。C说：“干什么要看？”Van说：“今天考试呀。不会吧，你忘了？”C跳开去，叫：“啊，不可能！”我插进去说：“你们怎么开学才一会儿就考试？”Van接口说：“这个老师是怪路道，隔几个礼拜就考试，每次考试都要算分数，期末考么没有的。”C很懊恼的一副样子，附和着Van说：“是的呀。早知道就不选修这门课了。”我大笑，说：“好，你完蛋了！”Van说：“晚上6：30到8：30。”C问：“开卷闭卷？”“开卷。”Van回答。C听了，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说：“还好，还好。”走过来问我：“怎么办？”我瞪着他。他站不定坐不定，房间里来来回回，最后从书架上找到邓小平理论的书，说：“我们去找刘舒美。吃饭还是来得及的。”Van说：“嗯，你不错。”我对C笑，又对Van笑。真糟糕。
走在楼梯上，C说：“还好回来一趟，还好Van和我一样选修邓小平理论，否则死定了。”我说：“你怎么连考试也搞不清楚？”他笑道：“选修课随堂考，乱七八糟，谁搞得清楚。我今天本来还想逃课的。”我们说着话走出C的学生公寓楼，迎面许多人进门，我随便看了几眼，说：“你们这里的人怎么都那么难看，真恐怖。”C说：“你看惯了我，当然觉得别人难看。”我笑笑说呸，又说：〃Van好像很灵的么……他干什么起个名字叫Van？”C指给我刘舒美宿舍所在的方向，一边答道：“上网用的名字，他自己喜欢。是法文。法国狂。”
我给刘舒美的代号是B。她在高中跟我最要好了。从前她常常批评我“不三不四”，又骂A是“不阴不阳”。我就不知道自己怎么不三不四，A又哪里不阴不阳。不过我还是跟她非常非常要好，因为她做人真的一点也没有不三不四，很大方很灵的。我们在女生公寓楼下面打她的电话，把她叫下来，劈头我就告诉她C忘记考试的事情。她盯着C笑，说：“你怎么连考试也搞不清楚？”我说：“我刚才也这样问他。”于是我们一起笑了C一通。
我们说，吃饭。三个人走到学校后门去。后门那条路很热闹，颇有以前我们高中附近那条马路的风范。B指着一家店说：“喏，这里——黑店。上次我和同学在这里喝咖啡，被斩得差点失血过多而死。”
我们走到黑店隔壁吃盖浇饭。C说先吃饭，等他出来再吃点好的。我说：“什么叫出来？”B说：“就是考试完了放出来。”C笑看B，说：“嗯，还是舒美了解我，不错不错。”他先替我们一个个把一次性筷子掰开，随后翻开他的邓小平理论书，说：“让我来先看看。”说着就把鼻子凑到书上，嗅了一会儿，抬头问：“你们知道什么是三步走理论吗？就是先解决温饱问题，再奔向小康，最后走向现代化。”
高考后八个月（3）
我说：“那么现在我们先解决温饱问题。”C说：“等会儿8：30我们去奔向小康。”B说：“那么现代化呢？”C用筷子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