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注意我……我的胸部急促地起伏，厌烦、粗野与愤怒，就像毒蛇一样在我内心交织、缠绕、扭动。
“狗日的！狗日的！”
我嘴里变得恶毒无比，内心在大声地呐喊。
那熟悉的人影离我越来越近！在空旷的街巷里，他就像一只横行的螃蟹走在街上。我朝自己手掌心啐了口唾沫，就朝那影子慢慢地移了过去……我的手掌在悄悄地发着力，我充满幻想。我相信我重重的一拳会电闪雷鸣般地伸将出去，为朱良那一巴掌复仇雪耻……影子，离我越来越近，我胳膊上的肌肉在收缩，硕大而横行的影子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的手掌心沁出了汗，汗水一滴一滴地激励着我。巨大的激动和强烈的不安，愈来愈沉重地压迫着我，我的心燃烧了起来……我能看清钱局长那永远消退不了的红晕的脸、酒糟的鼻子了！我的眼睛喷出了火……
“小伙子，吃饭啦？”突然，钱局长笑吟吟地问。
“我，我……”我愣住了，左右张望了一下，四周没人，他是在和我说话。
“你出来散步？你和朱良是朋友吧？”钱局长问。
“是！”我身子摇摇晃晃，凶巴巴地说，“怎么啦？”
“他怎么就那样经不得事啊？谁说他考了第一？想当然啊。”
我嘴里直打哆嗦。
“可惜了一个好小伙子啊！”钱局长叹了口气，“早晓得，我也不该那么冲动！……”
我一听猛然怔住了！舞起的拳头在空中突然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很快，却诡异般地定格、停住了！怎么啦？怎么啦？我怎么啦？我心里质问着。接着，一口唾沫在我的嘴角却化成口水流了下来。忽然，我两眼发黑，眼前的一切在面前旋转起来，我攥紧的拳头慌乱地扭成一团麻花。
“我，我真的无用！”望着远远走去的身影，我一下子瘫了！
尾声
我说过，在那个紧张而冰冷的空气里，我在小木楼里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夏天。
夏天终于过去了。夏天过去，我也搬出了那座小木楼——这当然归功于唐姣。唐姣说，自从那回在舞厅里见到我，她就一下子“看”上了我。我不知道她看上了我什么，但还是和她结了婚——我做了唐姣家的“倒插门”女婿。再后来，唐姣由于工作调动，我随她又不停地搬迁，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结婚生子。我知道，我是连拳头也握不紧的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但世界上这样的男人远远不止我一个，我过得窝窝囊囊，却也心安理得。
夜深人静时，我常常失眠，我忘不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理想和自己曾做的梦，尽管那理想与那梦的色彩实质上是一样的斑斓与渺茫，任我怎么抓，也抓不住。但在那时候，我就会想到陈青黄，想起陈青黄临走时跟我说的一番话：
“你真的甘心这样过一辈子吗？”
“我还能怎样？”
“这不是你想说的！你把你自己弄得太苦，你知道吗？你应该不是这样！你不能天天打麻将，这样沉沦！”陈青黄说，“你不敢爱，不敢恨，你说的不是你想说的，你做的不是你想做的。直到永远，你都是这样！可是你不该这样！”
“我知道。”我说，“这是命！”
“命？最大的命就是你自己！你是自己在杀自己。你掩饰多了，你的激情就会消退！我只说这一句，你爱听不听！”陈青黄最后说。
我无言以对。
但我终于还是离开了那个小县城。临别那座小县城时，我和唐姣一起去县精神病医院看了一回朱良。朱良被养得白白胖胖，他已经不记得小木楼，不记得章回、陈青黄，也不记得我了。他只记得吃饭，而且一定是大米饭，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另外，我所做的一件很伟大的壮举，就是央求唐姣一道，去看了看曾经埋葬我们青春与理想的那座小木楼。只是那小木楼已拆毁了，月光下，来不及运走的木头和砖瓦还凌乱地摆在那里，小木楼成了一片废墟。
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我似乎感觉我只是做了一个梦，一个被时代无端延长了的青春期的、苦涩的梦！
“梦里的事哪会都真实？”唐姣说。
可为朱良、为章回、为陈青黄，更为自己，我还是牢牢地记住了这个梦。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个——我不瞒你。
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
写这种叫小说的文字，我感到内心的一种满足。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自己的散文写作很不专心。实际上，写散文已让我的情感得到很好的宣泄。很久以来，散文一直都被边缘化着，或者说在大多数时间里，是处于散文者们自己制造的喧哗与热闹的虚幻里。写散文，当然有很多的成就者，而我自己也有很好的主张和看法——但我不想否认，散文的确是我在日常壅塞的生活里，为生计奔波忙碌的当儿，排解心灵苦闷的一种出口。庆幸的是，自觉由于对文字的敬畏与认真，散文并没有成为我追求一些美丽事物的障碍。很长时间，它还是缓解乡愁和直面现实的一把锋刃。
我已经喜欢上了这把锋刃。
但我是写过小说的。至今我还记得20多岁时，在省报发表第一篇小说时的那一份欣喜。在上个世纪文学异常火爆的八九十年代，我在家乡的县城里工作，由于在当时的《希望》《青年作家》《百花园》上发过一两篇小说，还被朋友邀请办文学社、编民间文学报刊小说。家乡文学圈子里的朋友，也都把我视为“写小说的”看待，备受小说者身份的荣光，经常与朋友们一起伴着香烟和啤酒，彻夜不眠地谈论小说的什么先锋、现代派……过的俨然就是一种少年轻狂的小说生活。
县城生活的单调与沉闷，时间的悠闲与无聊……一个胡思乱想人的大脑和空间，正好就可以让小说的想象不断填充。回想那时我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聊以慰藉自己孤独可怜的心灵。生计的苦恼是渐渐长大才日益严重地到来。但这期间，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我由一个小城的小职员突然变成了一个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人”——自己内心惶恐，却可以让别人羡慕；在别人眼里有着优越感，自己却充满了失意、卑微与尴尬的人。这是一种角色。这种角色只有靠不停地如转陀螺式的工作，内心的焦灼与自卑感才能得以消解。不幸的是我的这种焦躁感，并没有因为企图拼命工作而遁失，相反它还日益加深，成为我的一种“形象”和旁人眼里的沧桑。
我很多的写作可能就与当时的环境有关。
我那时上班的单位在一座临街的二楼上。一到下班时间，偌大的楼房人走楼空，空空荡荡。而对面的街道上一家小饭馆却适时地响起萨克斯的音乐。萨克斯本就是一种极其孤独哀伤的乐器，况且，每天傍晚它重复播放的就是《回家》。回家。回家。《回家》自始至终地浸透了无与伦比的经典的孤独
和哀
伤，如水一般覆盖了我的头颅，让我颇有“游人一听头堪白”的凄凉。每天听着这支
乐曲，我就仿佛虚脱，走向了不可预知的人生。特别是那声嘶力竭之后，一段低哀的抽泣，总有思乡的情绪裹住整个的身心，产生无可名状的自怜。有一种“吹向别离攀折去，当应合有断肠人”的辛酸。其时，我对自己的生活一天也不习惯，莫名其妙地有一种“众叛亲离”的危机感。幸好这种境况转瞬即逝。很快，本着对生命负责任的态度，我不再胡思乱想，而是选择了写作，选择了在《回家》之中的散文写作，及早地解决了我生命中身心游离的状态，使情绪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松。心地澄明。
周边的现实世界与小说一起发生变化。作为一个被人称是“写散文的”，我当然远离着这些变化，但作为一位编辑，我似乎又时时刻刻感受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气息，并与之一起焦灼与思考，痛苦、快乐和喜悦。唯信禅师说：老僧30年前来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得个体歇处，依然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当然表明我们不仅带有正常秩序认知世界的方式，也有个人主体经验认知世界，和至少是超越经验的内心顿悟的境界。我相信，小说者把握和正在寓住的境域，就表现了小说者某种人格与艺格所达到的境界差异。绝对与形式无关。但既然有“得个体歇处，依然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形而上存在，相对应地，就应该有一个小说者能够预见的创作空间。民族的性格与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也有理由和资格同情与宽宥一个个具有个性的艺术塑造。基于这一点，我对一切小说家的劳动都充满崇敬与钦佩。
写小说需要定力。关于定力，我一直幸运地与小说家刘庆邦先生工作在一起。早年，他与我们一起，置身在一间有着四五个人的大办公室里。那里电话铃声此伏彼起，忙忙碌碌，他就在自己的桌上写小说，如老僧入定一般。后来，我俩一个办公室，我的电话多，又喜欢手不离烟，屋里烟雾缭绕。但他一进门，放下自己的军挎包，趴在桌上写小说，弄得我心里过意不去，他却泰然处之。读过他小说的人都知道，那些年文坛上派别繁多，一阵风接一阵风，一个浪接一个浪，但他从不追风逐浪，如一位钓者，只钓自己的一尾鱼，又仿佛一座智慧的岛屿，只生长自己的植物……我以为，他小说的魅力愈久弥香。
私下里，我多年来一直认为：我在用说得清的事情写散文，说不清的事情写小说。但世上偏偏就有许多想不清的事。写着，写着，一些说不清的事情就进入了我的散文，当一切的事物都可以用想象抵达，就让我在有一天突然感到了惶恐不安。也就在这时候，身边的一些朋友便觉得我可以写写小说。还终于有一天，我的朋友、小说家荆永鸣发话了：“你应该写写小说！”
于是，就很一脸的惭愧。但也很受鼓舞地重新拾起了小说。随着小说的写作，我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家乡的小城。小城的安静、闭塞与沉闷，我青春在乡时耳濡目染的忧伤与无奈，以及夹杂着一种淡淡的浪漫情怀，便在我的思绪里不断萦绕，让我缅怀。至于《白色雷》，那是去年伴随儿子高考时在老家写的。那里，有我对我们所居的生活环境，生活里一个小人物心灵挤压的同情与理解。我努力还原了本身的生活而无法展开。
生活本身的精彩与小说的无力，足以让人心存感慨。
克罗齐说：“艺术的全部技巧就是创造引起读者审美再造的刺激物。”我很欣赏。我还欣赏的是随着小说写作，使我找回了我当年写作小说时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让我有一种久违的满足，仿佛得到一种训示：
那就是——我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