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堪称大笔、卓识、奇文、宏论。此序，以“哭泣”为文纽，为句眼，
而展示了他的性情、心灵、志节与气概。他的奇论是如此地惊世骇俗。他以
为：——
① 原著正集、二集、外编之外，今又有作者之孙刘蕙孙教授代作《补编》，即自二集第九回后续补至第二
十回结束。
②
原二集第六回后，写及梦游阴曹地府，意在讽世（劝善惩恶），但写“阴间”治罪“酷刑”，笔致过实，
而意味无多，与作者风格不甚一致。疑出他人代笔。如系刘氏原文，则实为不足取之败笔部分，难免宣扬
迷信之嫌。此为疑点，尚不敢断言。
比如牛马，生来最苦，食草受鞭，辛酸劳作，可是它们不会哭。而猿猴
能啼，“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肠”！盖猿猴与人之性最近之故也。
是以哭泣乃是人的灵性的一种表现。
他因此说：唯人有灵性，“灵性生感情，感情在哭泣”。如此论证者，
已经很是警策了。但他又进而指出：哭有两类，一类无力，一类有力；前者
如小儿争物、失意之哭，是无力的，而后者则如杞梁妇之哭倒长城，舜湘娥
之哭成斑竹是也，是有力的。复次，此有力类之哭，又分两种：一种即以哭
泣为哭泣，而另一种却以文学为哭泣；前者力犹弱而其行也不能远，后者其
力劲而其传也永久！
——论述到了这个层次，他才庄严地引列出了中华的几位最伟大的文学
家：屈大夫以《离骚》哭，漆园叟以《庄子》哭，太史公以《史记》哭，杜
少陵以诗哭，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以《西厢》为哭泣，
而曹雪芹则以《红楼》为哭泣！
有人可以提出批评意见，说这种文艺理论观点太消极悲观了，与我们的
时代关系太小了——这实在只看到了事情的最表层。如果论事不能脱离开历
史背景，时代环境，那么你就会惊讶，刘铁云能发此论，却正说明他是一位
具有卓识的非凡之士。
犹不止此。他指出的“灵性生感情”，那感情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试听
其言：——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
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
之作也。”对于我们今日纪念他的人来说，这话就异常之重要了。只看这段
话，也就明白，他讲哭泣，一点儿也不是什么消极悲观，真是适得其反。刘
氏的用世之思想与志向，正是构成他的小说的质体。
刘氏在当时是个极先进的改革派政治实行家，是个“新派”，他的主张
如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有识见的主张与计划，都被守旧派视为邪说，诬为
汉奸。他的关心水利治河，他的愤恨酷吏害民，也都冶铸成为了小说的情节
内容，——其实，他把老残托写为一个游方郎中（走江湖闯四方的巡游医生），
其中正包涵着一个“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信念，安心立意要治国救民，
为群生疾患解除痛苦。
由此可见，他倾注于小说中的感情，并非“闲情”、“艳情”之类（当
时小说界流行的），而是一种至为复杂、至为深厚的感情，高层次的诸种感
情：由身世到家国，由社会到种教。“种教”者何？我妄拟大约接近于今日
大家都谈的民族文化者是。
以此心此志，此感此情来写小说，自然与当时为了“博数十金”的利薮
观念者的作品不同，自然不会刹那即无人再问了。
但是，从文学角度来思索问题，有一点特别引动我的心绪，即：他的自
序虽然列及了从屈原以下的多位伟大作家，而全序却是以曹雪芹的《红楼梦》
为之结穴的！这实在是应当着重研论的一大题目。
由于天资秉赋的超常卓绝，刘铁云对小说《红楼梦》的理解认识是远远
胜过当时一般文人的。曹雪芹著书的总纲领与大主题是八个字的谐意隐语：
“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这表面只是赞茶酒之美的词句，实际则是为
普天下女子痛哭而悲悯，“窟”谐音哭而“杯”谐音悲，这个奥秘，是他在
自序中第一次为人们揭出的！如果未忘记这是一百年前脂批本《石头记》早
不再流行时的事，那么你就会醒悟：这真是一桩了不起的文化误解和心灵投
契——因为，时至今日，有不少人还是看不到雪芹的这一博大无俦的精神境
界，而仍以“哥妹爱情小悲剧”来作为评价和赞美《红楼梦》的唯一“标准”
与“理论根据”。对比，回顾，“反思”，就实在不能不承认刘铁云的超乎
时代的识力了。
他的自序竟然是这样结语的：——
“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天下千红，人间万艳，
必有与吾同哭同悲者焉。”我们略知一点儿清末政局国势的今日读者，未必
完全领会与赞同他的这种身世家园的感情的基础观点，但从社会的与“种教”
的感情上来论事论文，不也是能够引起深衷极大的共鸣与钦佩吗？
《老残游记》绝不同于晚清出现的那种“谴责”、“暴露”的小说。它
是一部内涵丰厚的综合性作品。它受前人小说的影响，我们是可以追寻痕迹
的；但我却强调一点：刘铁云所受于曹雪芹的影响，至深且钜，也许是超过
了所有别的说部名著的。
这表现在，他于国计民生的主题中，却夹写了几个异样的不凡的女子。
他写的女子，是前人没写过也写不出的，是一种“崭新的类型”。这当然和
他的妇女观是密切关联的——这就须饮水思源于雪芹的《红楼梦》。
中华人的历史妇女观，是我们文化史、文学史上的一大课题，比如若能
单从历代小说戏剧中写妇女的系统研究论述，也将会是极有价值的学术著
作，可惜至今未见其书。简单地说：截至曹雪芹写书，他的妇女观与表现法
开启了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化。作《儿女英雄传》的文康，竭其才思，意欲与
雪芹争胜，才写出了一个“十三妹”何玉凤——她不凡，可佩，可慕，在文
康心中目中那是绝顶理想人物了，再也难有超越者；但试与刘铁云写出来的，
特别是像泰山斗姥宫尼僧逸云来比比看，真是雅俗不同，高下立见了。
《红楼梦》出现后，模仿者（不指“续书”类）很多了，知名者如《青
楼梦》、《镜花缘》、《海上花列传》等等皆是。但都写不出逸云这样的女
性人物来。其故安在？
我以为，在众多因素之中，有一条很重要，即：那些写妇女的书总缺少
刘氏那样思想、文化的高超境界，因此总成凡品。比如逸云的讲男女之情，
那与俗品中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式的“谈情说爱”是如何地悬殊
大异！更不要说《金瓶梅》的妇女观与“女性境界”的事了。
所谓高超境界，并不是指脱离社会现实的虚无缥缈的乌托邦式“理想”，
如逸云者，你看在他笔下，这是很具体的真实的。这就是一种伟大民族的精
神境界的射影反光，这就是一种高层次的民族文化修养造诣的文学气质。
再举小例来说，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也颇脍炙人口，那乃是以旧京城
“鼓姬”沈凤喜（旧曰对大鼓曲艺女演员的称呼）为主眼人物的，但他写公
子哥儿樊家树到天桥去听她唱，连一句写鼓艺的话也写不出，而刘铁云的大
明湖听白妞儿的唱——以至包括弦师的指法，却写得是那样引人入胜，几乎
像“折子戏”的精彩段一样，总被选入语文教材，百读不厌。那么张、刘之
间，分别究竟又在哪里？这除了“文才”之外，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张氏没
有这一大方面的文化造诣的那种审美高境界。
在小说名著中，这种境界，虽诸“大奇书”亦实不多有，《三国》的秋
风五丈原，《水浒》的风雪山神庙，偶尔一鳞半爪，已如宝光显灵了。只有
到了雪芹《红楼梦》八十回原本书中，这才首次出现了一种“诗的高境界型”
的小说整体奇迹。无论传人、叙事，还是写景、寓意、抒情，都具有了别处
所无的高层文化境界之美。这是首例。
看来，刘铁云那样写自序，不是偶然的——他从雪芹那里接受的领悟的
“东西”，是使《老残游记》成为名著的重要因素之一端。在若干点上，刘
氏又能有所发展。
刘铁云之写妇女，是直承曹雪芹这一脉高手卓识而来的，至写逸云而发
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他的以老残为自况，而又参以“假语”，如二集
中“梦游”阎罗殿的奇想等处，也是从雪芹得来的“意法”，这都显然可按。
刘氏是家传太谷学派，除了以学术为用世的一方面，又有令一般人感觉神秘
以至“迷信”的一面。但这些属于思想哲理的问题，就不在此详及了。
有识者倡议“作家学者化”，这是不无所见的主张，因为刘铁云就是“学
者小说家”的良例。但我也想说一句：仅仅“学者化”似乎还恐不够，还应
当“诗人化”。拙见以为，小说文学固然是反映现实生活的“书面”，但中
华文化从来不是可以与外国文化“看齐”“拉平”的事物，中华文化从来讲
究表现境界，——不是仅仅诗词，任何文艺形式在我中华都不例外。没有或
缺少境界的作品，可以在思想，理智上起某种作用或发生“效应”，但仅仅
如此那对人的心灵上却是贫瘠枯涸的东西，因此就不能成为上乘的传后的艺
术财富。
谨以此意，纪念刘铁云先生的小说成就。粗略浅薄，谬陋之处，定然多
有，更不足以尽刘先生之全美也。
满学与红学
一些粗浅的见解，不成系统，也够不上是论文著述，写下来，聊备参考，
谅亦专家硕学所不哂弃。
愚意以为，不懂满学，即看不懂《红楼梦》——此看不懂者，至少是指
不能全部看懂。反过来，不通红学，也会影响满学的探研与评议的一大方面，
换个方式说：想通红学，须略晓满学；欲究满学，勿忘兼明红学。两者并不
“等同”（Coincidence），但关系至为深切。有些人以为不通满学照样可以
大谈红学——那多半是误将红学一义错置于“红楼梦小说艺术论”上去了。
实际上红学的本义与实质真谛并非那么一回事。故错觉归错觉，我们须知，
红学，本来是一种广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学。
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伟大复合体，欲研中华文化，当分研各民族文化，
而后通晓其整体构成。然而，八千年的古老中华文化，多民族的文化又是相
互影响，即交流渗透的，故欲研满族文化，除深晓其文化之本身特点外，又
须明了它与汉族文化、蒙古族文化、朝鲜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就中，若
以满、汉两文化而言，那么多年来历史学家、文化学家习言“满族的汉化”，
而常常轻视（忽视）了另外一面：汉族的满化。
“难道汉人满化了吗？真是谬论！”怎么谬的呢？当今的中国文化中，
就包含至少三百年之久的满汉文化的大融合的灿烂的花叶与果实。只是汉人
自己不太能够意识到此一事实，好像鱼在一池“二合水”游沐已久，便以为
此水是“天经地义”了。
没有汉人的“满化”，没有满汉两大民族文化的融合，是没有产生《红
楼梦》作者与作品的可能的。
我曾发表过一种意见：当数年前有人问我，《红楼梦》能归入满族文学
去讲吗？我答：我看是可以的，曹雪芹的血统是汉人，但他的家世，已经有
好几代是归属于满洲旗人的了，要知道，旗制并不是像别的名目，可以只是
一个“名堂”，而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军、政、民“三结合”（或更多结合）
的“编民”制度，这制度不仅穿上“制服”（披甲）去从军作战，而且在“非
战时”生活，也完全依从着满族的一切体制习俗。这可不是一般的“化”，
是由被迫服从以至变为自发自愿，最后成了“向化”、“归化”、“乐化”、
“沐化”。其结果是年深代远的汉人满化得殆难“分割”了。这是一种极深
厚的文化积累与演变的由一定的冲突矛盾达到交融孕育的历程。此“化”之
后，比原来的双方更具有两重特点特长，而且更有“新”的特色了。反过来，
既化之后，想“脱离”它，想掩盖它的特征，都是困难以至不可能的事了。
《红楼梦》的作者，其家世渊源，正是这样的深久满化了的一姓汉人，也许
应该杜撰一个名目叫他做“满汉人”或“汉满人”。这等人，不止一家两家，
也不止是发生在明清之际，从宋代北方的金邦女真时期，早已有之。
我小时候读《红楼梦》，自然什么也不能领会；年近三十，方认真研索
它的一切迹象。四十年代末期属稿的《红楼梦新证》，有一章题作《新索隐》
的，1953 年出版后，次年被批判讥嘲为“新索隐派”。我原意本是反对王梦
阮等人的“索隐红学”，他们以为，此书作者是明之遗民，全书旨在“反满
复明”。我说不然，恰好相反，此书并不“排满”，倒是在弘扬满族文化。
当时我引的资料中，就包涵了满化汉人（内务府人）的生活习俗是“满七汉
三”之比例的说法。我为辨明曹家是内务府籍，是满洲旗分，费力最多——
所有以前的谈者研者，都不明此义，所以在理解认识上走入歧途岔路，影响
了一般人对这部书的正确领会。由于雪芹的旗籍的考定，回过头来再重读他
的小说，这才头头是道，由崎岖走向豁然开朗（这是说红学的大历程、大“走
向”。至于个别人，至今还胡涂的，自不在话下），从这一角度来看红学的
历史，懂不懂旗制——即满学之一种基本内容，决定着懂不懂“红楼”之“梦”，
道理就十分清楚，无劳词费了。
我少年时，不懂满俗，而读雪芹之书却总有一个感觉：与一般汉人的一
切，不尽相同。这“不同”是个什么？应予回答，因此开始探索。
首先可以从某些容易“捉摸”和讲说的迹象开始。
比如，书的开头虽然写的是姑苏、阊门和维扬、金陵、应天等古地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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