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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宝寨县煤炭公司是在大开采的背景下县里组建的一个新公司，鉴于对公司经理一职争抢不停的情况下，县里决定由主管煤炭的副县长兼任公司经理，这样口子一开就难以收拾，这个县目前不仅煤炭公司由县里领导兼职，后来办起的石油开采公司、盐化公司等经理职务都是由公务员兼任的。而且这些公司里大量的职工也都是双重身份，许多有一定社会背景的人既领着企业的工资又吃着县财政的饭，是典型的“红顶商人”，社会反响自然十分强烈。
监督县级领导对《海山日报》来说绝对属于重大事件的监督，如要以内参形式发的话周望还可以定夺签发，但他想在报纸上公开刊登以便引起更大的反响，同时对于提升报纸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按照新闻稿件审核原则，他拿着这组稿件到市纪检委找领导签字。纪委书记仔细看了稿件后频频点头，认为这个事情从中央到省里、再到市里接二连三地召开了多少会议，可工作却一直停留在文件中，落实在口头上，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于是他爽快地提起笔，不仅签发了同意，而且还颇为激动地批示道：中央三令五申不容许党政干部在任何企业里兼职，为啥我们的一些地方对上级指示置若罔闻有令不行呢？希望《海山日报》能披露事情的真相，找出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拿到尚方宝剑，周望又好好地策划了一番，本来在头篇稿子见报时就应该附上市纪委书记的批示，但为了营造出一个强大的舆论氛围，纪委书记的批示专门放到次日见报，以提高本报的影响力。《海山日报》破天荒地把这组稿子放在A1版倒头条位置发了出来，大号黑体标题是：
宝寨县有百余名“红顶商人”
本报讯宝寨县置上级三令五申“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任何企业里兼职”而不顾，目前仍有三名副县长在近年来新创办的国有企业里兼任经理职务，在他们的率领下，该县还有百余名干部在企业里兼职，他们既拿企业工资，又吃财政饭，“双保险”的做法在当地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次日，《海山日报》刊发了市纪检委书记的批示，并配上在街头随机采访的各类群众的说法。
第三日，跟踪报道了市纪检委和市委组织部抽调工作组深入宝寨县进行调查的消息。
大约在一周后，《海山日报》对于此事进行了总结性报道：
不久前，本报连续三次报道了宝寨县三名副县长以及百余名党政机关干部在该县国有企业兼职一事，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市纪检监察部门的督察下，当地政府迅速展开了“红顶商人”的调查清理工作。到昨天，该县已免去了三名副县长在企业兼任的经理职务，其余人员也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有三十一名财政供养的党政干部回到了原单位，另外八十二名人员留在了企业，与政府部门彻底剥离脱钩。另据了解，海山市其他各县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似问题，目前市纪检委已发出“倒计时”清查令，要求这些县区在两个月内清理“红顶商人”问题，否则将按照党纪严肃处理。
大约过了三个月，《海山日报》在刊发“市纪检委召开清理党政干部在企业兼职工作总结大会”消息的同时，刊发了三千多字的“我市清查党政干部企业兼职纪实”通讯，还配发了“只有政令畅通，才能政通人和”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市纪检委书记在总结讲话中用一连串数字说明了此项工作取得的成果：全市一共清查出四十一名县级、二百一十一名科级领导和五百一十二名干部在企业兼职的问题，到目前已全部得到清理。报告特别提到《海山日报》的舆论监督有力地促进了此项工作的健康进行。会上，报社和五个县的纪检委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了市纪检委和组织部的表彰奖励。
就在这组报道陆续推出的同时，报社接到自称是石寨县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说这几天本县有一个叫刘宏伟的农民蹲在政府大院要跑项目的提成，这位工作人员说他是在看到海山日报社出现明显的变革后才打的这个新闻热线。报社一点儿不敢怠慢，组织起精兵强将深入到石寨。记者到县政府的时候已是傍晚，只见政府大门紧闭着，而在旁边的台阶上放着一个黄色铺盖卷，一个同样身着黄色军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正翘起二郎腿若无其事地唱着小曲。一个蓬头垢面连鼻涕都揩不尽的农民竟然也能跑来项目，实在是令人惊讶，简直就可谓是今古奇观。见是《第一声问候》的记者采访他，刘宏伟也显得异常兴奋，说自己以前最爱看的是《牵手百姓报》，后来发现他们好多话是要钱的，只要给钱就什么瞎话都敢掰，所以早和他们“狗得拜”了，而后喜欢上了你们的报纸。刘宏伟满脸得意地拿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片，连说在市场社会中，村里不按协议办事，这不成心叫我告状嘛！他拿着这个依据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不给就层层上访，甚至敢把官司打到中央。根据他叙述的情况，记者又深入到乡村里采访了两天，很快便写出了下面这个“扶贫托儿跑项目”的新闻故事，没有多少主观的评论，只是客观的叙述，以期望在读者中能产生共鸣。
在石寨山区的瓦缸乡有一个叫刘宏伟的普通农民，因为他能搞到各类扶贫款而出名，当地干部群众都称他是“扶贫托儿”。刘宏伟能要到钱的“真经”是：各级的扶贫资金都是一锅粥，有权的人能叫粥端到跟前，一般的老百姓只要会哭穷也能分到一碗粥。而刘宏伟多年来就是个会“哭”的穷“孩子”。
刘宏伟在省城里当过武警，还在省政府站了两年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复员后他一直与部队及以前的战友们保持着联系，而这层关系也成了他与各个扶贫资金发放部门建立关系的桥梁。为了能使这种关系牢靠，他想过不少办法，比如拿出家乡产的几斤杂粮，看战友家里忙，就主动地去买粮、扛煤气罐等，用诚心打动人家的心。
后来，他看到国家每年都有不少资金拨到乡村，便动了心思，把跑项目作为自己发家致富的一种手段。先是拿村里的要钱报告，然后到县里、市里层层审批转报，每通过一个环节，都少不了请客送礼。等到过了市里到省里时，石寨当地产的花生、红枣等土特产再也打动不了人家了，有钱的时候请人家吃顿自己看起来算是像样的饭，或则送点烟酒这类礼品，一次少说也得七八百元，无钱时便厚了脸皮甚至到处长、科长办公室里倒痰盂。正是用这种拉关系、跑门路、厚脸皮的办法，在六七年的时间里，他以村集体的名义先后要到了大小十一笔涉及到抗旱、打坝、教育和交通建设等方面的八十多万元各类无偿资金。
按照事先和村里说好的，所有项目的前期投入均由刘宏伟个人负担，一旦项目跑到手后，不管款数多少都要给他百分之二十五的提成。起先大多数村民认为，尽管刘宏伟积极向政府要钱要项目，他是希望从中得到好处的。但大家承认，没有他村里也争取不来扶贫资金，所以他拿点提成合情合理，于是便相安无事。当后来跑回来的钱多了，他再拿提成时，村干部和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有些过分了，便经常以种种理由拖拉。这次，他跑下来以工代赈的一个修桥项目，按照市里拨付的二十万元的款项，他要拿走提成五万元，大家便都发急了，因为本来修这座桥就需要三十万元，上面却只给了二十万元，等到被县里和乡里七扣八扣过后，真正到村上时只有十四万多元，修桥的缺口尚大，再将这么一大笔钱轻易地落到他个人的腰包，大家肯定都不干了。
为了这笔钱，刘宏伟说自己整整跑了一年多，劳神费力不算，仅垫付的差旅费、送礼费以及吃饭费就多达近四万元。“钱是我要来的，按照协议拿属于自己的那份这很合理”，他很是理直气壮。但闹归闹，因为钱不可能打到他家的账上，所以他拿着当时草签的协议找乡里闹，乡里不管，便到县里闹。目前，村里的桥没有动工，也没有任何单位和领导放话说刘宏伟的提成合情合理，所以，拿不到钱的“扶贫托儿”刘宏伟的故事似乎还要继续讲下去。
编后：长期以来，项目带动战略是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举措，但项目如何得来，是完全靠程序逐渐申报，等待漫长的批准呢，还是以组织的名义采取“特殊方式”，上省城、进京城积极争取？或是采取像刘宏伟这样的方式跑？项目到手后，是否要明着暗着报销费用，拿提成？希望读者踊跃参与讨论。
“扶贫托儿跑项目”一刊登出来，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报社自然来稿多达五千份以上。报纸不失时机地专门开辟了专栏，每天都有选择地刊登来稿。
有人认为，扶贫资金拨付无法可依，“扶贫资金是锅粥，会哭才能吃到粥”。刘宏伟几年所跑来的近百万元扶贫款，多数是通过个人关系争取到的。“资金就在那里放着，要的人多得很，你不去跑，坐在家里是等不来的。”项目批给你也行，不批给你也行。你哭穷，还有人比你哭得更凶呢！从中刘慢慢摸出了门道，所谓的“机动性”也就是“随意性”。本来并不宽裕的“粥”，由于“会哭”的程度不同，“扶贫托儿”的能量有别，其分配就出现了不公不平的境况。
有人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情，主要是这些资金缺乏有效监督，导致效益低下。他们举例说，上面按照设计下拨的建校专款到真正建设时，实际规模比原设计大大缩减，楼房变成平房，教室变小，阅览室、实验室不见踪影，建筑面积严重缩水且质量不容乐观；乡村公路本来是五米宽，修好后只有不到四米，而到验收的时候，领着验收人员到个别较宽的地段丈量一下便可以了。
有人在来稿中分析，这些积弊的形成关键在于扶贫开发尚缺乏钢性的法制约束，甚至是无章法可循。尽管有关方面称，为保证其安全运行，实行“开展参与式扶贫”、“推行公示公告制”、“实行报账制”、“挂职干部督导”四条监控措施，应该由中立机构对受扶对象进行科学评估，通过阳光操作的方式，防止随意性；对层层截留者，无论何级何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扶贫奖金的使用效益应由国家审计部门依法审计，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通过对扶贫资金的下拨、使用、效益全过程实施法律监控，确保国家扶贫大政惠民益民，而不至于成为少数人随意吞噬的“大锅粥”。而在“扶贫托儿”那旮旯，这一切却“形同虚设”。
也有人说，政府应该重奖刘宏伟，就像黑客发现了网络的漏洞那样，他发现了国家资金使用中的弊端，这个发现一旦得到弥补，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贡献。
作为报社领导的周望对这个话题所产生的社会反响颇为高兴，他也以“任文新”的笔名意即新闻人，写了一篇经济述评文章，直接质询“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跑项目”究竟跑出了什么？
前不久，一个农村里的“能人”寻到市里某项目管理单位讨说法，说自己辛辛苦苦跑市里到省城，请客送礼破费了许多，为村里跑来五万元的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款，村里却没按先说好的40％提成给他，所以他要找上面“告状”。项目竟是在这样的刺激和奖励下跑来的，笔者感到茫然。
众所周知，在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的今天，项目带动战略已普遍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和举措，可是项目是从哪里来的呢？深谙此道的官员们甚至连老百姓都认为是跑出来的，因为“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于是，跑项目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和领导同志的工作重点和不遗余力的事情，他们不惜动用大量人力和捉襟见肘的财力进行大跑、特跑，有人还从中掌握了门道，跑出了经验，跑出了政绩（我们看到有不少的官员因为项目上的多而得到了提拔）。从局部看，这样轰轰烈烈跑来的项目的确给地方带来了不少的好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地方经济得到了繁荣等。但从全局看，这样“跑项目”的背后究竟跑出了什么？据笔者了解，热热闹闹的跑项目背后至少跑出四个很值得警惕的问题：
一是跑出了一些管理部门的“老爷”作风。任何项目的上马最主要的是应该和当地实际相结合，但由于跑到门口的人过多，助长了这些管理部门高高在上、纸上谈兵的“老爷”作风，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只认跑到门口、求到跟前的，而不管科学论证和基层的具体需要，随意安排项目，显然是滥用了人民给予的权力，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是与胡锦涛同志“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相悖。
二是跑出了不公平和不正当竞争。笔者以为，虽然现在是市场经济，但在国家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安排中更多的是计划的成分，所以不应该通过竞争特别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而获得。项目的安排应是管理部门从国家发展的“一盘棋”出发，因地制宜地依照地域的不同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来进行考虑，这和盖一座大楼进行投标有本质的区别。但有一些人认为，国家既然安排了这些项目，那安排在哪里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跑项目就成为一场比速度、比力度的竞赛。孰不知，仅仅依靠人际关系、通过“公关”手段而得到的项目很难不脱离科学的安排原则和具体实际，更难确保它的合理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