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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如此大的摊子，领导的数量却少得可怜，按照市编制委员会批准配备的领导职数长期以来空余了四五个，按照常理这也应该是买人心的事情，但不知是啥原因就是空放着位置而不增补领导，像在一个公共厕所里明明有许多的蹲坑而面对着长长的排队的人就是不予开放一样，谁都可以想象得到排队的人着急的程度。在这些众多的人中，除个别有特殊功力、耐力的等候者外，大多数人会失去耐心而不顾公共规则去另寻僻静地方就急的，甚至会冲击厕所。只有少许老实人哪怕憋得脸红脖子粗以至于当场拉到裤子里也循规蹈矩地继续排队。报社的位置和厕所的蹲位道理差不多，面对空缺的位置，几位后备干部们除了干着急还是干着急，毕竟是知识分子，总不能为了自己的提拔去冲击市委吧！究其为何长期空缺领导的原因，人们分析兴许是市委领导考虑报社这种单位不像县委、县政府，领导配备少了会影响工作，报社只要每天把报纸按时印刷出来，领导配备齐不齐也无关大局。结果，几年里海山日报社只有一个不上班的社长、一个总编和两个副总编，另有一个纪检组长、一个工会主席。
报社社长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从农村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和县委副书记这样一步步干上来的黑明亮，到报社前黑明亮已经是县委书记了，从书记的岗位轮转到报社后的那天起，伴随着一股失落感和不满的情绪他的慢性肝炎开始越来越猖獗了，不久便致使他长期在家休息，上任三年多的时间基本上没到单位露过啥面。这样，“三缺一”的报社只有一正两副三个总编支撑着，社委会和编辑部的所有权力自然都集中到了总编辑仇平稳的头上。俗话说，扫帚顶门顶不住——是因为头头太多，现在海山日报的头头少了，事情还真的好办了许多。全盘负总责的仇平稳是一言九鼎，他每天只看报纸头版的稿子，再把握住财务审批权和人事管理权，而把报纸的主要工作交给副总韩水平负责，另一副总余震则分管后勤总务办公室和印刷厂。这样的班子运转起来四平八稳的，也是其乐融融、比较愉快。
仇平稳突然意外身亡，犹如一块飞天陨石掉进了平静的池塘剧烈震荡出飞溅的池水，把站在岸边的人们浑身上下都给湿透了。这些人多数在惋惜仇总英年早逝的几天后便渐渐觉得无所谓了，因为衣服湿了回家再换一套也不是啥大不了的事情，而对于少数人来说则从仇平稳的逝世里看到了自己面前的曙光。
韩水平就是少数站在岸边、穿着湿衣服却感到舒服的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与仇平稳有多大的成见和过节，而是长期担任副职受到体制的压抑所致，他相信这不是什么心理疾病，这种感觉肯定在十有八九个单位的副职们身上都有，目前的政治体制造就了天下的“一把手”们谁都可以为所欲为地一手遮天，即使是胡作非为，甚至是贪赃枉法，副职们也只能委曲求全大气不吭。正职和副职就像是鸡蛋石头的关系，如果哪个副职命好遇到开明的一把手，人家吃喝嫖赌全报销后，还给副职们留点喝汤的机会；而遇到霸道的一把手，那可能把副职们当儿子、孙子对待，要是副职胆敢惹恼一把手而被他们整起来的话，不知要比封建家长厉害多少倍。海山市档案局曾发生过一把改锥闹出人命的悲剧。那是在一场沙尘暴过后，副局长办公室里的门窗被风刮坏，此时一把手在省城开会，他便自作主张地买了一把改锥，自己亲自把办公室维修了一番。后来，他拿着买改锥的发票找局长报销，局长对这种擅自做主、随便购买物品的作法十分不满，考虑到这次如果报销了改锥，说不定哪天另外的副职们得寸进尺地敢拿着“瑞士军刀”的外币发票来报销，于是局长拒绝了报销的要求，从而引发了两人激烈的争执。情绪激动中，失去理智的副局长恼羞成怒地拿起改锥向“一把手”捅过去，瞬间酿成了一幕可悲又可笑的惨剧。说千道万的，一把手权力的无限膨胀完全是现行体制给予的，在这种体制面前，能混到副职的人大概都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这个人生最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韩水平早就明白，面对性格温柔、为人善良的仇平稳他没有啥不满意的，且为遇到这样的一把手而庆幸。可如今他像前面说的那些有定力耐心排队等待上厕所的人，看到了洞开的厕所大门自然没有不去竞争总编的道理。对于这个位置，韩水平的理解是虽说报社总编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官，但同样有很大的权力，只要拿起大笔在发票上轻松地一挥，那几百上千元便能堂而皇之地转化成人民币了，这样的诱惑对于出身贫寒的他来说远要比什么章子怡、巩俐和张柏芝、宋祖英们的诱惑力大得多，美女的诱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假如住在偏远落后的海山人日谋夜算着要和大明星们接个吻，那无疑是痴人说梦。而搞到手的钱却是实实在在可触摸、可享受的好东西啊！当然，钱这个东西，只有花了才是自己的，否则再有多少那也只是一些纸片啊！
韩水平出生在海山市一个小市民家庭里，父亲是大字不识一筐的搬运工，从不知道性快感的搬运工半辈子吃苦负重，为的是能够有老婆传宗接代，这样才不枉来人世走上一遭。熬到快四十岁时，积攒起几千块钱的他求爷爷告奶奶地托人介绍从郊区讨回一个身体健康只是脖子歪了40度的女子做了老婆。平民家庭同样有他们的幸福，两人的能量释放过后不久便有了韩水平。在贫穷加苦难、缺乏知识氛围的家庭里长大的韩水平从小品咂着人生的苦难却造就了他发达的头脑，他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得出了“苦难很可怕，活得要体面，钱是好东西”人生的三点感悟。幼小的时候他便明白要改变这种尴尬处境，惟一的出路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这是自古华山的一条路，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懂事而不聪颖的他用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发愤读书一步步熬煎着走了过来，高中毕业插队一年后正遇到“教育回潮”，便登上了七十年代初和“张铁生”们一起赶考的班车。大学里上的是政治教育系，虽然整天批判孔老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他从搬运工父亲的身上读懂了孔子思想的无比正确性。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山日报社的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最基础的校对干起来，夹着尾巴做人，熬啊熬，熬啊熬，经过漫长的十几二十年终于熬到了副总编的位子上。凭他十万分的细心再加上丰厚的阅历，由他分管编辑报纸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关于这一点仇平稳也多次给予肯定。当然，俗话说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时间长了难免也会出点差错，那次报道全市农业工作会议的消息稿中，采访记者把市里调整产业结构准备种植30万亩经济林错写为“3000万亩”，然后是编辑、部主任直到在韩水平这里都顺利地放行。报纸刚送到市政府，市长秘书便打来电话转达了市长的质询，说本市拢共只有3400万亩耕地，你们报社宣传3000万亩农耕地都种植了经济林，老百姓可都吃什么？是不是以后改吃苹果了？张口结舌的韩水平红着脸无话可以解释。还有那次“国务院总经理”这样更严重的差错竟也是从他的眼皮底下溜过去的。对仇总的质疑他只能无话可说。不过办报纸特别是办党报，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便是硬道理，只要导向方面不出问题那永远不会出大的事情。负责报纸几年来，海山日报继承几十年来的办报传统，广泛宣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各级政府的工作信息，弘扬主旋律，鼓舞全市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去。这样的报道似乎依然有些喊口号般的味道，可这样办报十分的平稳，也不会让官司惹上身，每年总还要有几篇新闻作品在大家戏谑“现代封神榜”的年度新闻奖评选中获得等次不同的省新闻奖，获奖品种也五花八门，既有消息、通讯，也有杂文、言论，有一届韩水平还获得了专门发给总编的“慧眼奖”。
一路飞跃过来的韩水平面对报社目前的可喜局面准备铆足劲儿抓住机遇，在自己关键的人生阶段实现跨度最大的飞跃。报社社长继续由黑明亮不死不活地担任着，眼看他的年龄离到站没几年时间了，此次的新任总编取代他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事情已经很明朗，黑明亮当初被贬报社是因为参与残酷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谁叫他没有准确分析形势而站错队了呢？不然他一个县委书记也不可能屈就这样的位置。他继续这样名存实亡着。新总编的人选很有些讲究，报社毕竟是业务性很强的部门，总编的职位更是一般行政人员取代不了的，所以从外面派来总编的可能性不大，一定会在报社内部产生。按照最普遍的论资排队的用人方针，对韩水平来说最大的对手显而易见便是副总编余震，这家伙看起来五大三粗的，脑子特别好使，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该如何搞定他，还真让韩水平颇费思量。
没有念过正规大学的副总编余震经历比较复杂，用他的话来说是好事没赶上，艰难困苦却是该赶上的一个不拉的都赶上了。他初中一毕业，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劳作中，余震懵懵懂懂地初识“时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的道理。苦干两年后，他光荣参军进了西藏，在雪域高原战斗了三年，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海山当时比较著名的大型国有企业肉联厂，凭靠他健壮的体格当上了猪肉搬运工。繁重的劳动中，他对“叠叠山，弯弯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工作之余，别人在打牌喝酒，他却躲在角落里啃书本，寻找“颜如玉和黄金屋”。白天刚开完批判会，他连忙钻进肉堆里写报道，晚上车间里举办完赛诗会，他支起小炕桌连夜挑灯写稿子，折腾半宿写了改，改了写，天还不亮时便拿着稿子蹲在厂广播站门口等着投稿。由于基础太差，连错别字的关都没过，句子也写得前言不搭后语，自然十有八九放了“空枪”。失败中，他面对工友们善意的冷嘲热讽依然是从容对待，暗下决心要永不放弃。屡战屡败中他认为自己应该首先从文化课学习入手，尽快提高文化水平，于是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骑着自行车先是找到当年的语文老师借书补习，而在平时则抓住一切机会蹭在厂部的红楼里，帮助人家打水、扫地、抹桌子擦板凳，赢得厂办秀才们的喜爱后利用间隙虚心请教。他的诚心终于感动了上帝，一年多后新闻稿子便陆续在广播站上不“脱靶”了，部分好人好事之类的小稿件也开始出现在《海山日报》上。像俗话说的是金子到哪里都要发光一样，是人才也大都不容易被埋没。果然，厂里发现了他这棵好苗子，马上调他进了宣传科，办板报、编厂刊，逐渐成为海山日报社的骨干通讯员，他经常参加报社举办的培训班，多次有幸和记者们一起采访，写起稿子来逐渐如鱼得水。毕竟厂里没那么多的新闻，他便把视野放得更为广阔，随身带着小本本，只要看见听见的都抓着挖着写，写的多了，见报率迅速得到提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百废待兴的国家到处需要人才，海山日报也筹划小报改大报，从基层通讯员队伍里充实编采人员，平素人缘极好、稿子也写得不错的余震如愿以偿地被选拔进了报社。成为正式记者后，他才真正知道啥是新闻，特别是听了一次报社从北京请来的资深记者的新闻课，更懂得自己写稿子的那点功夫其实是“石狮子的屁股不深深”、“老鼠尾巴上的疮没脓水”，于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不顾妻子的反对，又继续“充电”，赶上刚刚兴起的电视大学的首班车。平素的日常生活里，他也很乐于为同事值班、出差、帮忙，连谁家修马桶、盖小房、搬煤块这类苦差事也总是不请自到，他常谦虚地说，自己本来是工人出身，干点活算个啥呀！凭靠着勤奋和刻苦，更重要的是人缘好的缘故，工作起点很低的他却一路毫无争议地从普通记者、群工部副主任、新闻部副主任、报社后勤中心主任、办公室主任直到走上了副总编辑的位子。
对空缺出来的总编位子，余震也是蠢蠢欲动的，官场是个大诱惑，面对官场这个大诱惑，一般人的欲望也会不断提升，很少有人对此无动于衷的。当年他最大的心愿是能当上正式记者，如愿以偿后他继续一步步自然而然地迈上了新的台阶，既然上去了便没有再退下去的道理。像有人说过的那样，官场是攀岩运动的运动场，费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立在了岩石面前而不动心的话，那他的心态绝对是不正常的，这里面的道理既朴素又简单，作为官场的运动员，你不往上爬的话，和自己处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其他人很快会把你甩下很远，此时呆站在岩石面前的你在这个以官本位为主来体现人生价值的社会里，一定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嘲笑。因此，尽管谁都知道官场“攀岩”的最高峰是珠穆朗玛峰，那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但进了官场的人还是身不由己地往上爬，哪怕前面是一个沙丘，只要爬上去同样也会有成就感的。报社虽算不上是正规的官场，但报社的潜规则和大小官场是相通的。
余震身上有工人阶级优良的品行，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性子很直爽，在什么场合都能仗义执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背后使坏，也正是他的这个性格在当今尔虞我诈的官场里显得更为难能可贵。所以，他的几次提拔都赢得了报社群众的最广泛拥护，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没有争议的干部。也有人对一无背景、二无金钱的他仅靠群众基础就能顺利地得到提拔感到不可思议，他自我解嘲地说，自己之所以能得到提拔，好比是爆爆米花时出现的几颗杂豆，在轰隆一声巨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