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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的高度繁荣，在经济不发达的海山市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改革开放前，仅《海山日报》和广播站两家本地市级新闻单位，外来的只有省报驻海山记者站的一位记者。各县只有一个广播站，每天播发半个小时的自办新闻节目，其它时间都是靠转播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的节目过活。现如今，市里的各类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差不多有十多家；省里和挂靠中央一些协会甚至外省一些市级的不知名报社、电视台和杂志社在海山设的记者站却超过了二十家。无须讳言，在这些记者站里，“大哥大”理所当然地首推省报。多少年来，省报仍然沿袭着“一贯制”的办报模式，面孔已经老得没了形，但它毕竟是省委机关报，是从省、市到县乡各级机关干部的主要精神食粮，更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首选报纸，也是全省政治经济的晴雨表，所以省报的地位成就了记者站的地位，无论多少家媒体都不会被撼动。近几年，省报也开始改革，把创收列入记者站的主要工作范畴之一，扛着这面“大哥大”红旗，记者站长雷向阳势如雷霆万钧的“泰山一青松”。
雷向阳老家在海山市的一个小县，当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拗不过老年得子的父母念叨，更重要是舍弃不了那个已经定了婚、住进家里且几年如一日照顾年迈父母的小媳妇何花花的情分，他只好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扛着铺盖卷回到县里。离开学校时，同学们在一片惋惜声中，赠送他许多新奇的礼物：有给他电子表的，有给何花花送发卡、胸花的，有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同学送他一台砖头式的录音机。而他却在万般无奈中，花了10元钱在街头买来一包当时鞋上流行挂的那种铁掌，回赠给大家。他狼狈地说希望同学们在大都市里把鞋钉得结结实实的，好好逛大街。雷向阳抱憾离开京城回到家乡后，迎接他的盛景比当年考上大学还要轰动，县里领导亲自召开座谈会，表扬他不辜负家乡父老的厚爱，学成回来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高尚品格，鼓励更多的青年人要像他学习。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表示在全县的党政企事业单位任他挑选。挑来拣去的，他觉得只有县委宣传部或是广播站才和自己学习的专业真正对口，便到宣传部做了一名通讯干事。干的时间不长他便厌倦起来，偏僻小县的这方天地有多大是以前就考虑过的，可小到如今这般程度是未曾料到的。假使有人在县委大院里放了个屁，县政府院子那边马上就会有人闻到了味。寂寞苦闷中，他给市报、省报写着那些年复一年内容都差不多的稿子，在完成了娶妻生子、送两位耄耋老人“上山”义务的同时，他的称谓也由雷干事变成了主管全县新闻宣传工作的雷副部长，而这个过程竟用了八年，和抗日战争的时间刚刚吻合。昔日被誉为金童的他生出华发，而被唤作玉女的妻子何花花，“水上漂”的身材已变作浑身赘肉。事实上，她的赘肉在生产儿子时便有，儿子生产时不足五斤，但作为县剧团名角的何花花为了保持身材不变形，硬是咬牙做了剖腹产手术，尽管如此，她那浑身的肉还是和儿子的身体比赛着长，等到坐完月子回剧团再排戏时，原来《打金枝》里美丽的皇上女儿现在却改演成憨胖刁钻的媒婆了。
面对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雷向阳感到自己快要窒息得死掉了，就像临死前的人都想抓住根稻草那样，尽管明知道稻草是不可能救命但依然要抓住一样，他在无聊的平淡中等待着，等待着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一个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的、完全是幻想中虚无飘渺的机会。
雷向阳终于遇到了这样的机会。平素里他和县长的关系不怎么融洽，这除了因为县长本人没有什么水平，经常大会小会上出现把“红旗飘飘，战鼓咚咚……”念为“红旗飘，飘战鼓，咚咚……”，把“千里迢迢”读为“千里召召”这样的笑话而一直被他瞧不起，更重要的是和县长与县委书记之间的不和有一定的关系。当两个一把手之间的较量结果是县长平调到市信访局当了局长，县委书记继续稳坐钓鱼船后，雷向阳想再表现一把，彻底赢得书记的喜爱。在县长到新岗位上任前，沿袭着以往形成的规矩，受下面之邀到各部局里走动走动，参加几场告别便宴，再顺便拿点地道的比如红枣、绿豆之类的土特产，最重的礼品便是两条香烟、四瓶西凤汾酒这样的东西。但这可是上个世纪后叶，且在这一年里中央提出了领导干部下基层要勤俭节约，并具体规定了“四菜一汤”的接待标准。面对县长的“顶风作案”和中央的规定，雷向阳在抽签打卦、计算得失之后，斗胆进行了决定命运的一搏，他写出“吃喝县长”的稿子，通过在中央大媒体担任记者部主任的同学稿子很快见了报，并在当天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猪呀、羊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吃喝县长”的胃里还没来得及消化，他便在全国臭名昭著了，不久后，市里给他安排了一个领工资的地方，彻底结束了其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雷向阳的这一搏果然给自己带来好运气，还是在几个同学们的斡旋下，大家以基层里埋没新闻人才加之害怕地方打击报复为由，顺利地将他调入省报，忙活了大半年，他在省城里安顿好妻儿后，就被派驻到海山记者站，而且这一驻便是十几年。
雷向阳一稿出名后，再也没写一篇批评稿子，多年来，总是以一副温和的面孔出现，不折不扣地按照市领导的旨意宣传海山，颂扬海山，属于那种标准的只帮忙不添乱的记者。这样，他自然在历任的领导层里落得一副好名声。现在社会的干群关系紧张，在领导面前有了好名声，百姓那里就不买账了。雷向阳起先驻站时，他的办公室简直成了上访接待站，后来老百姓们感受到他那不冷不热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再也看不到他犀利的文章，这种“只见风雨，不见彩虹”将所有反映的问题都石沉大海的做法，大家感到十分的失望。面对和当年那个批评吃喝县长判若两人的雷向阳，人们选择了放弃，时间一久记者站便门可罗雀。清静中，雷向阳暗自嘲笑小老百姓是傻逼透顶了，在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年头里，当初批评县长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而目的得到后，再为小老百姓的利益去“耍二球”的话，神经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了啊！当今社会又有谁能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魄，即使真有那样的记者，在当今的政体和复杂的社会中，恐怕人家没被拉下马，记者自己早就完蛋了。
省报的写稿任务很好完成，报社虽有一套考核办法，但实际操纵起来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市里和各县的通讯员写好一般动态性的稿件后直接传真到了记者站，雷向阳加上自己的名字后再发回去，而遇到大点的新闻事件。他就和市委宣传部的通讯干事联手“创作”。如果市领导亲自找他谈话，要求必须在显著位置见报的重点稿子，便在努力采写的同时，总不失时机地提出，报社一般发头版头条的地方新闻必须附带有一定的条件。领导知道他说的所谓条件就是掏钱做专版，在一般情况下也心领神会地答应。结果，应急稿子上了头条，不久后，跟着10万元一个的地方专版，这样弄得上上下下皆大欢喜。平时，雷向阳平时写稿不用什么时间，于是在大量的日子里干起“副业”。这两年，记者站又是征地修高楼，又是到处做生意，开起广告公司和旅游公司，已忙得他是不亦乐乎。社会上传说，连市里的人事安排他都可以不时地插手，简直像是一个地下组织部长。有人甚至说他是海山的第三把手，是书记、市长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只要他想办，在海山就没他办不了的事情。
如果说雷向阳是海山新闻界的“大哥大”，那些分门别类的都市报、生活报和司法报、邮电报等等行业报，自然是小兄弟了。这些报纸虽不属于主流媒体，看起来不怎么起眼，可还是能起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作用，用海山的当地话来说就是可以“日踏人”。石寨县有个副镇长的耄耋老父亲去世，按照农村的习惯，死者入土前要最后看看阳世，送葬的人们要举着花圈和挽幛，后面再跟随上十来辆各式汽车、几辆电动三轮车，在镇子不大的街道上转上几圈。都市报驻海山的记者刚好在该镇瞎转悠，对着送葬的队伍拿出机器就是一通左拍右照，十分专注。当时，送葬的人们还以为是副镇长请来的摄影师，面对这样隆重的照相场面，大家生怕展示不良的形象，纷纷放下花圈、挽幛，忙不迭地整理衣服，使整个队伍出现了短暂的凌乱。整理好后，大家迎着镜头挺直腰板，雄赳赳气昂昂的，都是很悲痛的神情。当镜头对准副镇长时，他感到这事有些蹊跷。毕竟是领导干部，虽说是在万分的悲痛中但还没丧失政治的敏感性，副镇长阻拦住拍摄者，要核实身份。只见记者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说今天你先忙丧事，改天关于你家大操大办的事情到我办公室里详谈。记者撂下一句话便扬长而去。副镇长也把名片放进裤兜，继续忙活着自己的事情。事过了几天，想起这档子事情，再去找名片时已不见踪影，想到可能名片当时就从裤兜里漏出去了。副镇长仔细一想，自己给父亲过事好像也没啥不妥当的地方，要真和记者谈起来，恐怕也谈不来个啥。
俗话说，不怕贼来偷就怕贼惦念。镇长没把送葬当回事，但记者还继续惦记着。那段时间记者给镇政府打来过三次电话找副镇长，接电话的是镇政府的通讯员，小伙子知道前几天副镇长家里刚办了白事，尾留事情很多，便一推了之。当记者第三次打来电话时，通讯员听着还是那口已熟悉的海山普通话，便不耐烦地发问你有什么急事，难道比他家死人的事情还急？然后比较粗暴地挂了电话。又过了几天，副镇长纳闷地接到县纪检委的电话要核实情况，到县里方知自己埋老人的事情上了省城的都市报，标题是“镇长借老人去世之机白事大操大办，大肆敛财收礼”，还配发了两张满是花圈、挽幛的大幅照片。县纪检委不订都市报，文章出来后，记者主动把报纸给他们电传过来，还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说要进行系列报道，要求组织上马上表态。无奈，纪检委只好组织调查组找副镇长问个究竟。这事本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完全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办的，其规模也在当地算不上大的，至于借机收礼敛财一事更是子虚乌有。农机员出身的副镇长在九位镇长里面排名最后，他本是那种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脑袋的老实人，再说就最末位副镇长的位置，别说主动了，就是用高音大喇叭喊叫着叫人来送礼搞点腐败活动，在这“看人下菜”的年头里，大概也没几个送礼的。做结论时调查组感到很为难，如果完全实事求是地给报社回复，那就意味着这篇报道完全失实，这样必定惹翻了记者；而依据报纸的口气处理，则着实冤枉了副镇长。还是副镇长顾全大局，他知道调查组的难处后连说，自己是快退休的人了，还能进步到哪里去，所以啥也不怕，便主动提出给自己一个无关痛痒的处分了事。纪检委也不能叫他太委屈了，书记亲自表态，等风头过后，建议组织部门在适当的时候给一个正科级待遇。领导一言九鼎，半年后他便如愿以偿地成为镇党委委员，当上了正科级的镇农协主席。记者的这组系列报道也以给副镇长党内警告处分作为结束篇收场。这件事情后，石寨县领导开会的时候公开说，以后谁都可以惹，就是不能惹记者，无论大大小小真假记者，如果谁要是活得不耐烦了，那就自己去招惹他们去吧！
无论是大小媒体，各个记者站的上面都有主管部门，设站时也是经过省里有关部门批准的，他们拿着批准手续到市委宣传部履行审核、登记注册手续，然后由宣传部统一在当地媒体上进行公示，以便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公示过的记者站因有了合法的地位，平素市里一些需要报道的会议和比较大点的活动，无论和这些媒体有没有关系，不管记者们喜欢不喜欢参加，宣传部总要通知他们。而到了过记者节、新年、春节之类的大节日时，市委、市政府也把记者站全体驻站记者召集在一起，开个座谈会，搞个联欢会，领导亲自出面请大家吃顿饭，饭后再发几件礼品一张购物卡什么的，其目的很是明确，就是通过联络感情，得到大家只帮忙不添乱、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的目的。
记者站里也有极个别不符合条件而自设的站，比如毗邻省的一个财大气粗的市级晨报，便在海山常驻有三名记者。按理来说，都是同一级别的地级市，因为他们市的经济实力雄厚，使晨报在附近几个省区有点影响，便忘乎所以地到处派记者驻站，还时不时地以找岔子为主进行舆论监督，实在有点欺人太甚的意思。晨报可能知道自己的地位，便不敢贸然到省委宣传部去申请有关驻站的手续，只是派三个持有记者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