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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情感上与我难舍难分的时候，他在心里与我渐行渐远。我年仅二十五岁的父亲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需要有女人的生活。那时候他爱我，可是他更需要一个女人的爱。他在经历痛苦的自我煎熬之后，选择了她，放弃了我。
有一天凌晨，我在睡梦里醒来时，看到父亲坐在床头，他俯下身来轻声说：
“杨飞，我们去坐火车。”
我在火车响声隆隆驶来驶去的铁轨旁边成长了四年，可是我没有坐过火车。我第一次坐上火车后将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当火车启动驶去时，我看见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快地后退时，我惊讶得哇哇叫了起来。然后我看见房屋和街道在快速后退，看见田野和池塘在快速后退。我发现越近的东西后退得越快，越远的东西后退得越慢。我问父亲：
“这是为什么？”
我父亲声音忧伤地说：“不知道。”
中午的时候，父亲抱起我在一个小城下了火车，我们在火车站对面的一家小店里吃了面条。父亲给我要了一碗肉丝面，给自己要了一碗阳春面。我吃不下这么一大碗的面条，剩下的父亲吃了。然后父亲让我坐着，他走到街道上向人打听孤儿院在什么地方。前面三个都说不清楚这地方有没有孤儿院，第四个想了一下后告诉他一个具体的位置。
他抱着我走了很长的路，来到一座石板桥旁，桥下是一条季节河，当时是枯水期。他听到桥对面的一幢房子里传来孩子们的歌声，以为那是一家孤儿院，其实那里是幼儿园。他抱着我站立在桥头，我听到桥对面楼房里的歌声，高兴地对他说：
“爸爸，那里有很多小朋友。”
我父亲低头朝四周看了一下，看到桥旁有一片小树林，树林的草丛里有几块石头，最大一块石头是青色的，在树林旁，上面很平坦，他的双手在上面擦了一会儿，擦掉尘土和一些碎石子，像是用砂纸在打磨铁板上的锈迹，他将石头擦得发亮之后，把我抱起来放在石头上，从自己的口袋里摸出一把糖果，放进我的口袋，我惊喜地看到有这么多的糖果，更加让我惊喜的是父亲拿出很多饼干，将我另外三个口袋都塞满了。然后父亲取下他背着的军用水壶，挂在我的脖子上。他站在我面前，眼睛看着地上的草丛说：
“我走了。”
我说：“好吧。”
我父亲转身走去，不敢回头看我，一直走到拐弯处，实在忍不住了，回头看了我一眼，看到坐在石头上的我快乐地摇晃着两条小腿。
我父亲坐上返回的火车，回到我们的城市时已是晚上。他下了火车后没有去自己的小屋，而是来到那位姑娘的家中，把她叫出来后一声不吭地向着公园的方向走去，姑娘跟在他的身后走着，她已经习惯他的沉默寡言。两个人来到公园时，公园的大门已经锁上了。他沿着公园的围墙走，她继续跟在他的身后。来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他站住脚，低头讲述自己这一天做了什么，最后强调他是把我放在孤儿院的近旁。姑娘大吃一惊，不敢相信他用这样的方式丢弃我，她甚至有些害怕。然后意识到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她的爱，她紧紧抱住他，热烈亲吻他，他也紧紧抱住她。干柴遇上了烈火，他们急不可耐地商定，明天就去办理登记结婚的手续。激情过去之后，我父亲说他累了，回到铁路旁的小屋里。
这个晚上他通宵失眠，自他从铁轨上把我抱起来以后，我们两个第一次分开，他开始担惊受怕，他不知道此时此刻我在哪里，不知道孤儿院的人是否发现了我。如果没有发现我，我可能仍然坐在那块石头上，可能有一条凶狠的狗在夜色里逼近了我——
第二天我父亲忧心忡忡地和那位姑娘一起走向街道的婚姻登记处，那位姑娘并不知道他心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只是觉得他满脸倦容，她关心地询问之后，知道他昨晚一宵没睡，她以为这是因为激动的失眠，为此她嘴角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我父亲走到一半路程时说他很累，坐在人行道旁，双手放在膝盖上，随后他的头埋在手臂里呜呜地哭泣了。那位姑娘措手不及，她呆呆地站在那里，隐约感到了不安。我父亲哭了一会儿后猛地站了起来，他说：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找杨飞。”
我不知道父亲曾经遗弃过我，所有的情景都是他后来告诉我的，然后我在记忆深处寻找到点点滴滴。我记得自己当初很快乐，整整一个下午都坐在那块石头上吃着饼干和糖果，幼儿园的孩子们放学从我面前经过时，我还在吃着，他们羡慕不已，我听到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说“我要吃糖果”“我要吃饼干”。后来天黑了，我听到不远处的狗吠，开始感到害怕，我从那块石头上爬下来，躲在石头后面，仍然害怕，我把掉落在草丛上的树叶一片片捡过来，盖在自己身上，把头也盖住，才觉得安全。我在树叶的掩护里睡着了，早晨的时候是那些孩子走向幼儿园的说话声吵醒了我，我从叶缝里看见太阳出来了，就重新爬到那块石头上，坐在那里等待我的父亲。我坐了很久，好像有人过来和我说过话，我记不起来他们和我说了一些什么。我没有糖果也没有饼干了，只有水壶里还有一些水，饿了只能喝两口水，后来水也没有了。我又饿又渴又累，从石头上爬下来，躺在后面的草丛里，我又听到了狗吠，再次用树叶从头到脚盖住自己，然后睡着了。
我父亲中午的时候来到这个小城，他下了火车后一路奔跑过来，他在远处望过来，看到石头上没有我的身影。他奔跑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他在石头的不远处站住脚，丧魂落魄地四下张望，就在他焦急万分之时，听到我在石头后面发出睡梦里的声音：
“爸爸怎么还不来接我呀？”
父亲后来告诉我，当他看到我把树叶当成被子时先是笑了随即哭了。他揭开树叶把我从草丛里抱起来时，我醒来了，见到父亲高兴地叫着：
“爸爸你来了，爸爸你终于来了。”
父亲的人生回到了我的轨道上。他从此拒绝婚姻，当然首先是拒绝那位梳着长辫的姑娘。那位姑娘十分伤心，她百思不解，跑到李月珍那里委屈哭诉。李月珍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责备我父亲，她说她和郝强生愿意收养我，她觉得我就是她的儿子，因为我吃过她的奶。我父亲羞愧地点头，承认自己做错了。可是当李月珍要我父亲和那位姑娘重新合好，我一根筋的父亲认定在我和那位姑娘之间只能选择一个，他说：
“我只要杨飞。”
无论李月珍如何劝说，我父亲都是沉默以对，李月珍生气又无奈，她说再也不管我父亲的事了。
后来我几次见到过那位梳着长辫的姑娘，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在街道上，我见到她走过来时很高兴，使劲拉拉父亲的手，喊叫着“阿姨”。我父亲那时候总是低着头，拉着我快速走过去。起初那位姑娘还会对我微笑，后来她就装着没有看见我们，没有听见我的叫声。三年以后，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大十多岁的解放军连长，去了遥远的北方做随军家属。
父亲从此心无杂念养育我成长，我是他的一切，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度过了经历时漫长回忆时短暂的生活。他在墙上记录我的成长，每隔半年让我贴墙而立，用铅笔在我头顶画出一条一条的横线。我初中时个子长得很快，他看着墙上的横线的间距越来越宽，就会露出由衷的笑容。
我高一时已经和父亲差不多高了，我经常微笑地向父亲招招手，他嘿嘿笑着走到我身旁，我挺直身体与他比起身高。我的这个举动持续到高三，我越来越高，父亲越来越矮，我清晰地看见他头顶的丝丝白发，然后注意到他满脸的皱纹，我父亲过于操劳后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了十岁。
那时候我父亲不再是扳道工，人工道叉已被电动道岔取代，铁路自动化了。我父亲改行做了站务员，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这份新的工作。我父亲喜欢有责任的工作，他做扳道工的时候全神贯注，如果道叉扳错了会出重大事故。做了站务员以后一下子轻松很多，没有什么责任的工作让他时常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
小屋渐渐远去，两条飘扬而去的铁轨也没有回来。我仍然在自己的踪迹里流连忘返，我感到累了，坐在一块石头上。我的身体像是一棵安静的树，我的记忆在那个离去的世界里马拉松似的慢慢奔跑。
我父亲省吃俭用供我从小学念到大学，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是温暖美好。直到有一天我的生母千里迢迢来寻找我，平静的生活才被打破。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四年级，我的生母沿着铁路线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寻找过来。其实四十一年前她就找过我，当时她在火车上苏醒过来后，火车已经驶出将近两百公里，她只记得是在火车出站时生下了我，可是出了哪个车站她完全没有印象，她托人在经过的三个车站寻找过我，没有发现我的一丝迹象。她曾经以为我被火车碾死了，或者饿死在铁轨上，或者被一条野狗叼走，她为此哭得伤心欲绝。此后她放弃了对我的寻找，但是心里始终残存着希望，希望有一个好心人发现收养了我，把我抚养长大。她五十五岁那年退休后，决定自己到南方来找我，如果这次再没有找到我，她可能真正死心了。我们这里的电视和报纸配合她的寻找，我的离奇出生实在是一个好故事，电视报纸渲染了我的出生故事，有一家报纸的标题称我是“火车生下的孩子”。
我在报纸上看到生母流泪的照片，又在电视里看到她流泪的讲述，那时我预感她寻找的孩子就是我，因为她说出的年月日就是我出生的这一天，可是我心里波澜不惊，好像这是别人的事情，我竟然有兴趣比较起她在报纸照片上流泪和电视画面里流泪的区别，照片上的眼泪是固定的，粘贴在她的脸颊上，而电视里的眼泪是动态的，流到她的嘴角。我与名叫杨金彪的父亲相依为命二十二年，我习惯的母亲是李月珍这个母亲，突然另一个母亲陌生地出现了，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父亲在报纸上和电视里仔细看了她对当时情形的讲述，认定我就是她寻找的儿子。他根据报纸上提供的信息，知道她住在哪家宾馆，这天早晨他走到火车站的办公室，给她所住的宾馆打了一个电话，很顺利接通了，两个人在电话里核对了所有的细节后，我父亲听到她的哭泣，我父亲也流泪了，两个人用呜咽的声音在电话里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她不断询问我，我父亲不断回答，然后约好下午的时候在她所住的宾馆见面。我父亲回来后激动地对我说：
“你妈妈来找你了。”
他把银行存折里的三千元取了出来，这是他全部的积蓄，拉上我去了我们这个城市刚刚开业的也是规模最大的购物中心，准备给我买上一套名牌西装。他认为我应该穿得像电视里的明星那样，体面地去见我的生母，让我的生母觉得，二十二年来他没有虐待我。我父亲在这个城市生活很多年，可是基本上没有离开火车站的区域，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气派的六层购物中心，眼睛东张西望，嘴里喃喃自语说着富丽堂皇，富丽堂皇啊。
购物中心的一层是各类品牌的化妆品，他使劲呼吸着，对我说：“这里的空气都这么香。”
他走到一个化妆品柜台前询问一位小姐：“名牌西装在几楼？”
“二楼。”小姐回答。
他意气风发地拉着我跨上手扶电梯，仿佛他腰缠万贯，我们来到二层，迎面就是一个著名的外国品牌店，他走过去首先看了看挂在入口处的几排领带的价格，他有些吃惊，对我说：
“一根领带要两百八十元。”
“爸爸，”我说，“你看错了，是两千八百元。”
我父亲脸上的神色不是吃惊，是忧伤了。他囊中羞涩，木然地站在那里。此前的日子里，虽然生活清贫，因为省吃俭用，他始终有着丰衣足食的错觉，那一刻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贫穷。他不敢走进这家外国名牌店，自卑地问走过来的导购小姐：
“哪里有便宜的西装？”
“四楼。”
他低垂着头走向通往上层的手扶电梯，站在上升的电梯上时，我听到他的叹息声，他低声说当初我要是没有从火车里掉出来就好了，这样我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他从报纸和电视上知道我生母是享受副处级待遇退休的，我的生父仍然在处长的岗位上。其实我的生父只是北方那座城市里的一名小官员而已，但是在他心目中却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物。
四楼都是国内品牌的男装，他为我购买了西装、衬衣、领带和皮鞋，只花去了两千六百元，比一根外国领带还便宜了两百元。他看到我西装革履的神气模样后，刚才忧伤的神色一扫而光，丰衣足食的错觉又回来了，他意气风发地站在缓缓下降的手扶电梯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二层广告上一个西装革履的外国男子，说我穿上西装后比广告里的那个外国人更有风度，然后他感叹起来，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这天下午两点的时候，他穿上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我西装革履，我们来到我生母住宿的那家三星级宾馆。我父亲走到前台询问，前台的姑娘说我生母上午就出去了，一直没有回来，可能去电视台了。前台的姑娘显然知道我生母的故事，她看了我一眼，她不知道我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我们就在门厅的沙发上坐下来等候我的生母，这张棕色的沙发开始黑乎乎了，坐过的人太多，已经坐出了很多的油腻。我正襟危坐，担心弄皱我的西装，我父亲也是正襟危坐，也担心弄皱他的崭新制服。
没过多久，一个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朝我们这里看了一眼，我们认出了她，立刻站起来，她注意到我们，站住脚盯着我看。这时候前台的姑娘告诉她有人在等她，这位姑娘的左手指向我们。她知道我们是谁了，虽然她和我父亲约好的时间是下午，可是她等不及了，上午就去火车站找了我父亲，那时候我们正在购物中心，她没有找到我们，她见到了郝强生，郝强生详细告诉她，杨金彪是怎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