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告诉我的后代，1966年的冬天，正在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我，在教学大楼后面的数学教研室里的昏暗灯光下，和龚慎思（后来才知道是许建立同学的姐姐）、王少华学姐双手沾满油墨，一张一张印刷着革命传单，这是当时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的我，每天乐此不疲的“ 功课”和“ 作业”；1967年复课闹革命期间，如果不是林雪娥老师及时的止喝，我可能会将更多的石块扔向那些当众说我是四类分子儿子的同班女同学；过了若干年，在我下乡所在的象洞公社的圩场上，如果不是同班同学，同一个大队插队的杨毓棋同学拼死拉住我的手臂，我手中的砍柴刀可能早就劈向那个在大庭广众斥骂我是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的农民；如果不是这种原罪的铁镣，我也不至于在武平农村一呆就是八年，也不至于在病退回城之后，到处扛石头打小工，清下水道淤泥度日，或者利用周末晚上，在厦大大礼堂和厦门市任何一家电影院，骑着自行车来回狂奔，赚取微薄的津贴“ 聊补无米之炊”；这次庄振典兄告诉我，我所在的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已经逝世，逝世前，最让罗胜男牵挂的是，当年所在公社党委，曾经要求罗胜男就近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因为他们是“ 黑七类”子女，让罗胜男生前最感到困惑的是，庄振典和杨锦麟是他所了解的知识青年中，各方面表现最好者，为什么要被暗中监视呢，为什么争取政治上的进步，还要有加倍的付出呢？罗胜男临终前并没有对家人交待太多的后事，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必须将当年自己受命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这件事想方设法告诉他们，他在临终前还想着我，而我却拒绝像其他下乡知青农友那样眷恋那一片红土壤，“ 近乡情怯”在这里只能有负面的解读，甚至不敢试作解读。虽然我时至今日做梦还能梦见当年的梯田和无数道田坎弯弯……
还有很多不堪回首，一旦蓦然回首就会有伤痛不已的记忆……
学校一分为二，同学一分为二，老师一分为二，还有很多被撕裂的故事和被撕裂的伤口，为了争取进步争取表现，作为“ 黑七类”的儿子，我也就是那时，在幼小心灵里埋下对原罪的朦胧解读和希望最终可以脱胎换骨的赎罪基因。尽早赎罪是为了尽早站在革命的队伍中，去爬山涉水，去脱胎换骨，希望在一场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献身，是当年自己经常做的梦；这个荒唐的梦境终究没有机会实现，但一纸初中毕业证书和一只橡胶皮制作的“ 草鞋”，一套《毛泽东选集》，一声足以掩盖梧村火车站站台上空不断哭声的汽笛声，那一声长长的汽笛，是如此的悠扬，如此的浑厚，如此的无法掩饰的忧伤，“ 反革命分子”的父亲是没有资格参与送行的，只有妈妈在月台上泪水盈盈地看着我，那一张挂满泪水的脸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的我兴冲冲地登上了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的征途，却不知道此情此景就叫做生离死别。就这样告别了母校，走上了人生旅程新的路途，这段路足足走了整整的八年……
之后和母校的邂逅，是在返城之后参加当年的高考，时在1978年、1979年间，我还在街道办事处打一份散工，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生物楼听生物老师吴瑞雪的辅导课，教室里人头攒动，几乎看不到老师，但能够再度听到老师在讲解解剖青蛙的道理，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满足；王若畏老师的地理复习课，我也听了几堂，施淑敏老师已经不在双十任教，我是在七中上她的历史高考复习课，但也可以算是和双十的链接；参加高考前的自我复习多半是在清晨时分，从家里跑步到大操场边的树下，开始紧张复习的一天，陈光验老师每每路过，总是给我一个鼓励加油的眼神；当年高考的教室也是在母校，但那时没有机会回到和平楼，而是在建设楼二楼初二五班的教室里，这大概是和母校最后的一次缘分的链接。正式参加高考的当天，是在团结楼前操场上最后的召集，记忆最深的是巫日辰老师惊奇相对的目光，一个只读了不到一年初中，继而荒废足足十年光阴的人，能考上大学吗？坦白说，我自己当时也缺乏信心，但最终的峰回路转，终于实现了“ 我要读书”的梦想。
我也要坦然地告诉我的后代，我已经找不到我的初中毕业文凭。说到那少得可怜的知识，更是难于启口，虽然当年参加高考的历史、政治考试分数在厦门算是“ 数一数二”的，语文和地理也还说得过去，但数学分数考得很抱歉，只获得十一分，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这个十一分告诉萨珍老师，至于英文更是一片空白，所幸当年的英文考试分数只做参考，否则我更没有资格进入厦门大学；直到进入厦大历史系就读时，已经在厦大生物系就读的庄阳同学每天傍晚到我的宿舍辅导我的英文，从ABC开始，这真是一个啼笑皆非的重头来过，值得感念和感悟的其实是英年早逝的庄阳同学。永远记得那一天，杨毓棋、陈动、龚元同学和我一齐将从福州运回来的庄阳同学冰冷的身体抬进殡葬所的情景……感悟双十，包涵了感悟那些过早离开人世间的同窗学友的浓浓思念之情……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4）
我们没有资格为双十的那一段历史见证，因为我们那时很年轻，太幼稚，无法分辨是非善恶，只有盲从和狂热，只有不知疲倦的斗私批修，只有对未来前途的茫然，只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快乐，只有莫名其妙的气壮山河，只有一股现在想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的激情……
未曾参加九十年代末期以及新世纪之初双十老三届多次组织的大型返校聚会。但事后听闻，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在见到备受磨难依然健在的萨珍老师时，当众深深地向萨老师鞠了一个躬，希望萨珍老师原谅学生当年的愚蠢和卤莽，做出了让老师伤心的事，这种坦诚感动了萨珍老师，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同学。
我们在感悟双十的同时，其实也应该学习和提倡那位同学的坦诚和萨珍老师的胸襟和境界。双十的岁月，只是人生旅程的一级小小的台阶；未能感悟双十，只有感怀，最值得感悟和感怀的，或者是最不堪回首的那一段被颠倒的双十历史；不堪回首的历史以及曾经发生的种种不幸，值得我们深思、反思甚至忏悔和痛责。
借助这个难得的机会，谨向在那个荒唐岁月里，所有被有意无意伤害、污辱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深深的歉意，无论这种伤害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向那个荒唐年代里因为种种历史因果而葬送自己生命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深深的哀悼，无论他们是不幸在武斗中丧生的，还是在不堪忍受非人的私刑之下，走上不归的绝路，抑或是种种诱因之下精神崩溃的……
借助这个难得的版面，向所有关心和关切我成长，并在人生最灰暗的日子里，向我伸出有力的双手，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同学、师长、知青农友们致谢。许多曾经在人生不同阶段帮助过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多半是双十中学不同年级的校友，也有不少是同时代的不同中学的朋友们，未必都是双十的校友，但都付出了难能可贵的真诚。
感悟双十不能忘了不应该忘记的往事。
当年乳臭未干但当下已年过半百的我，其实不应该再有不堪回首的伤感，不应该再有粉饰历史阴霾的胆怯。传统的政治说教告诉我们，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坦白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不再记忆，宁愿选择被附加了背叛惯性政治价值的忘却，让我们的记忆，经过这样的忏悔和反思之后，心灵深处再也没有潜伏这些不愉快经历的阴暗角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安详和宁静，以及几乎被淡忘的宽容。宽容得像李永裕校长一样，像萨珍老师一样，像永远年轻的彭一万老师一样，像至今依然保持古道热肠心境，为了双十校友总会事务到处奔走的庄振典大哥一样，像热心公益，关心母校，仗义疏财却又谦虚低调不事张扬的陈成秀学长和王少华学姐一样，像潘世墨、潘世平、潘世建三位学长一样，像龚麟学长一样，像吴德丰学长一样，像郑启伍和徐学学兄一样，像所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双十校友，向川流不息的鹭江之外的浩瀚大海一样……
感悟双十，忆及双十校训、校风的精髓，不是人到中年才油然而生的依依不舍，不是短暂的校友聚会，不是永远铭记仇恨，永远抱怀猜忌，永远躲闪历史阴霾，或者在时隔多年之后，不期而遇时的尴尬笑容，而是积极进取，一切向前看，迎接明天，面向未来，彼此扶持，相互理解，和而不同，宽容相处。双十精神不仅要有催人上进的内涵，更需要宽容、宽恕、大度、大爱、感恩，如此这般的感悟双十，才能够绵延不绝，直至永远……
当我们不再年轻，当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成长，尤其是当我们的共和国土壤里，至今仍残存着或多或少的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冲动元素，残留着无意彻底反思极左路线给整整一代人带来的精神无法磨灭的摧残，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后代，那一段荒唐的历史不可以重演，这种历史的重负，可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承受，但绝不应该让我们的后代再在这种历史的倒退中受到惊吓和震撼。
行笔至此，深感实在有必要在双十校园矗立的老三届知青集资兴建的纪念亭里，再竖立一块石碑，石碑上即使不方便写上“ 忏悔”，也应该有机会用如椽大笔，书写上两个红的大字——“ 反思”。
张开我们的双手，是十根指头；两位校友的双手，是“ 双十”的连扣；无数校友的双手连环，就是无数个“ 双十”；在追寻早已逝去岁月的酸楚、伤痛的同时，我们还要感到庆幸，庆幸恶梦已经逝去，祈祝共和国的未来，永远不会再重演那一场人间的悲恸；没有感悟只有感怀，感悟或者感怀双十，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是为了让双十精神能够在新世纪注入更多的感恩和宽容……
备注：文中所提及的人物，均是作者中学以及下乡期间的同学、老师的姓名，他们多半还健在，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和凤凰有缘
和凤凰有缘，与凤凰结缘
杨锦麟
和凤凰有缘，或许是一种冥冥中注定的人生邂逅和命运的安排。
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间的台海危机前后，开始应邀前往刚刚诞生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客串若干新闻评论节目，记得一次是接受董嘉耀的专访，一次是上了陈鲁豫的新闻评论节目，一次则是和曹景行兄一起，参加窦文涛筹备的“ 锵锵三人行”的试镜，还有一次在自家楼下接受过吕丘露薇的访问，这种偶然的新闻链接，构成了记忆中的凤凰片断，再以后曹景行的《时事开讲》正式开张了，好朋友的场子一定是要捧的，于是乎也就有了断断续续应邀参与《时事开讲》节目的机会，这大概就是和凤凰卫视有缘的开始。
《时事开讲》一周年，凤凰老板刘长乐和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副台长钟大年设宴酬谢几位客串《时事开讲》嘉宾，那一晚，喝的是五粮液，吃的是辛辣的川菜，宾主尽欢，记得最清楚的是刘老板的一句话，《时事开讲》是一个新的尝试，值得继续努力，也因为投入少、成本低；也记得当时借助酒力“ 海侃”了一句，有需要且可以尽力的话一定尽力而为。此后不久，由于某种缘故，我主动“ 封杀”了自己半年。在这段时间里真的婉谢了多次客串的邀请。估计也就是半年之后，曹景行、董嘉耀在北京高校演讲时，有学生询问，那个姓杨的胖老头哪去了，是不是他的言论违背了贵台的立场和尺度呢。据说凤凰网站BBS论坛上，还有许多网友充满丰富想象力的解释。
曹景行和董嘉耀返港后多次邀请我重归“ 客串”行列。于是乎，和凤凰卫视又有了新的链接，乃至参与2000年台湾“ 大选”现场评论、陈水扁五二○就职演说现场评论。《时事开讲》之后，凤凰资讯台开播，继而“ 客串”《新闻今日谈》、“ 客串”《三剑客》，“ 客串”参与撰写《新路——香港回归五周年》五集电视政论剧，在不断的“ 客串”中，终于在水到渠成之后，出现了与凤凰结缘的际遇，在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的应运而生，凤凰老板刘长乐和王纪言先生不拘一格的创意，使得年过半百的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言论平台。
大陆著名的电视节目策划人、主持人阿忆曾撰文指出，在遴选主持人的工作上，香港凤凰卫视做得比较出色。当它发现某某大致是块好料，立即毫不犹豫地推上前台，由着他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最后再下定论是否适合，是否继续。充满创意和新意的大陆电视界新进、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刘春也说过，凤凰卫视高层往往具有“ 化腐朽为神奇”的横溢才华。窃以为，我这种“ 变音国语”、臃肿身材、平凡长相、半百年纪的形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由着他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就此而论，刘长乐、王纪言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再一次“ 伯乐相逢”。这的确是我的幸运。也正是因为这种幸运，使得我对凤凰卫视以及他的充满创意、锐意进取充满感激和感恩心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 大致合适”者辈，是否在今后的岁月里，还能够继续在电视荧屏上寻找我人生的新奶酪，但我实在是太愿意牢牢把握这次机会，在尽献言责的同时，为凤凰卫视构建世界华人电子媒体的理想和愿景，继续尽献绵薄之力。
平生第一次冒冒失失走上电视，既没有对观众有一个起码能够交待的容貌和仪态，也没有任何奇异和贵重的脑袋（阿忆语），摸石头过河也罢，